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医科学院召开专家座谈会 落实吴仪讲话精神 为中医药发展建言
编者按：新年伊始，吴仪副总理在全国中医药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对中医药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讲话高瞻远瞩，求真务实，内涵丰富，鼓舞人心，在中医药界引起热烈反响。2月12日，中国中医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召开专家座谈会，十几位中医药学术“大腕”从各自的工作实践出发，结合学习贯彻吴仪副总理的讲话精神，就中医药科技、教育、医疗、产业等领域问题发表了精彩意见和建议。本报特摘要发表部分专家的发言。
王永炎(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名誉院长、首席研究员)：
在十七大的前夕，吴仪副总理在全国中医药工作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关键是落实，这就涉及到主体性和贡献度两个方面的问题。目前正在搞中医药的立法，400多人提了14个议案，然而进展缓慢。主要问题有两个，一是执法主体不健全，到地级市就找不到管中医的人了，是“高位截瘫”；二是医师制度，中西医双重诊断必然要西药打头阵、中药做陪衬。从贡献度的角度看，中医药事业在萎缩，服务总量降低，尤其是在陕甘宁青新和东部崛起地区，过去中医很火的地方现在没有中医了。虽然有诸多问题，但重点恐怕还是人才的理念和知识结构的问题。
, 百拇医药
现在中央领导提出“上工治未病”的问题，这是一个大领域、大项目，要提高我们的认识，应该着眼于启动顶层设计了，这就需要相应的人才。此外，中医评价体系的瓶颈问题必须解决，尽管难度极大，但却是我们国家队必须要做的事情。
曹洪欣(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教授)：
为落实吴仪副总理的讲话精神，我院于1月中旬召开院务会，研究决定把落实吴仪副总理讲话精神和我院2007年的重点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特别是推进科技体制改革，推进体现中医科学院自我选题、自主创新的科学研究机制，推进体现中医药特色和中医药继承创新有机结合的岐黄、仲景、时珍三大工程，推进中医优势病种临床研究、古医籍抢救工程和中医药国际合作项目等，同时也就“治未病”研究切入点与平台建设进行了专题研究。
“治未病”是中医药的优势领域，其理论与实践对提高生活质量、预防疾病发生、控制疾病传变与防止疾病复发具有重要作用。根据吴仪副总理的指示，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治未病”的研究工作，不断拓宽研究领域，积极提高防病治病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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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荣(中国中医科学院党委书记)：
全国中医药工作会议之后，我们中医科学院的领导班子对吴仪副总理的讲话精神进行了传达学习。王国强副部长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直属机关2007年党的工作会议上强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把学习贯彻吴仪副总理的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头等大事来抓。我们一定要按照王国强副部长的要求，结合我们担负的任务和实际情况扎扎实实地学习贯彻好吴仪副总理的讲话。首先要统一各级领导班子的思想，把学习吴仪副总理的讲话作为今年党委中心组学习的重要内容来安排，适时举办学习吴仪副总理讲话专题培训班，切实增强忧患意识和政治鉴别能力；其次要结合我院“十一五”与中长期发展规划，在2007年扎扎实实地抓几件事情，以推进中医药继承和发展的实际行动贯彻落实好吴仪副总理的讲话，这是至关重要的。
李连达(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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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仪副总理的讲话，对包括我们多年争论不休的问题都讲得非常透彻。我们首先要认真学习，吃透精神，防止断章取义，各取所需。其次要注重落实，吴仪副总理的讲话落实起来难度很大。
目前西医界的科研具有“四多一少”的特点，即项目多、钱多、文章多、成果多；一少就是解决的问题非常少。我们中医要防止这种现象，目前中医科研工作中也有这种苗头。我们的全部研究工作一定要从实际出发，为临床服务。
对老专家不可六十岁“一刀切”。医学是晚熟人才，到了六十岁刚刚是一个成熟的中医大夫，刚成熟了就退休了，这个严格地讲不合理。目前有些政策对老专家是尊重有余使用不够。我们这些老知识分子，对生活上的照顾并不是看得那么重，我们最看重的是工作条件。要有起码的工作条件，要能充分发挥我们的作用。
