“求同存异”让中医丢了自己
“求同存异”是中医学在西医知识冲击下，采取的一项求生存与发展的策略。经过几十年的运用，“求同存异”为中医学找到了许多可以融合进西医理论体系的依据，有一定的成就。但是，其负面的影响也是相当明显的，最主要的是“求同存异”在理论上有利于中西医结合，有利于发展统一的新医学，而不利于发扬中医特色，难于发展中医学术。
王清任开始的《医林改错》，是一个错误的研究方向，因为这个以脏腑解剖实证为标准的研究方法，是中医学在发展的早期就已经废弃了的方法。《内经》在理论体系建立的过程中，舍弃了具体脏器的进一步深入细致的解剖研究，走向了“虚拟化”研究的道路。在气、阴阳、五行学说指导下，建立了一整套理论模型。中医的脏腑理论，逐渐演化成藏象学说。中医的藏象学说，与原始的金木水火土“五材”演化成“五行学说”一样，“藏象”重在“象”而不在“脏”，“五行”重在“行”而不在“五”。他们强调的都是“人与天地相参”的关系论和普遍联系，而不是物质实体的形质结构。
汇通学派也是以解剖实证为准则，汇通中医与西医知识，结果把中医的固有名词，一律等同于西医的解剖概念，使中医失去了对于脏腑的解释权，陷于“脏腑不明，逻辑混乱”的尴尬境地。西医无偿地占有了中医的脏腑概念，中医只好另找解释，艰难地走上“科学化”的道路，也就是“废医存药”的道路。余云岫说：“中医理论陈腐玄虚，经验偶合幸中”，使中医坐实了“不科学”的罪名。改造中医由此而大行其道，推行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解剖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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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的标准，也是以西医的认识为准则的。所谓“辨证与辨病相结合”，往往是先辨病，西医的诊断确定之后，再划分证型，而且一旦划分了证型，就不允许再发生调整，不允许“随证治之”了。因为，一开始“辨证与辨病相结合”的时候，其出发点，或者其前提就是认为中医的证“缺乏客观依据”，或者“辨证太灵活”，“不可重复”。因此，才需要用西医的病进行规范，把证隶属于病，也就“捆住了中医的活法巧治”，就可以大面积推广某一治疗经验，或者找出来“对病真方”、“验方”。然而，经过几十年的实践检验，这种研究思路限制了中医的发展，造成了中医学术走向“简单化”、“机械化”、“庸俗化”，“对号入座”式的辨病与辨证相结合，背离了“辨证论治”的中医特色。
由“求同存异”转向“求异存同”，既是中医学科所以能够自立的依据，也是发展中医学术的一个策略。
中医的病名，尽管大部分不是病理病灶，而是症状和体征，但是，症状体征后边的决定因素往往不是病理病灶，而是复杂的微观变化，是极为细微的分子机制在起作用。比如，一个肿瘤患者，或者冠心病、肺心病、肝硬化、慢性肾炎患者，在不同的时间里，其证候表现是不一样的，他(她)的病灶不可能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也不可能一会儿大，一会儿小。当然，不同的患者，其证候更不相同。这种不同患者或同一个患者不同时间其证候表现不一样的背后，就是复杂微观变化不断调整的结果，是一个完全随机、即时变化的过程。
, 百拇医药
西医说的病理病灶是怎样形成的？也是无数微观变化逐渐产生的。从发生学的角度看，病理病灶是机体生命过程之中逐渐积累的，从无到有是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在形成可以诊断的病灶之前，机体往往发生了长久的微观变化，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和调整，因此才形成了病灶。在形成病灶的漫长过程之中，往往会产生或轻或重的证候，中医治疗就可以纠正复杂微观变化，消除证候，这也是中医能够“治疗未病”的理论依据。产生病灶之后，机体复杂的微观变化并没有停止，证候就是其不平衡协调的标志。因此，调整机体的机能状态，消除证候就利于机体生理状态的恢复，有利于消除病灶，有利于恢复和维护健康。
病理病灶和证候分别反映疾病本质，病理病灶反映的是过去积累的微观变化，而证候反映的是当下微观变化的综合，是机体当时所处的机能状态的外在表现。
