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从考古中发现中国

    回归考古人类学

    我没有受过学院式的考古训练，不太热衷于寻访古迹，也没去过

    考古工地参与专业性考古(这一点要澄清一下，工地我还是去过的，只不过是以访客的身份)，但我热爱考古。

    我对器物类型不太敏感(嫌“卣、罍、斝、觯”这些名字太难

    念)，不太认得甲骨文，还不怎么记得住考古学文化(大一点儿的良

    渚、红山文化还好说，小一点儿的朱开沟、宝墩文化每次都要翻地

    图，才弄明白在哪里，可下次难免又忘)，但我热爱考古。

    我最早对社会学兴趣浓厚，大学专业选择了历史，后来进了博物

    馆工作，但我热爱考古。

    所以，我想走一条捷径，就去学了人类学。

    我是看着张光直先生的《中国考古学论文集》入门的，尽管后来

    把这本书也同时作为我的人类学启蒙读物。我心目中的考古学就应该

    是这个样子的：在人类学的思维下，重新认识我们发掘的考古或历史

    材料。

    我就读过一个(曾经)开设考古专业的人类学系——厦门大学人

    类学系。最初创办人的远见与格局令人敬佩。因为在现代学术体系

    中，大部分考古专业都是作为人类学传统四分支之一大人类学系的一

    部分而设立的。但在中国学术体系下，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考古

    系往往独自存在，或者依附于历史系(或文博系)中，几乎很少受到

    人类学影响，也很难吸收最新的人类学理论成果。

    很久以来，发现“最早的中国”一直都是中国考古界孜孜以求的

    核心目标之一。然而，现实与理想之间的脱节，却与这个目标的出现

    相伴始终。通过发掘早期的遗址，来确定史前文化的形态和年代，是全世界通用的方法。可如何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发现前人留下的遗

    迹，或者用现已证实的考古成果来重新勾勒史前文化传播的轨迹，就

    变成了一项困难的任务。

    原因就在于，中国考古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摆脱“金石

    学”的传统，始终坚持围绕出土器物(而非器物背后的动态社会结

    构)展开研究。这样便很容易将视野局限于某个具体的遗址，从而忽

    略了史前中国这张无比巨大的文化网络。

    在这样一种研究范式的指导下，就难免出现尴尬的一幕。某年发

    掘出一个位于河南的史前文化，于是当地考古工作者郑重宣布，“最

    早的中国”在中原。次年在山西发掘出一个比河南更早的史前文化，于是“最早的中国”搬去了山西。尔后，可能又因为新的发现，“最

    早的中国”便在山西、陕西、内蒙古之间来回搬家(有时还会搬去湖

    北)。我把这种现象戏称为“打哪儿指哪儿”。唯一的遗憾是，任何

    一个新发现的“最早中国”都不能把心放宽，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又

    有“更早的中国”等在前头。

    之所以会出现“打哪儿指哪儿”的问题，就在于被“物”所束缚

    ——过于忠于发掘对象，以至于失去了全局性眼光。举个例子来说，20世纪以来的现代钢筋混凝土建筑，都有非常深厚，多达几十米、上

    百米的地基。假设未来的考古学家，对20世纪的遗址进行考古，由于

    地表部分荡然无存，但地下建筑保留完好，他她是否会得出结论——

    20世纪的人类都生活在地下，进而推论出人类祖先都为“地底物

    种”的想法？很有可能，一个忠于发掘对象的未来考古学家，会得出

    上述荒谬的结论而不自觉。

    如果这个假设被运用到中国当代考古研究中，就不会觉得如此不

    可思议了。有关古代中国的考古发现大部分集中在古人留下的墓葬遗

    存中，这些墓穴中的随葬品，丰富了我们对古代社会的认识。尽管我

    们不会认为“20世纪的人类都生活在地下”，但不可否认的是，围绕

    墓葬器物等级形成的“礼制”研究，以及用“城市、宫殿、阶级”这

    些硬指标来辩论遗址是否临近“文明”的边缘，却始终成为中国考古

    学的主流方向。

    我醉心于人类学化的考古研究许多年，已无法自拔地深陷其中，试图凭着人类学的武器，向着考古学领域的终极问题发起堂吉诃德式

    的冲锋。因为我始终秉持这样一种理念：我们挖掘出的古人遗存，只是真实存在过的古代社会的千万分之一。用这些“冰山一角”来模

    拟、重建那座古代文化的“冰山”，是人类学赋予我的一项使命。

    “物质主义”的维度

    如何摆脱这种在“冰山”中摸索的迷茫，是我思索中始终挥之不

    去的惆怅。虽然有人称我为“唯物”的人类学家，但我更愿意自认

    为“物质主义”或“古典自由主义”取向的人类学研究者。因为我所

    钻研的人类学告诉我，维系任何一个社会存续的核心层面，只有经

    济，而非单纯的文化、政治、宗教、思想这些我们以往认为和经济同

    等重要的因素。

    人类学研究整个社会，不拘大型还是小型社会，首先会关注这个

    社会的生计类型。朴素的说法是，“靠什么吃饭”；文绉绉的话

    是，“经济方式”。我们平时说的“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就是这个

    意思。这里的“山”和“海”，就是决定生计类型的环境因素。而一

    个社会的文化，就会按照生计方式逐步展开。比如说，对于农业社会

    来说，他们的生活节奏会按照“农忙-农闲”的节奏展开，体力活动被

    固定在农忙的那几个月份，生活中的娱乐、祭祀、婚姻、外出则被安

    排在农闲的时节。而对于游牧社会而言，他们的生活大致会围绕“夏

    场-冬场”这样的气候变化，在高山与河谷之间转换，他们最忙碌的大

    约是转场那段时间，而在河谷聚集之日就成为一年中社交最频繁的时

    候了。

    总而言之，什么样的经济方式，便引导出什么样的文化类型。如

    果世界上所有的文化都在自己的环境(山海)当中过着周而复始的生

    活，那么他们留给我们的也就是亘古不变的历史。幸运的是，人类之

    所以不断进化，就因为我们都热衷于迁移——高山与河谷之间转场，就是一种最本质化的迁移，因为每次的路线都不会和上次完全重合，时间久了，就会积累可观的偏离。

    当海边之人遭遇山下之人，物质的流动就会发生，鱼和羊的滋

    味，所有人都想了解。我在《四夷居中国》一书中提出过一个人类社

    会变迁模型。社会的变迁往往会萌发于两种文化发生接触的地区，海

    边之人想要获得山下之人的物品，反之亦然。有人会在这场交换活动

    中，成为连接彼此的中介；更耐保存的农业产品汇聚在中介处，等待

    季节性畜牧产品的到来。久而久之，中介之人便成为双方物品的收集-

    分配者，他她会成为外来物品的专职管理者。在晚期的人类学报告中，这类角色会被称作头人或酋长。这种对物品分配的擅权，就是最

    原始的权力之源，政治由此出现。

    为了定期获得某种外来物品，或完成一项任务(比如，筑城自

    保，保卫受人觊觎的交换物品)，需要社会成员共同承担支出(税收

    的雏形)，而发号施令者的职位，往往被具有号召力的物品分配者垄

    断。社会成员对这位自视高人一等的号令者并不一定买账，人人缴纳

    份额的方案也不总让所有人满意，因为原先都是相互平等的个体。于

    是，一种试图推翻自封“首领”，回归最初平等状态的观念，便开始

    蔓延开来。人们希望打破当时被管束、控制的生产状态，回到一

    种“混沌初开”抹平所有物质差距的时刻。所以，我们可以发现，所

    有宗教都存在一个想象的“创世”时刻，或正走在回到这个时刻的路

    上。

    社会内部矛盾重重，对“首领”的质疑此起彼伏，最终使收集-分

    配的体系难以为继。随着社会成员不再能汇集产品、交换外来物品，海边之人和山下之人都会对对方的失约感到沮丧。当一个兴致勃勃前

    来换取来年物资的群体，遇到一个四散分离、难以履约的前交换伙伴

    时，很难保证前者不会一反常态，直接动手拿走往年固定的例份。或

    者，更进一步，对爽约的交换伙伴施加武力打击和外力约束，使之彻

    底沦为丧失大部分自由权利的固定生产者。一个有着外来统治者和底

    层本土劳动者的二元“阶级”社会就此诞生。

    海边之人与山下之人终于合成了一个复合体，他们的生计方式开

    始逐渐趋同。只是，这个新社会复合体的财富收集-分配者比之前的更

    具权威，也更有手段。

    不论是海边之人努力推翻“酋长”，并抵御外来者的经历，还是

    山下之人团结在某位交易首领之下，攻克背信者堡垒的传奇，都会以

    不同版本的形式留在新的复合体的记忆中。有人把它们称作“故

    事”(过去发生的事情)，也有人把它们称作“历史”(经历过的事

    情)。

    从宏观角度来说，由于人类始终保持迁移(既是外来者的移动，也是自我的移动)，总有一天，这个成熟的复合体会再次遇到新的山

    下之人或海边之人。随着这个机制再次启动，人们将会期望从过去的

    经验中得到启发，或者是效法传奇的交易首领，或者是追逐富有的酋

    长。从对他们事迹的讲述中，诞生了诗歌；从对他们历险过程的描摹中，诞生了绘画；从对他们言语和举止的模仿中，诞生了吟唱和舞

    蹈；从对他们颦蹙和抉择的想象中，诞生了表演。所有这些“艺

    术”的类别，共同组成了“神话”，因为由健在者再现那些早已故去

    人物经历的行为，有一个人类学术语——降神附体。

    从经济(生计类型)开始，我们呈现了政治、宗教、社会(等

    级)、历史、艺术以及神话等这些人文领域研究所有主题的发生机

    制。而在这一切的背后，始终不可或缺的就是不同人群之间的迁移与

    物质交流。

    本书的框架

    建立在这样一种对古代社会发展脉络的认识基础上，我铺设了本

    书五个板块主题的基本格局。虽然考古、中国、神话、方法和诸野五

    个板块，并没有完全对应从经济到神话这些具体的内容，但贯穿了我

    对中国从史前到文明阶段的全部认识过程。

    在第一编中，我用7(+1)篇评论构成了我对中国考古的反思和探

    索。考古不是“打哪儿指哪儿”，而是一种对考古资料的整体思考。

    构成古代文明核心的不是一件一件器物遗存，而是曾经制造了这些物

    件的人群。当人群发生互动时，物件则是他们之间发生关系的真实记

    录。本编头三篇文章，重新思考了中国考古学在当下的主要问题和可

    能的路径，提出了从传统的考古类型学向人类史的转变。接下来的几

    篇文章，则从生产与交换的角度，给出了人类史转向的具体方案。

    传统历史研究曾经将气候的变迁作为人类迁移的充分必要条件，而通过人类物质交换的视角，我们得以打破“气候史”的误区——气

    候的变化只是迁移的充分非必要条件之一。事实上，当人类物质交换

    导致的人口规模增长超出环境容量的极限时，迁移以及随后的文化遭

    遇(不同地理区域之间人群的碰撞)就会发生。从这个角度分析，我

    们便解开了中国历史上诸多北方族群兴起的奥秘。而这一思路也为我

    们探讨中国从史前到历史阶段的发展脉络提供了新的方向。

    第二编主题“中国”，即从第一编的尝试顺势而下，让我们借助

    已有的思路，重新认识古代和当代的中国历史。从古至今，我们始终

    使用一种维度有限的视角，来审视历史，审视自己。打一个不太恰当

    的比喻，如同即时战略游戏中，被“迷雾”笼罩的初始阶段。不论我

    们如何探索，往往只能探明地图上有限的区域，他者永远都在出其不

    意的位置，与我们承担侦察任务的拓荒者发生遭遇。而我们的历史记载，在大多数时候，都来自这些局部地图的有限观察，其所能提供的

    信息局限自然是可想而知的。

    21世纪的技术发展，为我们提供了更为整体性的观察角度。当我

    们利用卫星地图，在三万英尺的高空，获得历史事件的全局性俯瞰

    时，无论是与人类史有着密切联系的“丝绸之路”，还是现代世界的

    起源及当代中国的选择，都能得到和以往不同的观点。而所有这些思

    考的成果都汇成了我在《四夷居中国》一书中对“中国之为中国”的

    全面解读。

    第三编的神话主题，是我长期关注的主题，也是探索中国和世界

    的重要凭借。神话是从亘古时代流传下来的史前记忆，还是历史上某

    个时刻为了具体诉求临时创造出来的现实背书，是我们在研究此类历

    史文本时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幸运的是，我从本科时代尝试翻译的第一本外文学术作品《二十