目前情况下，我院不妨自筹一笔科研经费，根据我院的特点实力，组织成几个大兵团，集中精力搞几个大课题。出一些有分量的科研成果，真正起到国家队的作用，在全国起到带头示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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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维衡(中国针灸学会会长、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
吴仪副总理就中医药的发展讲了4个方面的问题，我在继承的问题上感触最深。我觉得，中国中医科学院在这方面有我们自己的优势，有搞医史文献的专家，我们还掌握着大量的古今的资料。古人在文献中提出的一些问题，到今天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说明和解决，需要深入进行研究。第二，吴仪副总理也提到要挖掘一些民间的特殊疗法，我们科学院应该起到孵化器的作用，把挖掘出来的特殊疗法推广起来，中国中医科学院应该有这样一个部门来承担这方面的工作。
晁恩祥(中日友好医院主任医师)：
落实吴仪副总理的讲话精神，我考虑有这样几个问题。第一是政策问题。中国中医科学院能否成立一个政策研究机构，参与到中医政策、法规的制定中去，争取中医药发展的最大空间。比如中药材，国家药监局、农业部、商业部都在管，却没有主管部门。第二是中医药多年来取得了不少成绩，可为什么还面临凋零呢？要做出正确解释，就有必要把问题好好捋一捋，谁来捋？也需要有权威性的研究机构。第三，中医在整体学术发展方面还存在问题，应正确引导。面对当前的科研体制，中国中医科学院应该有一部分经费资助自主选题的课题，这样更有利于中医药学术的发展。我觉得，必须解决中医科研方法问题，不能老拿西医的科研方法来说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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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树椿(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
学习贯彻吴仪副总理的讲话精神，我认为最关键的有两点。其一是中医特色问题。具体到骨伤科，王国强副部长提到要发挥针灸骨伤在国际国内的优势和领先地位，针灸骨伤是中医很重要的特色。中医院不姓“中”，很大程度上是政策问题，其中的关键就在于对中医医疗的收费定价过低，这样极其不利于中医院的发展。我们目前是全力以赴地搞行业标准建设，并得到了国内各位专家们的支持。
第二是人才问题。要论人才和资源，我们首都是最强的。我院在全国来讲，人才优势明显，必须尽快加强我们的学科队伍建设，凡是有关人才问题、梯队问题，都要得到各级领导的重视。
王孝涛(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研究员)：
吴仪副总理的讲话充分体现了医药并重、协调发展的精神。其中讲到要着重从确有疗效的院内制剂开发中药新药，着重对名优中成药的二次开发，着重挖掘和传承中医药传统技术。中央首长如此明确地对中医药工作发出指示，我还是第一次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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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有关中药饮片处方有几个问题说不清。实际是处方调剂的问题，譬如葛根，粉葛的葛根素只有0.3，野葛中葛根素2.4，是粉葛药效的8倍。类似的问题在金钱草、地丁等中药材中都存在。开出了处方，给你什么药是否知道？这样的差异临床医生及研究者是否都清楚？这就涉及到标准的问题，建议中医临床科研用药的标准要很好地抓一下，否则不仅影响科研结果，更为严重的是必然会影响疗效。再如机器煎药的问题，韩国进口的一次性煎药机，与传统的先煎后下两次煎药有没有什么区别？用这样的机器煎药质量如何？说不清。应该进行专门的研究，制定一个标准。
李经纬(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研究员)：
我觉得我们的科研工作人员不如上世纪50年代那么投入了，过于浮躁。我院的岐黄工程、仲景工程、时珍工程只有落到实处，才能取得应有成就。首先，建议我院要借吴仪副总理三次讲话的东风，切实地抓好临床研究包括各个研究室的研究工作，看看课题组长是不是真正投入了，我建议做一些强制性的规定，以有效地刹住这股浮躁风。其次，是我们要善于向古人学习。几千年来他们的研究方法，必然有我们今天可以且应当借鉴之处。不妨做这样一个课题，把二千年中医发展的历史经验做一个系统总结，这样可以丰富我们的思维方法和研究方法。第三，我们的课题组长乃至研究人员，不要太热衷于参加全国的学术会议，相当一部分学术会议也是浮躁得很。另外，对社会工作也应该抱同样的态度，要把精力放在搞好研究工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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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廷良(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所原所长、首席研究员)：