人体是一个自组织的有机体，也是一个高度进化了的特例，是其他生物所不能比拟的。其最显著的差异，就是“人固有自知之明”，或者叫“人贵有自知之明”。人体不但可以不间断地检测着自己的健康状态，其所形成的判断、概念与交流能力，也是其他动物无法模拟的。动物药理实验，所关注的不良影响，往往是肝肾损伤、造血功能抑制、半数致死量等极为严重的后果，而人体感觉所能察知的乏力、头晕、胸闷、恶心、腹胀、气短、心悸、郁闷、烦躁、冷热等细微变化，在动物实验阶段是难于模拟的。因此，必须再做临床分期试验，再筛选淘汰。我们知道，去一个肺，摘一个肾，切除大半个肝脏，它们的功能还可以是正常的，因此，动物实验的肝肾损伤、造血功能抑制，是一个不容小看的毒副作用。许多西药是要长年累月地服用的，因此，增加了对于有机体生理干扰的可能性。中草药随着辨证论治的变化，随着方药组成的不断调整，一般不会形成滴水穿石那样的长期累积作用，毒副作用也会随之而有所减少。
, 百拇医药
中医紧紧依靠的患者的感觉，不是简单的、表面的东西，而是有着深刻内涵的自组织的丰富信号。中医改变这些信号的过程，就是通过人体自我调节进行重新整合的过程。如果进行分子层面的表述，那将是十分复杂的过程。中医学只不过进行了高度概括，是一个十分智慧化的处理方法。也就是依靠人体自组织、自演化、自调节、自修复的能力，进行宏观调控的方法。而不是简单的依靠外因，进行针对机体的对抗、代替、切除的方法。
中医的治疗，不是分析化学的方法所能指导的。中医运用方剂治疗疾病，是多元并存、整体效应，而不是单一化学成分、单一靶点的分析效应。在中医理论的指导下，中药、针灸、按摩、气功、食疗完全可以组合起来，共同发挥效应，互相取长补短，而不是互相干扰。
总之，“求同存异”使中医丢了自己，走向了西化。实践证明，解剖实证、物理、化学方法，不能纳入中医体系，依靠它们也未能发展中医学术。
“求异存同”使中医学脱离西医疾病观的束缚，超越还原论的实证分析方法的局限，走向系统科学、复杂性科学，丰富和发展中医学，促使中医与时俱进。, 百拇医药(曹东义 河北省中医药研究院)
王清任开始的《医林改错》，是一个错误的研究方向，因为这个以脏腑解剖实证为标准的研究方法，是中医学在发展的早期就已经废弃了的方法。《内经》在理论体系建立的过程中，舍弃了具体脏器的进一步深入细致的解剖研究，走向了“虚拟化”研究的道路。在气、阴阳、五行学说指导下，建立了一整套理论模型。中医的脏腑理论，逐渐演化成藏象学说。中医的藏象学说，与原始的金木水火土“五材”演化成“五行学说”一样，“藏象”重在“象”而不在“脏”，“五行”重在“行”而不在“五”。他们强调的都是“人与天地相参”的关系论和普遍联系，而不是物质实体的形质结构。
汇通学派也是以解剖实证为准则，汇通中医与西医知识，结果把中医的固有名词，一律等同于西医的解剖概念，使中医失去了对于脏腑的解释权，陷于“脏腑不明，逻辑混乱”的尴尬境地。西医无偿地占有了中医的脏腑概念，中医只好另找解释，艰难地走上“科学化”的道路，也就是“废医存药”的道路。余云岫说：“中医理论陈腐玄虚，经验偶合幸中”，使中医坐实了“不科学”的罪名。改造中医由此而大行其道，推行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解剖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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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的标准，也是以西医的认识为准则的。所谓“辨证与辨病相结合”，往往是先辨病，西医的诊断确定之后，再划分证型，而且一旦划分了证型，就不允许再发生调整，不允许“随证治之”了。因为，一开始“辨证与辨病相结合”的时候，其出发点，或者其前提就是认为中医的证“缺乏客观依据”，或者“辨证太灵活”，“不可重复”。因此，才需要用西医的病进行规范，把证隶属于病，也就“捆住了中医的活法巧治”，就可以大面积推广某一治疗经验，或者找出来“对病真方”、“验方”。然而，经过几十年的实践检验，这种研究思路限制了中医的发展，造成了中医学术走向“简单化”、“机械化”、“庸俗化”，“对号入座”式的辨病与辨证相结合，背离了“辨证论治”的中医特色。
由“求同存异”转向“求异存同”，既是中医学科所以能够自立的依据，也是发展中医学术的一个策略。