    世纪的四种神话理论》中，找到了解读神话的理性主义门径。而列维-

    斯特劳斯和普罗普(见本书姊妹篇《与人类学家同行》中《不缺传记

    的人类学家》一文)为我提供了结构主义神话学这把打开秘境的钥

    匙。因此，只要掌握这把人类学分析的密钥，无论是古代中国的“神

    谱”，还是现代主义路径上德国的“经济神话”，甚至是当代社会领

    域中的“体育神话”，都能为我们展现其背后的社会变迁理路。

    此外，我在本编中还加入了《外三篇 刹那成永恒——人类学视野

    中的“告别仪式”》。通过这样一篇短文与上一篇《千人缘为一面：

    探索神话中的英雄之路》的组合，我们或许可以窥见在人群迁移背景

    下，人类普遍交换形式是如何孕育出社会层级、文化交流，以及英雄

    神话母题等我们熟知的文化要素的全部过程。相信不久之后，这个板

    块的核心，会独立成为一本新作的序曲。

    第四编为“方法”，尽管没有田野考古的经验，但是我依然认为

    一种纯粹的思维工具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审视历史。有时候，发现新

    知不仅仅是实地发掘的古人遗址。如果我们可以通过思辨，去除以往

    观念中的缺陷和陋见，就能从既有的材料中导向全新的认识。

    因此，这一板块不但收录了对人类文明研究的最新认识，也探讨

    了考古研究中的种种误区，其中既有关于史前人类的偏颇认识，也有

    中国历史考古对既定主题的偏执。当然，纠正错误并不是我们追求的全部。有关中国考古及文博的“矫枉”心得，已通过拙作《博物馆里

    的极简中国史》呈现出来，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移步探讨。

    第五编称为“诸野”，收入了若干篇与具体历史研究有关的长书

    评作品。从婆罗洲到柬埔寨，从中甸到康定，这些我们眼中边缘的历

    史，其实位于他们自己的中心。如何透视这些本文化视域中“没有历

    史的人民”，将为我们更好地审视自身提供难得的维度。同时也可以

    帮助对人类学抱有兴趣的历史研习者获得人类学的想象力，从社会整

    体的角度展开对人类历史的思考。

    从一个初出茅庐的书评作者，到一名职业选手，我差不多走过十

    年的时间。作为最后的彩蛋，我会在这一板块中将这段浓缩的历程向

    读者全部敞开。

    砌好每一块铺路石

    许多年过去，我是否找到了那条通往历史深处的捷径，还需要未

    来岁月的证明。不过，我仍将坚持运用人类学的透镜，打量考古、历

    史研究的领域。

    我很少写作纯粹的学术论文，书评大概就占据了原本留给学术创

    作的时间。当然，这也不代表我在考古或历史类书籍评论领域更有发

    言权。只是，这些实践在我从评论者转向独立的研究者、写作者的漫

    漫长路上，承担了铺路石的重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身兼评论者和

    创作者的角色，让我保持了一种“他者”的视角。

    正如在评论他人作品时，最直接的需求，就是辨别“良莠”，区

    分高下，找出作者的思路，提炼作品的新意，我也逐渐形成了判别作

    品水准的自我标准，并用这套原则修正自我的写作。所以，仅从写作

    者的角度出发，私以为这些原则或许对许多潜在的研究者也有一些参

    考价值。

    第一，建立一套自洽的逻辑。一篇好的书评和一本好的作品有着

    类似的评判标准——说清一个道理。一位优秀的作者会按照一套完整

    的逻辑体系，提出假设，进行论证，接受质疑，得出结论。读者们会

    在阅读的过程中，享受缜密思维的愉悦感。

    而对于书评作者而言，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发现这条逻辑脉

    络，并将这条阅读的线索提供给潜在读者。比如，在《德鲁克与“经济人的末日”》一文中，我们可以发现，“经济人的末日”之所以意

    味着“极权主义的起源”，就是因为当经济发展面临问题时，究竟是

    用技术和文化上的变迁来改善不利的局面，还是以削足适履的强制方

    式来逃避发展难题，是一个所有社会都要面对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仅

    困扰了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也给今天的世界提出了一道思考题。那

    么通过揭示这条线索，就可以在最短时间内，帮助我们逼近德鲁克所

    面对的极权主义德国。

    第二，拥有跨学科的判断力。每一个作者都有自己的知识体系，而作品的结构就建立在这样一种体系之上。要求所有的书评人都比作

    者更懂得作品，这显然是一种不太实际的奢望。但是更全面的知识储

    备，能让我们在面对作品时有更犀利的判断。如在《人参的功效就是

    图个开心，益智就算了》一文中，有限的现代药理学知识，可以让我

    们发现，人参的药用价值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明清时代经济交换关系所

    建构出来的。回避这一关键因素，将使我们的思考受到蒙蔽。因此，从这个跨学科角度出发，能让评论者从更客观的角度判断作品的价

    值。

    第三，不应以“罗列”替代思考。许多书评写作者或研究者都酷

    爱这一写作方式，但从阅读者的角度并不可取。将任何主题按年代展

    开，将每个朝代的相关内容罗织其中，与其说这是合格的研究，不如

    说这是某一具体条目的资料汇编。

    所以，拥有逻辑、保持判断力的同时，还应意识到任何一篇书评

    作品都不应是所评书目的附庸。一方面，我们需要避免按章节归纳核

    心含义的书写方式；另一方面，也需要放弃“掉书袋”式的写作。只

    有充分理解了一部作品的全部含义，才能令我们成为一个和作者产生

    真正交流的平等对话者。

    第四，我想说，在阅读考古、历史研究时，始终保持人类学的洞

    察力，将让你发现意想不到的收获。本文第二编中的“物质主义”维

    度未必是一种颠扑不破的解释模型，但是，这样一种把人类社会各组

    成部分有机结合在生产维度的思维方式，将是人类学对当前人文领域

    研究的贡献之一。至少，这为我们将分散成各个人文学科的社会不同

    领域重新融为一体提供了可能。

    本书中收入的这些书评，可以算作我在尝试建立这一解释模型时

    所留下的痕迹或笔记。在这里，我愿将这些带有探索性质的思想历程与各位分享。希望借助这张图谱，让我们拥有这种更具整体性的视

    角，来审视人类的历史与当下。同时，也有益于我们在吸收前人研究

    成果、开始自己的探索前，获得更可靠的凭借。不论距离考古工地有

    多遥远，都能通过人类学的指南针，找到通往远方之路。目录 ?

    第一编 考古

    1.无处可寻“夏”踪迹

    2.考古学领域最后的巨人

    3.为“中国文明起源”上下求索

    4.考古场域的人类学之眼

    5.大漠以北的社会图景

    6.深入历史深处的人类学

    外一篇 是严寒造成了历史上的北方民族南下吗？

    7.人参的功效就是图个开心，益智就算了

    第二编 中国

    1.“我是谁？”：追溯一个国家形成的遥远历史

    2.冀朝鼎八十年前对中国经济区域发展的预测

    3.“丝绸之路”到底有多长？

    外二篇 丝绸之路的历史比你想象的更久远

    4.丝绸之路，有何新论？

    5.我们需要“人类史”

    6.构筑一条“人类史”通途

    7.现代世界起源的秘密

    8.选择成为一个怎样的国家

    9.那场永不止息的“心灵”战争

    第三编 神话

    1.我们今天能否读懂古老神话？

    2.德鲁克与“经济人的末日”

    3.坚持启蒙的“神话研究”

    4.他解读了普罗米修斯

    5.走出“神话”的王国

    6.千人缘为一面：探索神话中的英雄之路

    外三篇 刹那成永恒

    7.体育神话的真正源头外四篇 我们从未现代过：奥运如何取代传统神话，演绎全新

    英雄传说

    第四编 方法

    1.文明是怎样诞生的？

    2.人类之网：五百年，还是五千年？

    3.考古学：骗局的制造与识破

    4.怎么研究“东西”的历史

    5.面对万物起源，心眼明晰洞彻

    6.考古的主流与“暗流”

    7.作为现象学的考古学

    8.北京人、山顶洞人、尼安德特人，你还知道什么人？

    9.变暖与严寒，我们如何选择？

    10.大象快被中国人吃完了？

    第五编 诸野

    1.简评《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

    2.血色狂欢节与近世平等主义的萌芽

    3.论作为民族志的《大河尽头》

    4.吴哥窟：一个剧场国家曾经的舞台

    5.澜沧往事：一出地方政治戏剧

    6.在康定发现帝国第一编 考古

    除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辛勤发掘以外，我们仍需明白，考古同样是一种

    思考的工作。我们终究不可能挖出古人世界的百分之百；单纯地以为那碰巧挖掘

    出的百万分之一，便可以代表古人所思所为的全部，实是一种蠡测管窥的徒劳。

    利用好今日已经成功出土的考古数据，就是我们重建古人世界的关键所在。

    正如人类学研究当代民族的生产与交换，以及由此展开的社会交往，我们有理由

    相信，千万年前的古人在基本欲求方面与今日无异。对于社会而言，“在祀与

    戎”的重要性于任何层面而言，都不会超过生产本身。

    因此，借助人类学对人类社会的整体认识，将帮助我们重新把考古发现中那

    些被错误放置的拼图放回它们应属的位置，并由此指引我们以一种动态的视角发

    现那张掩盖于器物之下的人类文化交流的网络。1.无处可寻“夏”踪迹[1]