落实吴仪副总理讲话，涉及到我们的基础研究有三点：第一是必须提炼思路；第二要持之以恒；第三要吸取前沿。在这三点之中，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持之以恒。在这方面现在有很大的问题，20多年来我国的科研投资体系是招标制，科研院所只能对发标部门感兴趣的课题展开研究，失去了自我选题促进自身学科发展的财政支持。而且要每5年进行一次重新部署，这对于基础研究课题来说太短促了，往往不得不放弃刚刚有了一点苗头或者一定基础的项目，半途而废，不可能持之以恒地来进行一项基础研究。关于“治未病”的问题。上个世纪80年代我们整理出大约250个基本方，包括了各科各不同流派用方也就是在这些基本方上加减。此外，建议中医药“治未病”应该考虑到肥胖防治问题。
孟庆云(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
, 百拇医药 我认为发展中医药，一是要解放思想，实行多元的发展路线。从医学史看，中医在不同历史时期特色不同。魏晋到隋唐，手术很普及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中医据适应症做手术也不应受限制。突出特色不等于搞唯特色论，中西医有很多共同之处，这是人类共同的智慧，西医有中医也要有。当代中医比清代中医，已经发生了学术转型，中医有多种模式、各种类型都需要发展。二是提高疗效以理论为根基，因此应加强基础理论研究，但理论的研究往往和功利相违，既不能搞群众运动，也不能定时限、讲指标。中医学发展实验科学难度更大，作为成果应当慎重。三是应补缺增益。例如中医有伤寒和温病之学，却没有一所专科的传染病院。中药新药研究很火热，但是“十八反十九畏”、“细辛不过钱”这些基本问题仍未形成统一认识。中医应解决学科覆盖面不全的问题。
宋剑南(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研究员)：
我个人粗浅地认为，中医药的特色可以用八个字概括，即“整体、动态、平衡、调节”。要把中医理论的原创性思维与现代科技成果紧密结合。中医不缺乏原创性，但缺乏先进的研究手段，二者存在巨大的反差。26年来，我体会最深的是：一要认真学习中医理论，学会用中医理论指导研究。二要注重与临床相结合，不能单独依靠动物实验。三要努力掌握现代技术和成果，找准在中医药研究中的切入点，将其恰到好处地应用好。四要特别重视研究结果对中医理论的升华和对临床应用的指导意义。五要在研究结果的基础上，以证据说话，把方言或古典语言式的中医理论转换成能被接受的现代普通话或国际通用语言，这样才能让人理解、接受，为人类健康多做贡献。六要培养既懂中医理论又掌握现代科技手段和理论知识的交叉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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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旭东(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院长、主任医师)：
吴仪副总理的讲话为我们做好中医药工作指明了方向，作为医院的院长，我认为关键是在具体工作中如何贯彻落实吴仪副总理的讲话精神。其一，对医院来讲，做好中医的继承工作，就是让中青年医师扎扎实实地掌握好中医临床技能，传承好名中医专家的诊疗经验，为此，西苑医院将启动“苗圃计划”、“育才计划”、“新星计划”系列人才培养工程；其二，在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方面，医院将大力贯彻落实中国中医科学院的优势病种研究工作，同时启动医院级优势病种项目和临床苗圃课题的遴选和实施工作；其三，坚持以临床实践为核心方面，医院将继续保持药学研究的优势，加强对中青年医师临床科研方法学的培训，通过优势病种项目和临床苗圃课题的实施，结合协定处方和院内制剂的研究，为专科特色医疗的拓展提供支撑；其四，运用中医学“治未病”理论和专科专病诊疗方法手段，提高慢病包括重大疾病的生存质量、减少和延缓并发症，真正发挥中医药“治未病”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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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阶(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院长、主任医师)：
创新建立在继承基础上，中医学术体系已经到了应该全面总结提高的时候了。纯中医流派、中西医结合流派、辨病论治流派、扶正固本、活血化瘀、清热解毒、有效部位配伍、组分配伍、增效减毒，都是继承基础上在新时期的创新产物，对于当前的中医发展有很大启示。这些例证说明继承与创新是相互依存而又统一的。
中医药在“治未病”中可发挥积极作用。未病先防，可针对人类常见病、多发病有针对性地设计中药进行预防。如流感预防、病毒感染预防，对于高血脂、高血压的预防等，已有几十年的经验。既病防变，则可以从常见病与重大疾病入手，如冠心病、中风、糖尿病、肿瘤、AIDS等，早期诊断后运用中医药进行治疗可有效限制、阻止其发展，也可配合西药同用。