中医的病名，尽管大部分不是病理病灶，而是症状和体征，但是，症状体征后边的决定因素往往不是病理病灶，而是复杂的微观变化，是极为细微的分子机制在起作用。比如，一个肿瘤患者，或者冠心病、肺心病、肝硬化、慢性肾炎患者，在不同的时间里，其证候表现是不一样的，他(她)的病灶不可能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也不可能一会儿大，一会儿小。当然，不同的患者，其证候更不相同。这种不同患者或同一个患者不同时间其证候表现不一样的背后，就是复杂微观变化不断调整的结果，是一个完全随机、即时变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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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医说的病理病灶是怎样形成的？也是无数微观变化逐渐产生的。从发生学的角度看，病理病灶是机体生命过程之中逐渐积累的，从无到有是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在形成可以诊断的病灶之前，机体往往发生了长久的微观变化，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和调整，因此才形成了病灶。在形成病灶的漫长过程之中，往往会产生或轻或重的证候，中医治疗就可以纠正复杂微观变化，消除证候，这也是中医能够“治疗未病”的理论依据。产生病灶之后，机体复杂的微观变化并没有停止，证候就是其不平衡协调的标志。因此，调整机体的机能状态，消除证候就利于机体生理状态的恢复，有利于消除病灶，有利于恢复和维护健康。
病理病灶和证候分别反映疾病本质，病理病灶反映的是过去积累的微观变化，而证候反映的是当下微观变化的综合，是机体当时所处的机能状态的外在表现。
人体是一个自组织的有机体，也是一个高度进化了的特例，是其他生物所不能比拟的。其最显著的差异，就是“人固有自知之明”，或者叫“人贵有自知之明”。人体不但可以不间断地检测着自己的健康状态，其所形成的判断、概念与交流能力，也是其他动物无法模拟的。动物药理实验，所关注的不良影响，往往是肝肾损伤、造血功能抑制、半数致死量等极为严重的后果，而人体感觉所能察知的乏力、头晕、胸闷、恶心、腹胀、气短、心悸、郁闷、烦躁、冷热等细微变化，在动物实验阶段是难于模拟的。因此，必须再做临床分期试验，再筛选淘汰。我们知道，去一个肺，摘一个肾，切除大半个肝脏，它们的功能还可以是正常的，因此，动物实验的肝肾损伤、造血功能抑制，是一个不容小看的毒副作用。许多西药是要长年累月地服用的，因此，增加了对于有机体生理干扰的可能性。中草药随着辨证论治的变化，随着方药组成的不断调整，一般不会形成滴水穿石那样的长期累积作用，毒副作用也会随之而有所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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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紧紧依靠的患者的感觉，不是简单的、表面的东西，而是有着深刻内涵的自组织的丰富信号。中医改变这些信号的过程，就是通过人体自我调节进行重新整合的过程。如果进行分子层面的表述，那将是十分复杂的过程。中医学只不过进行了高度概括，是一个十分智慧化的处理方法。也就是依靠人体自组织、自演化、自调节、自修复的能力，进行宏观调控的方法。而不是简单的依靠外因，进行针对机体的对抗、代替、切除的方法。
中医的治疗，不是分析化学的方法所能指导的。中医运用方剂治疗疾病，是多元并存、整体效应，而不是单一化学成分、单一靶点的分析效应。在中医理论的指导下，中药、针灸、按摩、气功、食疗完全可以组合起来，共同发挥效应，互相取长补短，而不是互相干扰。
总之，“求同存异”使中医丢了自己，走向了西化。实践证明，解剖实证、物理、化学方法，不能纳入中医体系，依靠它们也未能发展中医学术。
“求异存同”使中医学脱离西医疾病观的束缚，超越还原论的实证分析方法的局限，走向系统科学、复杂性科学，丰富和发展中医学，促使中医与时俱进。, 百拇医药(曹东义 河北省中医药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