    有夏之居

    著名考古人许宏先生出版了《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

    景》，这是近年来为数不多愿意放下专业身段向公众介绍考古常识的

    普及作品。在这本深契2014年中国文博界“公众考古”主题的作品

    中，身为二里头考古工作队队长的作者不但延续了上一本著作《最早

    的中国》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为中心的夏、商考古成果的探索，还

    以此为契机，继续向前追溯，把以往对公众而言稍嫌陌生、分布于汾

    河下游与黄淮平原的更早期古代人群留下的文化遗址分享给了读者。

    20世纪50年代，考古学界根据古代文献“夏在伊洛之间”的传

    说，找到了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尽管没有文字和明确的实物证据证

    明这里就是传说中夏代末帝桀之所都(比如，像安阳殷墟一样，提到

    商代诸王的甲骨卜辞和带铭文的青铜彝器与墓葬中的骸骨一同出

    土)，但这并不妨害求“夏”心切的发掘者认为二里头“一到四期遗

    存都属于夏代”(但包括许先生在内的当代考古人已逐渐接受二里头

    后几期文化遗存有可能与商代早期重合的观点)，因为从宫殿遗址的

    规模和出土的玉质、铜质遗物来看，这里的确当得起商代之前大规模

    文明都城的级别。不管怎样，当代考古学界是将二里头遗址视作夏代

    存在的证据的，但同时又承认这只属于夏代中晚期遗址。那么问题出

    现了，既然著名的二里头只是夏代晚期，夏代早中期在哪里呢？换句

    话说，“夏人”从何而来？

    许宏先生在书中首先提到的是位于临汾地区襄汾县的陶寺遗址。

    既然二里头不是最早的“夏”，那么根据上古传说中古人活动的集中

    区域，考古工作者20世纪70年代在晋南汾水下游大力发掘了一番。这

    个思路是不错的，因为二里头文化已经是相当成熟的史前文明，其源

    头当有迁移、定居的过程，而汾水下游作为上古人文荟萃之地，不应

    是空穴来风，比如尧都平阳、舜居蒲坂、禹开龙门等传说都集中于晋

    南(虽然古史辨派把尧舜禹都视为杜撰这一点我同意，但既然这些地

    名集中于此，或许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真相)。于是，在襄汾就挖出

    了陶寺遗址。但这个结果让人喜忧参半：喜的是，人文聚集的晋南的确有比二里头更早的遗址；忧的是，陶寺文化既不是二里头的源头，也无法归为现在发现的任何一种考古学文化。

    和古文献研究者不同的是，考古人可以算是坚定的“实证主义

    者”，没挖到“夏”不能硬说挖到，因为考古学界也承认，陶寺“礼

    器组合种类齐全……看不出‘重酒好酒’的倾向。这也大大不同于后

    来二里头至殷墟王朝以酒器为主的‘酒文化’礼器组合”。此外，晋

    南的夏县也被顾名思义地勘探过一番，只是掘出一座战国时魏国安邑

    城址，称作“禹王城”。于是，陶寺只好茕茕孑立地存在于“夏

    代”之前、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中国大地上。

    不过陶寺文化也不是非常孤独，书中还介绍了差不多与陶寺同

    时，在嵩山到郑州之间，黄河南面支流分布的许多城市遗址。虽然这

    些城址在规模上远不及陶寺，但在时间上又与之相近。这些古代文化

    以河南新密市新砦文化为代表，集中出现于龙山文化末期、二里头文

    化早期，大有如雨后春笋般蓬勃涌现于中原大地之势。虽然作者没有

    言明，但文字之间的暗示非常明显，二里头的北面寻不到“夏”，或

    许可以在南面找到“夏”的踪迹。为什么没有言明呢？因为新砦文化

    遗址规模都不甚大，也无遗物或文字支持这一设想，只能是“聊备一

    说”。

    以二里头文化为“夏”，那么要窥夏之原始，前人寻到陶寺，留

    下无解的困扰；今人弃北缘而觅南踪，为新砦文化说铺垫，虽然朦朦

    胧胧，但总不离“中原”。许先生这本《何以中国》的大意基本就是

    这样。

    觅夏之旅

    总的来说，《何以中国》代表了中国田野考古研究的最新进展和

    主流观点，向公众推出了“三代”探源“夏之初”的当前设想。但

    是，该书明明要立新说，却不能明确直白，总透着一些底气不足。因

    此，该书除呈现了当代中国考古的重要成果外，也暴露了现实存在的

    许多问题。要更好地评点《何以中国》，我们需要先把这本书还原到

    当代中国考古学的体系和内在诉求的整体脉络中考察一番。

    中国考古学发端于20世纪之初，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既是北京周

    口店北京人化石的发掘者，又是中国最重要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

    仰韶文化的命名人(仰韶村位于距偃师二里头不远的渑池县)。由于仰韶文化分布呈现从中国西部向东延伸扩展的趋势，被认为与当时流

    行的“中国文明西来说”不谋而合。此次发现大约在1920年。差不多

    十年后，中国考古学家吴金鼎等人在山东历城龙山镇，发现城子崖遗

    址，将这一惊人散布于中国东部黄淮海平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类型称

    作龙山文化。

    从此以后，东“龙山”西“仰韶”就成为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最

    重要的两个分类体系。傅斯年著名的《夷夏东西说》一文就是在这个

    背景下写出的，代表了现代考古学在民族主义气氛下一种有趣的表

    达。龙山文化发现后，20世纪上半叶中国考古最重要的发现就是安阳

    殷墟的发现。这产生了两个重要结果：第一个结果，商代从只有零星

    记录的传说时代，变成一个真实存在(过去只有周代是个明确无误的

    实体)，这不禁促人联想，既然夏、商、周三代落实了两个，那么居

    于首位的“夏”的发现也将指日可待；第二个结果，考古学通常把城

    市的出现(即有君主、城邑、金属加工、聚落分工、财富分化标志)

    等同于文明的起源，所谓青铜时代，在此之前则是旧新石器时代，那

    么“夏”代作为中国文明之初，又与哪种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衔接得

    起来呢？这也成了一个问题。

    20世纪的考古人遗憾地发现，无论是仰韶文化还是龙山文化，都

    离“三代”文明还有一段距离。

    考古学不是靠“炎黄”传说就可以一笔带过的文字游戏，既然沿

    着“三代”往前逆推尚有难度，那么沿着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顺

    推，看看哪个考古学文化能往后接上夏代的弦，这也是一种方法。事

    实上，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文化的源头通过考古发掘，已经从

    仰韶、龙山的东西对峙，扩展到加上豫、陕间庙底沟文化的三足鼎

    立；再通过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辽西走廊北部的红山文化等考古学

    文化的发现，变成了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所说的“满天星斗”。

    也就是说，符合文明萌发基础的文化遗址发现了很多，这些“星

    斗”按不同算法数量从六到九不等，而且不仅在“三代”核心的中

    原，更分布在传统“华夏”的边缘。“三代”的源头没找到，反而找

    出一大堆“星斗”。

    换句话说，本来的问题没解决，反而找出一堆新问题，就和陶寺

    文化一样(陶寺被认作山西龙山文化的代表)，无法解释现状，只能

    暂时悬置起来。问题就出在“满天星斗”这里，“满天”既多且无

    序，表明现有的解释体系无法包容这些多元的起源。另外，这还产生一个附带结果，由于缺乏有效的解释模型，那么对考古发现的结果无

    法提出可行的预测，难免造成“打哪儿指哪儿”的状况。这就意味

    着，对现有文化遗址起源的探索，只能碰运气。今天中国基础建设如

    火如荼，不知何时会挖出新的更早的遗址，今年确定的“最早中

    国”，或许会因为后年发现更早的遗址，而尴尬搬家——这也是许先

    生无法名正言顺地提出新砦文化是二里头文化(即“夏”文化)起源

    的原因，谁知道哪个新建的高铁建设工地会不会挖出“更早的中

    国”。

    比如，2012年被列入当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的陕西神木石峁

    古城遗址，同样在时间上符合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晚期，建筑规

    模和出土器物的等级方面也远超新砦文化的诸多古城遗址。但这已经

    跃出《何以中国》一书的讨论范围了。

    度夏之方

    我对新砦文化究竟是否二里头文化源头持保留意见，只对“何以

    中国”提一些个人看法。首先，许多学者都喜欢引用陕西鸡贾村出土

    的《何尊铭文》里据说是周武王克商后告天的语句“余其宅兹中

    国”，于是把“中国中原”视作一个久远的概念。但换一个角度想，周武王是克商之后才有机会“宅兹中国”，那么在克商之前，显然商

    人“宅兹中国”，周人在“中国中原”之外，克商后，才有机会“搬

    到中国”。结合之后的秦、北朝、唐、元、清等朝代来看，它们“宅

    兹中国”同样存在一个由外而内的动态过程，那么夏、商是否亦然？

    再继续“身在中原找中原”的起源，是否合适？

    其次，中国的考古学研究，虽然在近年出现了一些包括“后过程

    主义”在内的“新考古学”的萌芽，但在方法上依然深陷“类型

    学”的窠臼。正如许宏先生所言，考古学文化所讨论的时间跨度动辄

    以数百年为单位，要依靠类型学排序，其实有很大难度。比如，我们

    知道外貌非常相像的一对父子，是儿子遗传了父亲的基因，而非相

    反。但两件相似的器物，由于时间跨度极大，其实很难把握“父

    子”关系。而一旦被“中原中心说”束缚——所有文化都是从中原向

    外传播的——就很可能混淆文化流动、人群迁移的“源”和“流”，比如新砦文化和二里头文化早期的源流关系。因此，我们亟须在方法

    上跃出考古类型学的局限，提出更有效的文化传播模型。最后，许先生在书中一方面依靠扎实、详尽的考古报告支撑其观

    点；另一方面也非常自信地使用了传说与传世文献，比如“大禹治

    水”传说。这是非常可贵的，考古学者不只需要利用实证材料，其他

    方面也没有理由放弃，只是需要结合更加全面的视角。结合上述提到

    的上古人群由外而内“宅兹中国”的动态过程，早期人群迁移存在固

    定的路径，与中条山以南的二里头文化发生密切互动的始终应是人文

    荟萃的晋南地区，而非文献无征的嵩山一线。以“尧都平阳”(临

    汾)和“舜居蒲坂”来看，自古以来，存在一条从吉县黄河渡口经过

    蒲县到临汾平原，从而翻越吕梁山的路线。

    那么再来看关于“大禹治水”传说的源头，来自战国的尸佼《尸

    子》记载有“古者，龙门未辟，吕梁未凿，河出孟门之上，名曰洪

    水，大禹疏通，谓之孟门”。这里的“洪水”可能只是一个地名。我

    们根据人类迁移的观点来解释此段，可以这样理解：在吉县以西龙门

    渡口未开通之前的早期人群，更多是从更上游的(离石)孟门渡口从

    陕北渡河辗转进入山西，并沿汾河而下中原。直到龙门渡口开辟之

    后，陕北人群比较易于从更靠近晋南的地区渡河，经过吉县、蒲县穿

    过吕梁山进入晋南，开始了斯地繁荣的人文景象，最后移居伊洛之

    间。后人所谓“治水”，全是从《尚书吕刑》中的“禹平水土，主名

    山川”寥寥数语中，凭字面演绎出来的。这样一个观点，也能比较好

    地解释石峁古城遗址和陶寺遗址的存在，在此聊备一说。

    以中国考古学界孜孜以求“夏”的内在诉求来看《何以中国》，就可以读出学界此时的渴望与踯躅。由于缺乏有效的模型，“夏”无

    处寻的困境或许将继续困扰着在中原大地上遍插洛阳铲的考古人。要

    么等着建筑工地的又一爪抓斗，要么等着盗墓者再次“立功”，如果

    没有更有整体性和预测性的理论新范式，考古学仍将是一种亦步亦趋

    的后见之明。

    发现龙山、红山以及良渚的前人或许提供了不错的榜样，不必畏

    惧中原中国的源头不在中原。中原不是文明之源，但仍可以是中华文

    明昌盛的舞台，何况这个可觅的近源并不遥远，也更能揭示“中华文

    明多元一体”的本义。“上穷碧落下黄泉”，许宏先生结合当前的考

    古材料提出了值得讨论的观点。不论结果如何，对我们将来的研究都

    有不可或缺的意义，唯有站在前人奠定的坚实基石之上，我们才能看

    得更远。[1] 本文为许宏所著《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一书评论，原文发表于

    《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4年12月21日刊)。2.考古学领域最后的巨人[1]

    巨人之躯

    2013年时，三联书店再版了张光直先生系列作品(全九册)，是

    迄今国内出版先生作品最全的一版。作为20世纪后半期中国考古学界

    最富国际声誉的学者(曾任哈佛大学人类学主任，荣膺美国国家科学

    院和美国人文科学院院士)，光直先生这些作品大多写作于20世纪90

    年代之前，在80年代以来便陆续译成中文。时值先生去世十二年之

    际，重读作品，历久弥新。

    这些作品既有用考古学材料建构史前中国的《古代中国考古学》

    《中国考古学论文集》，也有总结、阐释商代考古成就的经典之作

    《商文明》《中国青铜时代》，更有收集了先生大量随笔、序文的

    《考古人类学随笔》，以及回忆早年生活的《番薯人的故事》。得益

    于这些丰富的素材，我们可以一窥先生一生的考古心路。

    作为台湾第一位白话诗人张我军的次子，光直先生是位台省籍人

    士，可因为青少年时生在北京、长在北京，又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北

    京人”。他在抗战胜利后随全家返回故乡，心中始终怀着对古老中国

    的美好感情。既没有1949年左右仓促赴台者的失落，也不似后来海峡

    阻断之后出生一代台湾学者，虽也研究古史，心里却失落了对古代中

    国的眷恋。而这一切在张光直先生身上是完全看不到的。先生身为台

    籍，对中国古代文明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情感，正是这种责无旁贷的使

    命感，使其几乎以一己之力，将20世纪中后期中国史前考古的脉络维

    系一身，直至生命最后一刻。

    《古代中国考古学》的译者在2002年版的“译后记”中写

    道：“最近十多年来，张光直先生一直在同病魔作斗争。……1994～

    1997年他又数度坐轮椅来到北京，并曾奔赴他念念不忘的商丘考古工

    地。……先生的身躯虽小，然骨头是最硬的。在他的身上，我真正体

    会了人之所以为人的伟大。”