在会议上发言的专家还有中国中医科学院原副院长张瑞祥教授，北京中医药大学黄启福教授，中国中医科学院薛崇成研究员、蔡连香主任医师、安效先研究员、吕爱平研究员等。, http://www.100md.com(秦秋 整理)
王永炎(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名誉院长、首席研究员)：
在十七大的前夕，吴仪副总理在全国中医药工作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关键是落实，这就涉及到主体性和贡献度两个方面的问题。目前正在搞中医药的立法，400多人提了14个议案，然而进展缓慢。主要问题有两个，一是执法主体不健全，到地级市就找不到管中医的人了，是“高位截瘫”；二是医师制度，中西医双重诊断必然要西药打头阵、中药做陪衬。从贡献度的角度看，中医药事业在萎缩，服务总量降低，尤其是在陕甘宁青新和东部崛起地区，过去中医很火的地方现在没有中医了。虽然有诸多问题，但重点恐怕还是人才的理念和知识结构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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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中央领导提出“上工治未病”的问题，这是一个大领域、大项目，要提高我们的认识，应该着眼于启动顶层设计了，这就需要相应的人才。此外，中医评价体系的瓶颈问题必须解决，尽管难度极大，但却是我们国家队必须要做的事情。
曹洪欣(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教授)：
为落实吴仪副总理的讲话精神，我院于1月中旬召开院务会，研究决定把落实吴仪副总理讲话精神和我院2007年的重点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特别是推进科技体制改革，推进体现中医科学院自我选题、自主创新的科学研究机制，推进体现中医药特色和中医药继承创新有机结合的岐黄、仲景、时珍三大工程，推进中医优势病种临床研究、古医籍抢救工程和中医药国际合作项目等，同时也就“治未病”研究切入点与平台建设进行了专题研究。
“治未病”是中医药的优势领域，其理论与实践对提高生活质量、预防疾病发生、控制疾病传变与防止疾病复发具有重要作用。根据吴仪副总理的指示，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治未病”的研究工作，不断拓宽研究领域，积极提高防病治病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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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荣(中国中医科学院党委书记)：
全国中医药工作会议之后，我们中医科学院的领导班子对吴仪副总理的讲话精神进行了传达学习。王国强副部长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直属机关2007年党的工作会议上强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把学习贯彻吴仪副总理的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头等大事来抓。我们一定要按照王国强副部长的要求，结合我们担负的任务和实际情况扎扎实实地学习贯彻好吴仪副总理的讲话。首先要统一各级领导班子的思想，把学习吴仪副总理的讲话作为今年党委中心组学习的重要内容来安排，适时举办学习吴仪副总理讲话专题培训班，切实增强忧患意识和政治鉴别能力；其次要结合我院“十一五”与中长期发展规划，在2007年扎扎实实地抓几件事情，以推进中医药继承和发展的实际行动贯彻落实好吴仪副总理的讲话，这是至关重要的。
李连达(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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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仪副总理的讲话，对包括我们多年争论不休的问题都讲得非常透彻。我们首先要认真学习，吃透精神，防止断章取义，各取所需。其次要注重落实，吴仪副总理的讲话落实起来难度很大。
目前西医界的科研具有“四多一少”的特点，即项目多、钱多、文章多、成果多；一少就是解决的问题非常少。我们中医要防止这种现象，目前中医科研工作中也有这种苗头。我们的全部研究工作一定要从实际出发，为临床服务。
对老专家不可六十岁“一刀切”。医学是晚熟人才，到了六十岁刚刚是一个成熟的中医大夫，刚成熟了就退休了，这个严格地讲不合理。目前有些政策对老专家是尊重有余使用不够。我们这些老知识分子，对生活上的照顾并不是看得那么重，我们最看重的是工作条件。要有起码的工作条件，要能充分发挥我们的作用。