    2001年初，一代考古学巨擘张光直先生在美国麻省因帕金森症去

    世。先生去世时，刚过古稀，在普遍高寿的考古学家中算是“英年早逝”。在有限的生命中，先生写下诸多著名考古学作品，芳泽后世。

    其中尤以对“商文明”“中国史前时代”两方面的成就为最，至今未

    被超越。“先生的身躯虽小”，却无愧考古学领域“最后的巨人”。

    巨人之迹

    先生最有代表性的成就主要有两项。第一项是众所周知的对“商

    文明”的综合阐述。20世纪中国考古学从无到有，在很大程度上

    与“商代”的发现有重要关联。20世纪20年代末起，在傅斯年主持

    下，李济、董作宾等考古学家发掘了大量包括殷墟在内的史前遗迹，但苦于抗战动荡，无法安心整理、研究，解放战争后期这批材料中除

    部分留在大陆，最重要的部分便被携往台湾。加上此后50年代的两次

    重大发现，基本奠定了已知商代文明的认识格局：其一是50年代

    初“郑州商城”(早商遗址)的发现，其二是50年代末“二里头文

    化”(夏、商之际)的发掘。

    但是，两个原因阻止了当时对商文明进一步的整体阐述。一方

    面，中国考古学基于地层学和类型学的传统方法，天然缺乏对包括生

    产、分配、祭祀、权力在内的文化全貌进行系统分析的能力，也更无

    法从“文化互动”的角度探索文化遗址之间“时空连续性”的可能。

    另一方面，中国大陆的政治生活恰好在这些遗址发现后，便进入了一

    系列运动浪潮当中，使对商文化的跟进研究经历了50年代的短暂成绩

    后，就在很长时间里步入低谷。当时及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关于商

    代文明最出色的成果，莫过于陈梦家先生在50年代出版的《殷墟卜辞

    综述》。只可惜，陈先生在留下这部巨著后，也不幸早逝。

    张光直先生虽在海外，却一直关注中国大陆地区的考古成果。同

    时也接受了当时考古界最先进的“聚落形态研究方法”上的训练，使

    他事实上成为将商文明作为一个整体来阐述的第一人。结合考古材

    料，他从“安阳所见的商代社会”和“安阳之外的商文明”两个部分

    进行讨论，系统地阐述了商代中后期和早期两个阶段的社会形貌。从

    族群、都邑、军事、祭祀、王权和方国关系等多个方面，基本奠定了

    后来研究者讨论商文明的主要议题。[还富有远见地将商代文化与周

    边大致同时的其他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齐家文化和清江几何印纹

    陶文化)并置研究，见《古代中国考古学》，第356页。]翻开今天任

    何一本介绍商代文化的著作，基本上是不会跃出张先生给出的这几个

    讨论范围的，可见其影响之深。张先生的另一项成就意义更大，但知名度反而没有那么高，即提

    出了“中国(文化)相互作用圈”理论。这个理论的简单阐述就是，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出现了包括仰韶(甘、陕、晋、豫西)、大溪

    (汉水流域)、山背(鄱阳湖平原)、马家浜(长江下游三角洲)、大汶口(山东半岛)、土珠(辽东半岛)和红山(辽西、内蒙古东

    部)在内多个文化区域，“所有的区域文化在经过一定的时间之后都

    更广泛地分布，而它们彼此之间的相互作用趋于深化，终于在公元前

    第四千纪中间形成了一个‘相互作用圈’，布定了最早的中国历史文

    明的地理舞台”(见《中国考古学论文集》，第154页)。

    这一理论是张先生十分看重的成果，最早刊于耶鲁大学1968年版

    《古代中国考古学》，后亲自翻译刊登于《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

    论文集》中，在其《中国考古学论文集》中也多次出现。虽然没有像

    商文明研究那么令人瞩目，毕竟马家浜、大汶口等史前文化对于考古

    专业以外的人士，多显陌生，但这一理论其实是对苏秉琦提出中国史

    前文化“满天星斗”论的积极回应。如张先生所示，其并不认为具体

    的文化区域是孤立独行的，在更大的范围内，相邻文化区域存在直接

    影响，通过文化区域与区域之间的关联，甚至能构成一个闭合的“循

    环圈”。只是这个循环圈未给出方向。

    这两项成果可以说是张先生一生探索中国史前史最重要的贡献，商文明研究是对已知商代遗存最全面的总结，“中国(文化)相互作

    用圈”则是对商代之前古代中国的更深入探索，至今未被超越。当

    然，由于时代局限，这两项贡献也留下了许多值得探索的空间，如果

    今人稍加注意，或许就能从中发现更多。

    巨人之踵

    光直先生在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过程中拥有超乎常人的敏锐视

    觉，这两项成果之间也是相通的。研究新石器时代互动文化圈，就是

    为了打通商文明与早期文化之间的壁垒。他给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文

    化绘制了富有启发的“互动作用圈”，但没有判定这些文化相互影响

    的趋势。同时在商文明研究的领域，阐述了商代中国从二里头到郑州

    商城，一直到安阳殷墟的阶段特征，以及周边的其他文化，同样没有

    给出商文化的来龙去脉。也就是说，他始终未能在这两者之间找到那

    个缺失的环节。或许是两个原因造成了这种遗憾。首先，他直至去世之前，都执

    着相信，商文化的源头可能是在殷墟东部的河南商丘——这里是商纣

    王同宗微子启在周代延续商嗣的封国——只是这里至今都未能发掘出

    任何早于西周初期的遗迹。然而，他在《中国古代考古学》中已经非

    常肯定断言“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而不是商代早期文化”，这种执

    念源自对“商人东方(海岱文化)起源”的坚信，以至于他在研究中

    几乎没有提到20世纪80年代发现的“偃师商城”，更不用说，在他去

    世前不久(1998年)开始发掘(2014年获批再次发掘)的焦作“府城

    商城”遗址——因为这些早商时期遗址都在郑州商城、安阳殷墟的西

    部。

    其次，受同时代加拿大考古学家布鲁斯炊格尔、英国人类学家杰

    克古迪对早期文明及简单社会“王权”与“神圣祭祀”关系假设的影

    响，他也对“王权”以外基于物质交换导致的文化流动持保守态度。

    在《古代贸易研究是经济学还是生态学》(《中国青铜时代》)一文

    中，他明确表示，“我不相信在考古学研究上贸易应当当作与文化系

    统的其他亚系统，如生业、技术、社会与象征等亚系统平行的另一个

    亚系统来处理”。实际上，强调生产-再分配方式的“物质文化”研究

    在最近二十年已经成为考古学中非常主流的研究范式了，相反，关于

    纯粹的“王权”研究，则因其假设体系的失之证明，而日薄西山。或

    许正是这两点因素，成为这位考古学界“巨人”的阿喀琉斯之踵。

    修正了张先生判断上的两个问题[一是比殷墟(商代晚期)更早

    的商代早、中期遗址都在其西部，而非其东；二是物质交换其实是文

    化系统中最关键的要素之一，且存在流动趋势]之后，重新来看待张

    先生奠基的史前中国成果，我们或许就能窥到前辈之所未见。

    首先，张先生证明了商代之前的东亚存在一个“(文化)相互作

    用圈”，包括夏人在内的华夏先民，都是这个体系中的部分。商人

    的“来龙去脉”，也当受此趋势影响。周人灭商后，商朝后裔王子禄

    父曾经向东北方逃遁，而微子启建立的宋国在黄河下游的商丘。如果

    这算作商人迁移的“去脉”，那么当我们把商文化从二里头开始(包

    括偃师商城、焦作府城商城)，一直延伸到商亡后的归宿用曲线连

    接，就几乎获得了一条自西南向东北方向延伸的曲线(示意图参见拙

    作《四夷居中国：东亚大陆人类简史》，第288页)。

    我们将张光直先生的图例通过对比、叠加、重合之后，就会发

    现，他所提到的文化与文化之间互动作用的箭头不应是双向的，而是单向的，且将各组箭头连接起来后，就能形成一个逆时针循环圈。当

    这个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形成的逆时针循环圈与商文化的迁移方向

    结合起来时，甚至就可以判断出商文化的“来龙”。如果我们能确定

    这个逆时针循环的存在，那么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商文化发端的过

    程，就可以形象地描述为一条古人在数千年里沿着逆时针方向在东亚

    大陆迁移的螺旋曲线。通过这条曲线的反向延伸，我们就能追溯“先

    商”，乃至夏代的脚步。这是张先生为当代研究者留下的遗宝。

    这样的趋势为何没能从张先生的研究中直接反映出来，既有传统

    因素，也有时代原因。一方面是他被传统观念所束缚，始终将渤海湾

    以南滨海视作商人起源之地(其实燕山以北的渤海湾以北也能符

    合“商人东方起源”的传说)。另一方面，某些对当代考古学发展趋

    势的认识误差，阻碍了他对中国史前文化变迁趋势的准确判断。

    但这些都无法掩盖他在当时以及今天对中国考古学的贡献。对中

    国史前文明的执着信念和超凡的专业认识，使他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全

    力推动着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并达到了至今无法超越的高度。这是同

    时代海峡两岸大多考古学者无法企及的，这从张先生独力完成的作品

    至今全数集结再版，而某些举众力而为的“工程”除了薄薄一册“阶

    段成果报告”之后再无音信可得互见。

    光直先生以“瘦弱”之躯肩扛中国考古学的过去，在考古史中投

    射高大身影。斯人已逝，智慧永驻，再次翻看先生作品，既是对前辈

    求真精神的缅怀，也是对今人的一种鞭策和勉励。

    [1] 本文为张光直所著《古代中国考古学》《中国考古学论文集》等系列作品评论，原

    文发表于《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5年2月15日刊)，《澎湃新闻》转载时标题易为《最

    后的巨人——为何张光直是中国考古界无法企及的高峰》。3.为“中国文明起源”上下求索[1]

    一个儿子的回忆

    “我最早的记忆片段是1941年的初秋，母亲带着四周岁的我从北

    平辗转一个多月来到云南，终于见到了前来迎接我们的父亲。父亲离

    开北平时，我才一岁。”

    这段话采自《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的

    卷首，作者是苏秉琦先生的长子苏恺之。去世二十多年，苏先生留给

    公众的记忆已日渐模糊，可对考古人来说，苏秉琦是个再熟悉不过的

    名字，他曾是中科院考古所研究员、学术委员……担任过中国考古学

    会理事长、北大历史系考古教研室主任。

    在考古学界内部，苏先生的学术贡献被明确概括为四点：一

    是“从器物类型学上升到社会关系”的开拓性研究；二是提出了

    对“仰韶文化的阶段性认识”；三是建立了“中国考古学文化区类型

    理论体系”；四是“重建中国上古历史”。

    从1909年到1997年，苏先生以平凡的处事态度经历着一个世纪的

    纷乱与重建，用赤子之心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他的智慧至今影响着

    当代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很少有人知道，他是如何从一个既没有更高

    学位也没有留学经历的北平师大历史系毕业生，成为中国考古学一座

    里程碑的。

    回看后人对苏先生的学术评价，走在先生奠基的“重建中国上古

    历史”的路上，我在翻阅这本特殊的回忆录时，想要弄清是怎样的契

    机和启迪、怎样的毅力和激情，激励他在那个时代留下探索与思考。

    每当想到这里，我便不断提醒自己，放弃像完成论述题一样介绍

    苏先生学术贡献的“四大方面”，而是尽力回到那个“1941年的初

    秋”——这不仅是一位考古学家的传记，更是一个儿子对父亲的回

    忆。

    一切始于“斗鸡台”1941年秋天，苏恺之和母亲从北平来到昆明。在那里，等候他的

    就是三年多前因“七七事变”而与北平历史研究所同事一同迁往大西

    南的父亲。在抗战后方昆明北郊的生活，是他与父亲最亲近的一段岁

    月。除了让他感到“清贫而快乐”的黑龙潭生活、凝聚抗战精神

    的“中央机器厂”之外，他最多忆起的，是与父亲亦师亦友的徐旭生

    老伯和父亲写作第一本著作《陕西宝鸡县斗鸡台所得瓦鬲的研究》的

    点点滴滴。

    《瓦鬲的研究》源自苏秉琦1934年参与的史学研究所在陕西宝鸡

    斗鸡台的考古发掘。八年前，刚刚毕业的苏先生进入北平研究院史学

    研究所考古组工作。他入职后的第一个挑战，就是前往陕西参与发掘

    斗鸡台废堡。苏恺之简略总结了父亲选择历史考古作为志业的原因：

    苏先生来自河北高阳县以纺织发家的大家庭，是家中幼子(四子)，殷实的家业让他有机会不用像兄长一样走实业道路，而是“决心改学

    中华民族的历史以历史唤醒民众——教育救国，兴史救国”。

    苏先生曾经这样引述此次发掘的意义：“陕西为周秦汉唐故都所

    在。史迹遗留，极为丰富。……至周秦二民族初期之文化，则古书所

    载与之有关之史料，数量极少，无参证比较之余地。……故搜集此二

    民族遗留的史料，不得不置重于地下之发掘。”