目前情况下，我院不妨自筹一笔科研经费，根据我院的特点实力，组织成几个大兵团，集中精力搞几个大课题。出一些有分量的科研成果，真正起到国家队的作用，在全国起到带头示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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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维衡(中国针灸学会会长、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
吴仪副总理就中医药的发展讲了4个方面的问题，我在继承的问题上感触最深。我觉得，中国中医科学院在这方面有我们自己的优势，有搞医史文献的专家，我们还掌握着大量的古今的资料。古人在文献中提出的一些问题，到今天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说明和解决，需要深入进行研究。第二，吴仪副总理也提到要挖掘一些民间的特殊疗法，我们科学院应该起到孵化器的作用，把挖掘出来的特殊疗法推广起来，中国中医科学院应该有这样一个部门来承担这方面的工作。
晁恩祥(中日友好医院主任医师)：
落实吴仪副总理的讲话精神，我考虑有这样几个问题。第一是政策问题。中国中医科学院能否成立一个政策研究机构，参与到中医政策、法规的制定中去，争取中医药发展的最大空间。比如中药材，国家药监局、农业部、商业部都在管，却没有主管部门。第二是中医药多年来取得了不少成绩，可为什么还面临凋零呢？要做出正确解释，就有必要把问题好好捋一捋，谁来捋？也需要有权威性的研究机构。第三，中医在整体学术发展方面还存在问题，应正确引导。面对当前的科研体制，中国中医科学院应该有一部分经费资助自主选题的课题，这样更有利于中医药学术的发展。我觉得，必须解决中医科研方法问题，不能老拿西医的科研方法来说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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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树椿(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
学习贯彻吴仪副总理的讲话精神，我认为最关键的有两点。其一是中医特色问题。具体到骨伤科，王国强副部长提到要发挥针灸骨伤在国际国内的优势和领先地位，针灸骨伤是中医很重要的特色。中医院不姓“中”，很大程度上是政策问题，其中的关键就在于对中医医疗的收费定价过低，这样极其不利于中医院的发展。我们目前是全力以赴地搞行业标准建设，并得到了国内各位专家们的支持。
第二是人才问题。要论人才和资源，我们首都是最强的。我院在全国来讲，人才优势明显，必须尽快加强我们的学科队伍建设，凡是有关人才问题、梯队问题，都要得到各级领导的重视。
王孝涛(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研究员)：
吴仪副总理的讲话充分体现了医药并重、协调发展的精神。其中讲到要着重从确有疗效的院内制剂开发中药新药，着重对名优中成药的二次开发，着重挖掘和传承中医药传统技术。中央首长如此明确地对中医药工作发出指示，我还是第一次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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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有关中药饮片处方有几个问题说不清。实际是处方调剂的问题，譬如葛根，粉葛的葛根素只有0.3，野葛中葛根素2.4，是粉葛药效的8倍。类似的问题在金钱草、地丁等中药材中都存在。开出了处方，给你什么药是否知道？这样的差异临床医生及研究者是否都清楚？这就涉及到标准的问题，建议中医临床科研用药的标准要很好地抓一下，否则不仅影响科研结果，更为严重的是必然会影响疗效。再如机器煎药的问题，韩国进口的一次性煎药机，与传统的先煎后下两次煎药有没有什么区别？用这样的机器煎药质量如何？说不清。应该进行专门的研究，制定一个标准。
李经纬(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研究员)：
我觉得我们的科研工作人员不如上世纪50年代那么投入了，过于浮躁。我院的岐黄工程、仲景工程、时珍工程只有落到实处，才能取得应有成就。首先，建议我院要借吴仪副总理三次讲话的东风，切实地抓好临床研究包括各个研究室的研究工作，看看课题组长是不是真正投入了，我建议做一些强制性的规定，以有效地刹住这股浮躁风。其次，是我们要善于向古人学习。几千年来他们的研究方法，必然有我们今天可以且应当借鉴之处。不妨做这样一个课题，把二千年中医发展的历史经验做一个系统总结，这样可以丰富我们的思维方法和研究方法。第三，我们的课题组长乃至研究人员，不要太热衷于参加全国的学术会议，相当一部分学术会议也是浮躁得很。另外，对社会工作也应该抱同样的态度，要把精力放在搞好研究工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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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廷良(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所原所长、首席研究员)：