    被后人称为“陕西考古发掘第一铲”的此次发掘，不经意间开启

    了今人对秦周文明的探索。斗鸡台的收获颇丰，但考古材料却因日本

    侵华而无暇整理。在徐旭生的安排下，苏先生与研究材料一同先期撤

    往西南后方。这便有了1941年他与妻儿的重聚。

    在苏恺之的记忆中，父亲正是在与李济、梁思永、董作宾等前辈

    的交流中，完成了与徐旭生合作的《瓦鬲的研究》。他将父亲亲手挲

    摩陶片的研究称作破解“天书”。因为这本“天书”竟打破了过去的

    文献研究者未能涉足的边界——周人和秦人并非一脉相承的整体，而

    是各有起源的不同文化。后人这样总结《瓦鬲的研究》的贡献：从宝

    鸡地区的瓦鬲上还可以看出，先周文化还有两个来源，一是西北方向

    来的姬姓成分，二是关中土著的姜姓成分；到了周王朝时期，秦人已

    在陇西兴起，当秦人东进到宝鸡地区时，带来了诸如素面袋足鬲、屈

    肢葬、铁器等文化因素。这就从考古学上初步证明了商、周、秦不同

    源，各有各的文化发展脉络……从而打破了夏、商、周、秦一以贯之

    的正统王朝的史学体系。秦、周文化分别代表了中原文明一东一西两个源头的相遇之旅，这个“文化交汇”的观念在苏先生毕生的研究中竟贯彻始终。这一切

    都可以追溯到1934年夏日斗鸡台下的“第一铲”，或是1941年昆明东

    郊的后方岁月。

    把“仰韶文化”一分为二

    1946年，苏恺之回到了北平，这次又是父亲先一步回家等他。苏

    恺之记得，1948年深秋，父亲接到一封来自南京的电报后对母亲

    说：“我的事情(工作)离不开这块土地……况且资料、徐老都在这

    里……”虽然研究院几年后迁出了中南海，成为中国科学院的一部

    分，但苏先生并没有选择离开故土。

    20世纪50年代，是苏先生学术生涯的第一个繁荣期。他在考古所

    和北大历史系同时兼职，“把考古所、北大和文物图书三部分力量集

    中起来，办一个考古培训班”。50年代初，培训班连办三期，“父亲

    说这是考古界的黄埔军校”。而这个“黄埔系”建立起来的时候，他

    却尊重孩子们的意愿，让他们都去学习自然科学。许多年后，苏恺之

    回想起父亲曾经的话：“顾颉刚先生……建国后在历史所的处境一直

    不好……可人家照样写他的东西，坚信他的国学研究和历史文化研究

    有意义，手上的毛笔一天也没有搁置，仿佛总是在向将来的人诉说什

    么。”

    “但我没听进去，而且内心里很烦躁，也很反感。”苏恺之怀着

    一丝对父亲的歉意写道，“一个个运动浪潮中，我‘懂得了’：要和

    徐老伯的孩子一样，绝不子承父业，一定要学理工科，跟文科拉开距

    离。”

    儿子眼中，“似乎他已经在中国考古舞台上消失了”。可这对淡

    然面对“政治批判”的苏先生来说，或许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1964年，他提出了“大文化”和“大遗址”的概念。长期从事田野考

    古，使苏先生对文物研究有了全新的看法，文物工作“绝不是把几件

    物品保存好了那么简单”。遗址反映的不仅是文物的出土地点，还是

    古人活动的整个空间脉络，应该保护的不是单个遗址，而是包含“空

    白地带”的“大遗址群”。这个超前的文保理念在当时“破四旧”口

    号即将登场的背景下提出，尤为难能可贵。1965年，他又写成《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该文的发表意

    义非同一般，“我能感觉到父亲对它特别重视”。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前文化东龙山、西仰韶已成定论的格局下，苏先生结合早期斗

    鸡台考古经验和50年代以来的新成果，将仰韶文化进一步分成位于以

    陕西关中为主的“半坡类型”和晋陕豫交界以东的“庙底沟类型”，并认定两者之间有着不同的源头，从而一举打破早期延续的二元格

    局。

    在这篇1965年发表的重要论文中，已可窥见未来“中国考古学文

    化区类型理论”的萌芽。在它尚未吐新之际，中国考古学和这个国家

    一道，“开始经历了十年寒冬”，但如苏恺之当年坚信的那样，“这

    棵冬小麦的思考没有完全停顿……终于有了1975年的‘冲刺’和1979

    年的‘呼喊’”。

    从“区域类型”到“满天星斗”

    “1975年，他又开始‘不安分’地先是在北大做了小规模的讲

    座，后又在研究所的一个小房间里，由他的学生张忠培召集，给吉林

    大学十几个师生讲述了他头脑里初步形成的‘区域类型理

    论’。”“按父亲后来的总结，1975年是他工作的一个转折点”，又

    一个仿佛久旱遇甘霖的繁荣期。

    “区域类型理论”首次将中国境内的古文化划分成六个较大的区

    块，分别是：(一)燕山南北为中心的“北方”；(二)晋陕豫为核

    心的“中原”；(三)山东半岛为中心的“东方”；(四)洞庭湖为

    中心的“西南方”；(五)太湖为中心的“东南方”；(六)九江到

    广州的“南方”。这个六大区域的格局，是他以《若干问题》打破仰

    韶、龙山两个区块后，进一步对以往体系的超越。多年来对良渚、屈

    家岭、石峡等史前文化的研究，最终使他自信地跃出传统上的“中

    原”区域，将中国文明的起源中心推向整个东亚范围。

    1979年，苏先生出席了中国考古学会成立大会，会上他正式公开

    介绍了这六个考古文化区的概念构想，“我们才慢慢知道，他是吐露

    了自己长期积淀下来的一些思考结晶，而且自认为是最重要的发言，也标志着他从此步入学术生涯的新阶段”。

    三年后，苏先生告别了新建成的北大考古系，但他没有离开考古

    事业的第一线。苏恺之眼中的父亲，以满腔的热情和精力比以往更多地出现在牛梁河考古工地、三星堆遗址，以及天南地北的学术会议

    上。

    这些新的收获，全部收集在他晚年最后一本著作《中国文明起源

    新探》当中。他在书中首先以亲身经历坦率指出长期制约中国考古学

    发展的两个怪圈：“一个是根深蒂固的中华大一统思想；一个是把马

    克思提出的社会发展规律看成是历史本身。”只有脚踏实地根据考古

    材料说话，破除“中原中心主义”的观念，才能真正实现上古中国的

    重建。

    图一 苏秉琦手绘“三岔口示意”

    (《我的父亲苏秉琦》，第274页)

    正是始终秉持这种“去中心化”的超前理念，苏秉琦先生提出

    了“区域类型理论”。他明确指出，中国考古学文化犹如“满天星

    斗”出现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中华大地上。其中最具启发性的是，他

    在早期归纳秦、周文化不同来源的朴素认识基础上，进一步将燕山向

    西、陕北向东的两个文化流动方向，整合为中原文化的源头。这一卓

    越的认识(两股不同来源的文化人群相遇，必然产生一个区域文化中

    心)，无疑为将来的中国考古学带来了革命性的冲击。回归更大的世界

    1997年，苏先生去世。他曾经立下遗嘱：“中国的海域很大，但

    许多地方却跟中国以外的境界发生关系，难以有界线。渤海湾在辽东

    半岛与山东半岛之间，正是中国的国门，所以我的骨灰要撒在那

    里。”遵从这一遗愿，苏恺之护送为“中国文明起源”一生上下求索

    的父亲归向大海。

    没有更高学历，也没有海外留学经历的苏先生满怀探索民族历史

    的满腔热情，以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发展”为己任，单凭双脚走

    遍中国每一处史前遗址，倾全力探索“满天星斗”的位置和联系。正

    是这些源自实证的真知灼见，使他打破前人的痼见，坚定地探索这些

    汇聚成华夏文明的不同源头。在生命的最后，冥冥之中，他甚至感

    到，要探知这些源头更久远的起点，需要跨出中国的疆界之外，接入

    更大的世界之网。

    “中国考古学家有三项主要任务：一、书写本国历史；二、将此

    扩展到没有文字记录的时代；三、建立自己的考古学派。”苏恺之记

    得，2013年8月召开的首届“世界考古上海论坛”会议上，世界知名考

    古学家伦福儒教授在发言中，引用了父亲的话作为开题。他知道，他

    那用一生为这三项任务做出完美诠释的父亲并没有被人忘记，那些继

    续肩负使命的新一代中国考古学家，将在苏秉琦先生奠基的探索“中

    国文明起源”的道路上，不懈前行。

    [1] 本文为苏恺之所著《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一书评论，原

    文发表于《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6年5月8日刊)。4.考古场域的人类学之眼[1]

    ——读《中国北方边疆地区的史前社会》

    引子：回归考古人类学

    虽然诸如李济、梁思永、吴金鼎等中国早期考古学家都接受了完

    整的人类学训练，但中国文物界根深蒂固的“金石学”传统依旧将中

    国考古学的发展导向了器物发掘的脉络。这不但导致了考古学和人类

    学在中国长期分裂为两个联系不甚紧密的学科——考古学常与历史学

    为伍，而人类学则沦为社会学的附庸——而且使我们在阅读考古材料

    时，缺乏有效的解读手段，往往陷入了“管窥一斑，不见全豹”的处

    境。换言之，失去人类学这座“森林”的考古学“独木”，很难把有

    限的考古材料放到更大的“社会结构”的背景之下考察，便无法

    从“考古遗存是人类在历史上复杂文化活动之一部分”的角度来重

    建“史前社会”的结构。

    为了实现考古学向人类学维度的回归，我们还有很多需要实践。

    好在，以色列考古学家吉迪(Gideon Shelach)的《中国北方边疆地

    区的史前社会：公元前一千年间身份标识的形成与经济转变的考古学

    观察》为我们提供了一份良好的范本。他在该书中不但为我们呈现了

    用人类学视角解读考古材料的基本方式，而且还通过对现有材料的分

    析，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

    本书作者吉迪教授1996年在美国匹兹堡大学人类学与亚洲研究系

    获中国考古学博士。现为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人文学部副部

    长，路易斯弗瑞博格中心主任，终身教授。历任《东亚考古学杂志》

    顾问，《历史学》(希伯来语)编辑，东亚考古学会副会长，普林斯

    顿高级研究会会员。曾经出版《普天之下：帝国的中国》《中国内蒙

    古赤峰河谷地区晚更新世—全新世地形变化所指示的沉积速率及历史

    时期的土地利用》等多部著作。

    从他的学术履历也可以看出，由于作者本身曾参与了赤峰地区的

    田野考古，因此，他在本书中通过赤峰地区考古材料的分析又进一步

    回应了中国北方地区人群互动和文化形成的问题。并以这里为起点，将传统意义上的北方中国(长城以北)与更北面的欧亚大陆北方草原-

    林地带结合在了一起。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中国学者以往的局限：

    将中国文明的起源局限在今日中国的实际国土范围之内，忽略了中国

    与周边区域的连续整体性。下面，我们将一同从本书的内容开始，重

    新审视“中国北方边疆地区的史前社会”。

    重新认识“北方边疆”