落实吴仪副总理讲话，涉及到我们的基础研究有三点：第一是必须提炼思路；第二要持之以恒；第三要吸取前沿。在这三点之中，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持之以恒。在这方面现在有很大的问题，20多年来我国的科研投资体系是招标制，科研院所只能对发标部门感兴趣的课题展开研究，失去了自我选题促进自身学科发展的财政支持。而且要每5年进行一次重新部署，这对于基础研究课题来说太短促了，往往不得不放弃刚刚有了一点苗头或者一定基础的项目，半途而废，不可能持之以恒地来进行一项基础研究。关于“治未病”的问题。上个世纪80年代我们整理出大约250个基本方，包括了各科各不同流派用方也就是在这些基本方上加减。此外，建议中医药“治未病”应该考虑到肥胖防治问题。
孟庆云(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
, 百拇医药 我认为发展中医药，一是要解放思想，实行多元的发展路线。从医学史看，中医在不同历史时期特色不同。魏晋到隋唐，手术很普及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中医据适应症做手术也不应受限制。突出特色不等于搞唯特色论，中西医有很多共同之处，这是人类共同的智慧，西医有中医也要有。当代中医比清代中医，已经发生了学术转型，中医有多种模式、各种类型都需要发展。二是提高疗效以理论为根基，因此应加强基础理论研究，但理论的研究往往和功利相违，既不能搞群众运动，也不能定时限、讲指标。中医学发展实验科学难度更大，作为成果应当慎重。三是应补缺增益。例如中医有伤寒和温病之学，却没有一所专科的传染病院。中药新药研究很火热，但是“十八反十九畏”、“细辛不过钱”这些基本问题仍未形成统一认识。中医应解决学科覆盖面不全的问题。
宋剑南(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研究员)：
我个人粗浅地认为，中医药的特色可以用八个字概括，即“整体、动态、平衡、调节”。要把中医理论的原创性思维与现代科技成果紧密结合。中医不缺乏原创性，但缺乏先进的研究手段，二者存在巨大的反差。26年来，我体会最深的是：一要认真学习中医理论，学会用中医理论指导研究。二要注重与临床相结合，不能单独依靠动物实验。三要努力掌握现代技术和成果，找准在中医药研究中的切入点，将其恰到好处地应用好。四要特别重视研究结果对中医理论的升华和对临床应用的指导意义。五要在研究结果的基础上，以证据说话，把方言或古典语言式的中医理论转换成能被接受的现代普通话或国际通用语言，这样才能让人理解、接受，为人类健康多做贡献。六要培养既懂中医理论又掌握现代科技手段和理论知识的交叉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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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仪副总理的讲话为我们做好中医药工作指明了方向，作为医院的院长，我认为关键是在具体工作中如何贯彻落实吴仪副总理的讲话精神。其一，对医院来讲，做好中医的继承工作，就是让中青年医师扎扎实实地掌握好中医临床技能，传承好名中医专家的诊疗经验，为此，西苑医院将启动“苗圃计划”、“育才计划”、“新星计划”系列人才培养工程；其二，在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方面，医院将大力贯彻落实中国中医科学院的优势病种研究工作，同时启动医院级优势病种项目和临床苗圃课题的遴选和实施工作；其三，坚持以临床实践为核心方面，医院将继续保持药学研究的优势，加强对中青年医师临床科研方法学的培训，通过优势病种项目和临床苗圃课题的实施，结合协定处方和院内制剂的研究，为专科特色医疗的拓展提供支撑；其四，运用中医学“治未病”理论和专科专病诊疗方法手段，提高慢病包括重大疾病的生存质量、减少和延缓并发症，真正发挥中医药“治未病”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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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建立在继承基础上，中医学术体系已经到了应该全面总结提高的时候了。纯中医流派、中西医结合流派、辨病论治流派、扶正固本、活血化瘀、清热解毒、有效部位配伍、组分配伍、增效减毒，都是继承基础上在新时期的创新产物，对于当前的中医发展有很大启示。这些例证说明继承与创新是相互依存而又统一的。
中医药在“治未病”中可发挥积极作用。未病先防，可针对人类常见病、多发病有针对性地设计中药进行预防。如流感预防、病毒感染预防，对于高血脂、高血压的预防等，已有几十年的经验。既病防变，则可以从常见病与重大疾病入手，如冠心病、中风、糖尿病、肿瘤、AIDS等，早期诊断后运用中医药进行治疗可有效限制、阻止其发展，也可配合西药同用。
在会议上发言的专家还有中国中医科学院原副院长张瑞祥教授，北京中医药大学黄启福教授，中国中医科学院薛崇成研究员、蔡连香主任医师、安效先研究员、吕爱平研究员等。, http://www.100md.com(秦秋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