    翻过介绍全书结构的第一章绪论部分后，从本书的第二章开始，作者将中国北方地带分为四个亚区，按“生计方式、聚落结构和组

    织、宗教活动、生产工艺”(p.9)等方面对这四个亚区进行比较。这

    四个地区分别为甘肃走廊、黄河周边地区、黄河以东和太原-北京一线

    以北地区(作者称为“赤峰”地区)，以及辽宁西部。虽然吉迪这样

    的地区分类有待商榷，但他认为这一连接欧亚大草原的“北方地

    带”，“并非像大家普遍认为的那样直接向西相接，而是通过‘北方

    地带’的东北部与之相承接”(p.17)的观点确实颇为正确，因为赤

    峰所在位置，恰好就反映了其东部、西部和北部文化在不同时期在该

    地留下的痕迹，而且后者的影响最为明显。

    因此，通过这一章对不同区域考古遗存及其反映的文化诸要素的

    关系，在第二章的结论部分，作者首先将我们观念中笼而统之的“北

    方”游牧地带划分成几个不同的区域，认识到“这个地带不同亚区的

    文化属性和生活方式各不相同，更重要的是，各地区的发展轨迹在变

    化方向和幅度方面也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分化。……但总体来说，不同

    地区发展轨迹正逐渐趋向一致”(p.51)。

    对于这种“渐趋向一致”，作者在第三章“是经济原因吗？北方

    地带的经济及政治进程”中提出一个假设。很明显，吉迪在这里运用

    了政治-经济学方法，这种方法自20世纪50年代澳大利亚考古学家戈登

    柴尔德开始便已在西方考古学界广泛应用，“柴尔德将自由主义、马

    克思主义和新康德哲学不同程度地结合起来，形成自己对于考古学、古典文化和社会的观点”。事实上，柴尔德的“新考古学”并不同于

    我们熟悉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建立在剥削、压迫等概念基础上

    的各社会阶层间的机械对立，而是类似古典经济学那样将包括政治、技术、宗教、艺术等文化层面与经济融为一体，并将政治等层面视作

    经济方式(生计类型)在社会不同领域的具体表征。尽管中国考古学

    界对这一“新考古学”路径的发展保持了相对疏离的态度，但吉迪在

    本章中展现了该方法对于中国考古材料的实际应用。通过谷物以及动物性资源消费方式变化的分析发现，在北方地带

    东部，公元前2000年晚期至公元前1000年初随着“新型的驯化动物，如绵羊、山羊和马在这一地区的遗址中被发现”(p.70)，该地区的

    畜牧经济才开始逐渐发展。与此同时，本书作者还引用了美国人类学

    家萨尔兹曼的看法：“很多以畜牧业为主要经济方式的社会甚至是高

    度游牧化的群体也从事一定程度的农业生产。”(p.78)这不但更新

    了我们对游牧群体的刻板印象，同时也启发我们打开了新的思

    路：“骑马很可能是畜牧生活方式兴起的结果，而非畜牧专业化发展

    的原因；畜牧业经济可能是为了抵制来自定居人群强大军事压力而采

    取的政治策略。迁徙，尤其是游牧人群的流动，可以视为某种形式的

    政治对抗。”(p.80)从经济类型的转变、政治组织的变迁，通过考

    古材料的分析，我们获得了一种动态的视野——文化(北方草原-林地

    生计方式)对结构变迁(定居人群压力)的适应(发展出畜牧经

    济)，当然，作者也提到了气候因素(但认为这并非主因)。同时，也提示我们，从这种政治-经济视角来审视考古学材料，将会帮助我们

    跃出“所见”的遗存的局限，获得更具“整体性”的观点。

    接下来，作者在第四章中通过对这四个北方区域“身份标识及其

    表现形式”的比较得出结论，“从公元前一千纪开始，北方地带与黄

    河及长江流域人群的思维方式完全不同。……这种不同不仅体现在服

    装与服饰的风格上，也体现在影响人们思维与行动的世界观

    上”(p.125)。尽管作者没有对这种变化提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但他

    在第五章“本地化、区域化和全球化：跨地区交流及社会变化”中提

    到了一个长期存在但一直为中国研究者所回避的问题：跨区域的文化

    联系。这个被概括为“本地起源论”和“文化传播论”的观念之争

    (随着分子人类学成果的出现——这点作者没有提到)开始呈现向后

    者松动的迹象，吉迪综合其他研究者的观点提到，“从事这项工作的

    学者并非要重建旧的‘文化传播论’模式，而是要研究当地与外界之

    间交往所带来的影响，从而重建世界的复杂化历史进程”(p.130)。

    在此之后，作者并没有为这些变化提供准确的结论，只是笼统地

    提出，“在公元前二千纪后期和公元前一千纪前期，从考古学上可以

    观察到欧亚草原包括北方地带在内社会之间交流的加强”(p.162)。

    不过，在细节方面，用一些我们感兴趣的考古学文化视角，支撑了他

    的观点。他在第五章提到，该时期，“欧亚草原与北方地带开始接

    触，有些交流还远达中原地区。最值得注意的是战车，它们最早出现

    于距离安阳很近的晚商中心——殷墟遗址。……因为中亚和殷墟的战

    车在技术和风格上很相似，因此可以说殷墟战车是西方新技术传入中原地区的反映”(p.149)。此外，他还提到了和战车相关的马

    匹，“似乎可以说，在殷墟祭祀坑里发现的驯养的马匹，无论是否与

    战车共出，应该均是在晚商时期从外界传入的”，因为中国新石器时

    代遗址中发现的“野生或驯马的马亦较少见”(p.150)。

    相比之下，本书的结论相对薄弱，甚至又回到了“华夏”和“草

    原”分野的传统问题上，在很大程度上，则是因为受制于这一二分法

    背后的价值取向。尽管如此，本书在方法论和理论视野上已经给我们

    提供了足够的启迪，其意义和价值都要高于同系列“文明历程经典译

    丛”中早先一本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狄宇宙教授的《古代中国与其强

    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

    启发与不足

    本书优点和缺点一样显而易见。其最大的优点与其说是引入了西

    方学界业已流行甚久的“政治-经济”观点，毋宁说是突破了中国近几

    十年来对自身文明起源“本地起源”的偏执追求。正如作者所

    言，“在中国，不管边境是如何划定的，不同社会之间的交流尤其是

    境内与境外之间交流的争论，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和政治色

    彩。……中国独立发展的观点可以延伸至史前时代——甚至是‘中

    国’这个概念还未出现的时期”(p.129)。那么这种观念局限所产生

    的问题便一目了然了。将关于史前中国的所有考古材料，按照“本地

    起源”的模型加以解释，不但产生了削足适履的阐释效果，而且割断

    了各地考古学文化之间固有的联系，使研究者不得不将文明发展

    的“繁荣之地”，当作文明的“发祥地”。

    当我们有意识地纠正这一问题后，便能接受吉迪用政治经济学观

    点对中国各地考古材料的整体性分析。通过上文的介绍，我们了解到

    农业经济向更专业化畜牧经济的转型发生在迄今约三千年前的时间，其背后来自定居人群的压力与我们原先对游牧文化的想象正好相反。

    同时，文化各个表征之间建立在经济类型上的联系，也超越了传统上

    将其划分为不同社会阶段(如原始社会、氏族公社)的机械分类。这

    些都给中国考古学家及史前社会研究者提供了充分的启迪。

    当然，这些启发背后的不足之处也同样明显。这部英文原版于

    2008年的著作，确实集中了国际学术界对东亚北方社会最新的研究成

    果，但由于受传统“长城南北”二分关系的束缚，以及对中国早期文

    献的有限认识，实际上，仍然无法更为准确地认识、分析中国早期社会。比如该书在第六章“结论”部分所引《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内

    容，“耳不听五声之和为聋，目不识五色之章为昧……狄皆则之，四

    奸具矣”(p.166)所反映的“华夷之别”，便不如《左传襄公十四

    年》“驹支不屈于晋”一则中所谓“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

    不通，言语不达”一语，更能呈现基于经济类型之别背后的文化差

    异。

    更重要的是，由于对中国古代人群缺乏更深入的认识(一如对文

    献的陌生)，作者忽略了物质交流背后的人群互动。换言之，作者从

    马车、驯化马匹以及青铜器纹饰、墓葬特征等诸方面呈现的北方地带

    与中原的考古学文化联系，背后其实是这些物质遗存在历史上的实践

    者留下的痕迹。通过这些遗存之间的关联，我们不仅仅要显示出“文

    化传播”的可能，更重要的是从中归纳出人群(文化实践者)互动的

    动态过程和规律。因为，如果仅仅陈列了各考古学文化的相似联系，那很有可能重新落入传统考古学那种“类型学”的陷阱。

    或许出于谨慎的态度，吉迪教授没有继续深入物质文化遗存背后

    的人群之间的联系，这一点非常遗憾。但换个角度来看，这在一定程

    度上也反映出当下考古学区域研究在分析模型上的匮乏。要将考古学

    文化与古代人群的活动以动态方式呈现出来，仍需当代研究者进一步

    的努力，在诸多可能的方法之中，“地理结构”也许是个合适的工

    具。当然，要将这一工具发挥出最大限度的解释力度，同样离不开政

    治-经济工具的使用，以及更重要的是，对中国史籍的熟稔。这些都是

    我们在不久的将来有待借鉴，并加以尝试的“新工具”。

    [1] 本文为吉迪所著《中国北方边疆地区的史前社会：公元前一千年间身份标识的形成

    与经济转变的考古学观察》一书评论，原文发表于《中国图书评论》2013年第7期。5.大漠以北的社会图景[1]

    重新发现“大漠以北”

    在现今世界政治-地域格局奠基的20世纪早期，政治上的疲弱使中

    国令人遗憾地失去了北纬50度附近以及更高纬度地区的大量土地——

    当然也包括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适应高纬度地区生态-自然地理，呈

    现独特文化方式的人群——后来连这块区域南部的蒙古高原也不幸一

    并失去了。

    这些地区的共同特点在于，位于蒙古高原北部、西伯利亚地台南

    缘，北倚横亘整个欧亚大陆北部辽阔的泰加林带，与北纬50度大致重

    合。要想了解这块区域，尚余两个途径，尽管我们失去了亲身践履这

    一地区的良机，但借助于这一区域东、西两侧同一纬度，且仍属中国

    境内的北疆阿尔泰山以南的阿勒泰地区，以及内蒙古东北部大兴安岭

    西侧的额尔古纳河右岸，我们仍能对这个地区的生态与人类文化，建

    立基本的认识。

    在汉地农耕文化观察者的眼中，农耕文化北方天然的草原过渡带

    以北，就是一望无际的沙漠、戈壁，阴山以北再无绿洲，这里的生态

    与文化完全就成了羊群、毡房、戎车的世界。而事实恰好相反，曾经

    追随长春真人丘处机沿着克鲁伦河溯流，循道蒙古高原以北地区一路

    西行的通玄大师李志常曾在《长春真人西游记》中记录了旅途中经历

    的环境变化：“水流东北，两岸多高柳”，逐渐是“西北渡河，乃平

    野；其旁山川皆秀丽，水草且丰美”，直到高原西部杭爱山麓的“松

    桧森森，干云蔽日……平地皆有松桦杂木，若有人烟状”。这正好是

    13世纪初时，对这片后来连同蒙古高原一道从我们视野中消失的极广

    阔地域，自东向西的真实描述。简言之，大漠以北其实生活着一个与

    我们声息相通、景致仿佛，但又黄沙相隔的世界，正是这个以北纬50

    度展开的区域对中国的历史造成了巨大而又微妙的影响。

    实际上，20世纪世界格局对中国传统领土造成的深远影响，不仅

    使我们失去了大片领土，而且也用余下领土中以农耕文化为核心的边

    界观念，束缚了我们通过更完整地理-文化视野解开中国历史进程的思

    路。幸运的是，一批富有理想的德国社会人类学家和探险家从18世纪

    起，就没有放弃过对这一和德国几乎处于相同纬度地区的兴趣。以诺

    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命名的“马克斯普朗克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始

    终以“当代西伯利亚人的社会和经济状况”作为研究重点。尽管这本

    《马克斯普朗克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西伯利亚研究回顾》(以下简称

    《回顾》)瑰集的研究课题是以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西伯利亚“转

    型期的产权及产权关系的变化”为主的9篇论文，但书中提供的生态、文化、生计类型视角与丰富材料，无疑为我们重新发现那个“林中百

    姓”生息的北亚草原-林地带，打开了一扇重要的窗口。借助这些视

    角，能让我们重建那些上千年来建立在生态适应方式基础上的文化互

    动。

    重建“林中百姓”的生活

    我曾到过北疆最北端的阿勒泰地区，这里生活的图瓦人，曾是汉

    文文献中“唐努乌梁海人”四十八佐领的四分之一，另外的四分之

    三，一部分成为蒙古国居民，另一部分成为今天俄联邦的图瓦共和

    国。当我在八月末清晨透骨严寒中，远眺阿勒泰南坡晨曦袅袅炊烟里

    散落林地间的图瓦木屋、牧群与牧人，我既看到这里独特的游牧-定居

    混合经济，也感受到高纬度地区差别极大的昼夜温差。阿尔泰山南坡

    白桦葱葱，流水淙淙，与其说这里是草原的尽头，不如说是无际北

    方“克孜勒泰加”(红针叶林)的起点。

    在《图瓦人的时间观及其转化意识》一文中，该篇作者用一个当

    代(20世纪70年代)的案例讲述了一个图瓦猎人在柳树滩狩猎马拉赤

    鹿——一种体形近似于马的西伯利亚鹿种——时听到一个禁止他猎鹿

    的女人声音，猎人剥了鹿皮，切割了鹿肉，归来后不久病重而亡的故

    事。萨满对此的解释是，猎人没有遵守森林女神对泰加群落的规

    则：“大型动物或者任何非同寻常的动物都不可以捕杀，因为它们都

    是当地神灵的财产。”尽管今天中国境内的图瓦人在生计上表现为骑

    马放牧牛羊的牧人形象，甚至在该文的配图中也是林地白色帐篷前的

    牦牛群和另一张阉割绵羊羔的照片，但是在这则案例中，猎人、森林

    和鹿，却成了故事的主角。这无疑让我们联想到《蒙古秘史》开篇第

    12～17节的内容，成吉思汗的祖先朵奔蔑儿干到山岗上去捕猎野兽，在森林里遇到一个兀良合惕部人，“在杀一头三岁的鹿，用火烧烤那

    头鹿的肋条肉和内脏”，这只鹿的肉为后来蒙古部落的繁衍壮大埋下

    了伏笔。有趣的是，《秘史》中提到成吉思汗的始祖之一豁埃马阑勒

    的蒙古语本意就是“白鹿”。事实上，《秘史》直到第19节才提到了“腊羊肉”。这显然与我

    们生为定居农业者对游牧者的刻板印象颇有出入。正如《回顾》中另

    一篇《阿尔泰共和国的旅游及其保护自然的举措》中对阿尔泰山北坡

    同名俄联邦加盟共和国的描述：“阿尔泰不仅是山脉、森林、河流和

    瀑布，它还是鲜活的精神……森林、鲜花和草原是他多彩的服饰……

    湖泊是他的眼睛……瀑布和河流是他川流不息的生活……”在当代阿

    尔泰作家的笔下，我们的蒙古戈壁以北是这样一片“宛如童话般美

    丽”的仙境。从生态的角度来看，显然是鹿和猎人，比羊和牧人更适

    合“森林”环境，因为羊群和马匹需要的牧草在泰加林光照不足的林

    地底层难以繁茂，而鹿能在漫长冬季依靠厚厚积雪下的苔藓为生；而

    且羊群和马匹也无法适应高纬度地区漫长冬季的严寒。既然羊群无法

    在这里生活，那么围绕牧羊展开的生计活动就在这里走到了尽头。同

    时，围绕这种生计方式产生的文化，也不得不发生变迁，转型为另一

    种更适应林地生活的文化。

    在《西伯利亚南部托发族与托著族的产权比较分析》一文中，我

    们看到了这些阿尔泰山北部驯鹿牧人在林地中的生活，“大多数托著

    人在苏联时期都可以带着他们的牧群过游牧生活……驯鹿对大面积草

    场的需求，变化无常的天气，以及野生资源的资源环境(主要是牧场

    和野生动物)，这些要求获取自然资源的渠道更加灵活，同时也防止

    了财产私有性和排他性的产生”。驯鹿放牧为当地群体提供了包括乳

    品在内的重要蛋白质来源，而林地的动物资源则为他们提供了肉类和

    用于交易的毛皮的狩猎机会。实际上，驯鹿放牧形成了一种完全不同

    于羊群放牧的生计-文化类型——在我们基于农耕文化的认识中，所有

    的放牧都刻板化地变成同一类——由于资源的有限和环境的多变，这

    些驯鹿牧人往往以更小的聚落规模，保持更平等主义的分配方式。

    我们可以对比弗里德里克巴特在其赖以成名的《波斯南部的游牧

    者》一书中描绘的牧羊者的社会。在伊朗，部落的酋长和大人们并不

    参与围绕年度迁徙(伊尔-哈路线[il-rah])的游牧活动，他们定居在

    水源充足、适宜农业的类似“汗庭”区域，由部民放牧大量属于酋长

    的畜群，同时那些因种种原因失去牧群的贫困部民则开始固定在土地

    上，耕种酋长的农田，为酋长提供粮食收入。条件较好的牧民也会在

    定居村落附近买一块土地，雇佣当地农民替他们耕种，等一年周期之

    后，收取他们收成的份额。这同样颠覆了我们对牛、羊放牧者的想

    象，其实世界上并不存在完全依靠游牧生活的人群!只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找出他们的田地。当我们把视角重新移到《回顾》，我们就能发现，在我们尚且熟

    悉的草原游牧者更北方的区域，其实生活着另一种不尽相同的森林游

    牧文化，他们在物质上比牧羊者更倾向平等主义，在狩猎技术上更符

    合“引弓之民”的称号；由于他们通常以较小规模人群适应林地有限

    的资源，他们在分享诸多文化共同点的同时，也产生了更多文化多样

    性。正如《秘史》(第239节)提到，1207年，成吉思汗的长子术赤让

    这些森林部落“带着白海青、白马、黑貂，前来觐见成吉思汗”，不

    过，根据前引《秘史》的内容，蒙古部落的祖先似乎也是森林中猎鹿

    人的形象。

    阅读《回顾》，我们可以通过当代西伯利亚居民生态-文化方式，重建拉施特《史集》中“林中百姓”的形象，因为哪怕当时生活在该

    处的人群早已追随蒙古军队攻占低纬度农耕社会，采用了当地的生计

    类型(也发生了与这种生计相适应的文化变迁)，但北纬50度附近开

    始的泰加林带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今天生活在当地的人群，依然要

    采用近似的生态适应方式——至少环境(基本与纬度重合的气候带)

    为文化的模式写好了脚本。同时，阅读当代的材料也为我们解开另一

    个史籍中的问题提供了线索：作为成吉思汗祖先的“林中百姓”，是

    怎样转变成移动性更强，更符合我们想象的游牧民族的？

    文化整体观：从经济视角揭示文化互动

    同样在《西伯利亚南部托发族与托著族的产权比较分析》一文

    中，作者提到“托发人60%的收入来自土地(主要是出售毛皮、鹿茸和

    麝腺)”——毛皮指的是黑貂皮。“如果氏族的领地上黑貂皮短缺，不论任何原因，其成员都可以到别人的领地上狩猎。”对照这些20世

    纪的情况，我们找到了《秘史》(第9节)成吉思汗祖先之一的“豁里

    剌儿台蔑儿干由于豁里秃马惕地区自相禁约，不得捕猎貂鼠、青鼠等

    野兽，感到烦恼。……因不儿罕合勒敦山为可捕猎野兽的好地方”便

    迁移了过来。如果我们把“青鼠”的“青”色等同于“黑色”，那不

    难找出其与黑貂的一致性。那么和驯鹿游牧提供的生计来源相比，北

    方森林的动物资源为“林中百姓”提供了“收入”之源。

    如果说当今世界环保主义运动对毛皮贸易的抵制，已经让我们无

    法仔细窥到“黑貂皮”贸易背后的物质流动，那么一项从20世纪70年

    代起由包括中国在内东亚国家驱动的“鹿茸”贸易，以类似的方式呈

    现了区域贸易网络的潜在意义。《西西伯利亚地区驯鹿牧民的家庭经

    济及其与南亚的商品贸易》一文的作者以翔实的笔墨记述了“鹿茸生产的民族志描述”：“收购鹿茸的企业通常做法是，乘直升机飞到每

    一个驯鹿牧民的营地，以便确认割鹿茸的准确日期。……(牧民)挑

    选直升机上由中间商们提供的各种货物：当天的新鲜面包、茶叶、烟

    草、意大利面食、调味品……”等到下一次直升机再来装运收割下来

    的鹿茸时，牧民还会收到他们上次的订单：摩托雪橇的活塞、中国产

    录音机的电池、最新的俄罗斯迪斯科音乐磁带、游牧帐篷用的帆布，以及枪支弹药，还有最重要的面包和茶叶。

    一个驯鹿牧民一次向来自中国、韩国或日本的东亚商人出售300公

    斤鹿茸，相当于一辆俄罗斯摩托雪橇价格的23，不过，包括此类物质

    需求导致的结果则是“非常拥挤的冻原”。与此同时，当牧民开始依

    赖收购者提供的直升机商品时，由于贸易路线的不稳定性，“鹿茸收

    购者无法兑现他们的承诺，没有给牧民们送去他们卖鹿茸换回的货

    物”，如果这种贸易约定屡被打破，某种潜在的悲剧就会对牧民的生

    活产生威胁。

    在揭示经济行为对社会结构的影响之前，《回顾》用《人为制造

    经济传统：国家驯鹿经济和民族群体的保存》一文展现了东西伯利亚

    地区在社会主义制度解体后的图景，“那些便宜的生活必需品、燃

    料、社会保障、正常的交通和更高水平的生活……随着苏联社会主义

    的终结一起消失”的情景。“大多数西伯利亚原住民……不得不重新

    开始狩猎和捕鱼。……驯鹿作为交通工具越来越重要了，这是因为燃

    料的缺乏。”“一个驯鹿牧养人痛苦的陈述：‘现在我们又开始需要

    养驯鹿了，我们都快忘记它了!’”该文似乎以相反的预言方式，描

    绘了西伯利亚林地-苔原经济的脆弱本质。

    那么当我们再次读到《北史》、《隋书》“室韦传”中几乎雷同

    的记载——“夏则城居，冬逐水草，多略貂皮”、“多貂”、“皆捕

    貂为业，冠以狐貂，衣以鱼皮”、“尤多貂及青鼠”以及“用父母尸

    体捕貂”的臆想时(《旧唐书》“室韦传”“契丹传”都有“遣使贡

    丰貂”的记录；《新唐书》“突厥传”有“岁内貂皮为赋”语，此外

    汉文史籍中几乎所有漠北群体都有貂皮贸易的民族志描述)，或许就

    能体会，当包括貂皮在内的物质流动网络从7世纪之前很久即已开始铺

    设时，卷入这场贸易网络的人群经历了怎样的社会变迁。当更南方的

    农业人群或亲自参与，或经过其他游动性更强的游牧群体充当中介，北方森林中的生产者必然受到来自贸易网络的驱动；生产更多鹿茸貂

    皮，是获取更多贸易产品的动机和结果。当“非常拥挤的冻原”开始出现，人们的生活就开始围绕贸易发生转变——投入更多的精力和人

    力从事生产，同时也交换包括枪支、食物在内的技术援助。

    然后，这种贸易机制本身即使从今天的民族志看来依然脆弱——

    哪怕依赖直升机这类现代工具——那么在千年之前的情况就更加昭昭

    了，而且传统时代的森林居民也没有黯然“重新开始狩猎和捕鱼”，他们选择更激烈的方式回应这种经济行为对社会结构的影响。比如，在贸易终止、供应不足时，沿着业已存在的贸易路线，以劫掠等手段

    克服因社会生产结构过度依赖物质交换带来的经济停滞——在定居农

    耕者的眼中，就往往呈现出游牧民族源源不断南下的景象。当然，实

    际情况显然还要复杂得多，因为如《后汉书祭肜传》所言，当鲜卑、满离、高句骊之属以“貂裘好马”加入这一贸易网络后，农业帝国的

    将领还鼓励他们攻击匈奴以获得更多奖励——在经济行为中，加入了

    政治维度——如我们在后来文献中所见，这些提供“貂裘”的“森林

    居民”最后摧毁了农耕者的防线，但对于这个进程最初的源头，却需

    要某个“生产-交换”模型的揭示(这个话题已经超过本文的范围

    了)。

    《回顾》的启发

    《回顾》一书为我们发掘蒙古高原以北、贝加尔湖以南广大泰加

    林带，提供了重要的经济-文化视角。虽然书中的内容来自当代的民族

    志经验，但结合汉文蒙文古代文献，为我们重建历史脉络中的经济-

    社会结构提供了可能。同时《回顾》也用更开阔的思路启发我们，北

    亚——尤其是蒙古高原以北地区的文化体系——对认识中国，乃至东

    亚大陆历史进程的重要性，而这一视角往往是传统研究者所忽略的

    (或者被分割于所谓“正史”和边疆史民族史两个不同的学科中)。

    毕竟，1220年，长春真人与十八名弟子出居庸关，沿着大兴安岭西

    坡，沿克鲁伦河溯流一路向西的路线，也是数世纪之前，乌桓、鲜卑

    等北方林地人群向南移动，最终成为农耕社会一员的路径。

    [1] 本文为萨雅娜·那姆萨拉伊娃、尼玛主编《马克斯·普朗克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西

    伯利亚研究回顾》一书评论，原文发表于《中国图书评论》2013年第8期。6.深入历史深处的人类学[1]

    “长时段”的视野

    《新唐书南蛮传》的“赞”最后总结道：“《易》曰：‘丧牛于

    易。’有国者知戒西北之虞，而不知患生于无备。汉亡于董卓，而兵

    兆于冀州；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易》之意深矣!”《南蛮

    传》的作者用另两个可供类比的例子，从“长时段”的角度解释了唐

    代灭亡的原因——由于南诏不断向东南渗透，两陷安南，迫使唐王朝

    不得不调用徐州兵士镇守安南北部最大的要塞桂林，久戍不得更代的

    士兵最终造成“庞勋之乱”，严重削弱了唐朝的根基，无力于黄巢

    ——“唐亡于南诏”的观点不但得到陈寅恪的肯定，同时也得到人类

    学家芮逸夫先生的认可。

    包括《南蛮传》在内的古今研究者，都没有把唐帝国的灭亡看成

    短时段内社会结构断裂——藩镇强大与农民叛乱——的结果，而是把

    这一激烈的结果，放到了一个更深远的历史背景中去。我们先不必忙

    着解释南诏与唐朝灭亡的“长时段”关联，但至少带着这种几乎近

    1000年的智慧(从1060年《新唐书》完成算)，解读一下1000年后的

    一本著作：美国人类学家巴菲尔德的《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

    国》(英文原著，1989)。看看前人给我们留下的知识财富，能否帮

    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本关于“欧亚大陆游牧与农业定居人群互动”的

    著作。

    拒绝“他者化”

    人类学家巴菲尔德怀着人类学“文化相对主义”精神，拒绝传统

    观念中，农业定居人群将周边草原-林地带游牧人口武断地称为“野

    蛮”“蛮夷”的做法，力图在《危险的边疆》(简称《边疆》，下

    同；凡涉及该书页码，均直接标出，不另做说明)一书中，深入“对

    汉族文明的学者而言只体现为具有很少内在价值的边缘历

    史”(p.4)，打破“视部落民众为中原的长期附庸”，简单理解

    为“纳贡”、“归附”或者“入质”的刻板印象。他认识到，传统文

    献中建立在农业人群中心主义基础上的观点，“经常被现代学术通过

    一种继发的种族中心论不加批评地予以保留”，而且“对于定居社会的历史学家而言……也总是难以理解那些与其自身社会有着完全不同

    生活方式的部落游牧民族的文化价值与社会结构”(p.5)。

    所以，巴菲尔德想要做的，就是将传统汉文文献中“他者

    化”——一律以野蛮、不开化、文明践踏者脸谱化形象出现——的游

    牧人群，放到历史主体的地位上。他们不是单一的，攻则漫山遍野、铺天盖地，退则如潮水滚滚、不留痕迹的入侵者，他们没有农业定居

    者一样基于农耕生计、生产方式的社会组织(文明的基础)，但这不

    代表他们没有社会组织，没有文明，只是他们有的是另一种“文

    明”，游牧文明——建立在周期迁移、短期定居生产方式上的文化类

    型，及相应的社会、经济、政治组织。

    不过，巴菲尔德并不是这种尝试的第一人。在人类学的领域，自

    以“启蒙教化”为己任的殖民时代在20世纪60年代前后结束以来，以

    埃里克沃尔夫为首的一批人类学家在诸如《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

    等著作中，便已经开始“还历史于‘没有历史’的人们”，把后者的

    主体性还给那些拥有发达文字书写历史传统以外的人群，因为失

    去“文字”这样有力的武器，他们只能任由掌握文字魔力的人们贬低

    为“蛮族(蛮夷)”。后有马歇尔萨林斯在《历史之岛》中试图还

    原“土著的理性”。在这一思潮涌动背景之下，同为人类学家的巴菲

    尔德在稍晚的时候，便在这份亟须“正名”的“野蛮人”名单上，在

    非洲广大的班图语族、美洲印第安人、大洋洲土著和东南亚山民之

    后，添上了欧亚大陆历史上驰名遐迩，令人闻风丧胆的“游牧人

    群”。

    一言以蔽之，他想要通过对游牧人群“政治组织”的描述，考察

    游牧者与农业定居人群的“互动范围”。然而，从人类学的蹊径中走

    出来的作者，会不会又回到了历史循环论的窠臼：“中国的征服王

    朝：是否存在一种边疆关系的周期率……”(p.5)

    人类学视野中的游牧民

    既然把历史主体性还给了“游牧者”，那么，按照人类学的做

    法，就要描述他们的生计类型、文化要素，以及与之相应的“社会结

    构”。《边疆》的作者看到了这些(尽管他把主要笔墨放在了匈奴、突厥、蒙古等人群的亲属关系上)，而且把他们与农业人群的互动详

    尽地归纳了出来(以两者物质交换为主)——游牧人群提供畜牧产品，而农耕者以不对等比例的高额“等价物”支付酬金，维持了某

    种“朝贡”体系——但除此之外呢？

    他非常详细地记述了匈奴、突厥、蒙古和满洲的兴起和衰落，或

    许是出于某种谨慎态度，他回避了游牧人群与农业定居者的大量冲

    突，小心地描述游牧者的轨迹，甚至还努力廓清“游牧帝国与中

    国”的界限，保证自己的视角全都落在游牧人群那边。同时，他又像

    以往的历史著作一样，记录了游牧者“汉化”(文化涵化)的过程

    ——胜利的游牧民“入主中原”，听取汉人谋士的意见，遵行农事，崇尚儒风。

    巴菲尔德力图避免以往那种“附庸”与“边缘历史”，然而，《边疆》让我们更多联想到的还是格鲁塞《草原帝国》一类的风格，由戈壁、沙地隔开的草原和农耕地区，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游

    牧人在农业帝国视野中的出现依然突兀，他们如潮涌来，每次仿佛只

    是变换了名字，又重新登场。10多万匈奴融入后起的鲜卑，契丹、女

    真和蒙古只是先后继起。只是，在人类学家眼中，他们从输诚向化、入贡纳赋的“蛮夷”，变成了智慧的“勒索者”——他们并不倾

    慕“汉化”，只是理性主义、商业头脑使然——并从物质交换的配

    角，变成了左右汉人农业帝国政治-经济运行的主角。当然，巴菲尔德

    还为每一个历史时期出现的主角绘制了详细的谱系，试图讨论亲属关

    系在他们政治组织中的作用。

    不过，我们稍加注意，还能找到另一些人类学独特的视角。巴菲

    尔德提到，“有证据表明，游牧的匈奴人民有大量的谷物可供支配，这很可能是由被俘的农民生产的。例如，公元前119年……汉军将领卫

    青及其五万士兵用缴获的匈奴粮食大摆盛宴，并在南返之际，将剩余

    的粮食付之一炬”(p.61)。游牧人群谷物种植情况的发现，并不是

    新闻，更多的材料也见王明珂继巴菲尔德之后写成的《游牧者的选

    择》，然而这种极有可能纠正我们对游牧生活固有偏见的发现，似乎

    少了更多着墨。

    细心的读者还会发现，《边疆》中详细记录了游牧人群每次从汉

    地王朝获得的“回报”，如“呼韩邪获得了黄金二十斤、钱二十万、衣被七十七袭、锦绣绮縠杂帛八千匹、絮六千斤；他的随从受赠谷米

    三万四千斛。……第二年，呼韩邪声称其部众困乏无助，汉廷遂派发

    谷米二万斛赈济……”(p.81)不论是匈奴，还是后来的鲜卑、突

    厥、契丹、满洲，都与汉地王朝发生过频繁的物质交换，巴菲尔德的笔触随同历史文献一样戛然而止，而把更大的奖励和发现的喜悦留给

    了后来者。

    新的思路

    像历史学家一样，《边疆》的作者在文献终止的地方停了下来，他似乎暂时忘记了人类学家“社会结构”这一利器。尽管文献没有提

    到它们的来踪去影，但是，我们或许可以设想一下，“衣被七十七

    袭、锦绣绮縠杂帛八千匹、絮六千斤、谷米三万四千斛”从哪里来，又去了哪里？这显然不是一次性支出，而是多年如此的支付——这些

    既不是凭空出现，也不会就此埋入地下陵墓——会产生哪些“看不

    见”的影响？材料背后，反映的是看不见的“社会(生产)结构”。

    此外，其中隐含的信息还显示，游牧人群所需要的，与农耕者并无不

    同——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不光是乳和肉的食用者，他们同样消

    费大量谷物!

    大量关于游牧方式的研究(包括弗里德里克巴特、王明珂和德国

    马克斯普朗克人类学研究所)显示，纯粹的游牧生计方式(如西伯利

    亚驯鹿放牧者，或如以狩猎-采集生活为主的“林中百姓”)无法维持

    大量人口(如“控弦之士二十万”)，汉地农业帝国眼中的游牧“入

    侵者”来自农牧混合经济，且农业占据相当大的比重。

    事实上，传统研究的症结，恰恰在于将游牧与农业经济划分成两

    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并在彼此之间划分了一条“边疆”，这种二元的

    分割，阻止我们深入大漠的另一侧(今天国家疆界的确立，让我们对

    蒙古高原以北、贝加尔湖以南地区的农牧混合经济缺乏更直观的认

    识)。其实，大量史料记载，在汉地赋役较高时期，人们流入游牧地

    区从事农牧；而且农业帝国也鼓励(或掠夺)匈奴人口从事农业生

    产；反之则相反。这种更开放、更加整体化的观点能为我们打开更开

    阔的视野：两汉帝国对匈奴的胜利，并不纯粹出自军事上的胜利，汉

    帝国对西域与河西走廊农业地区的控制，构成了胜利的决定性因素

    ——对西域农业绿洲的控制远不止给汉地远征军提供补给，同时也阻

    断了游牧人群的农作物供应，加速了农牧混合经济社会的瓦解——现

    在我们可以理解卫青那“付之一炬”的决定性意义了。

    历史的进程没有那么简单，解决了粮食问题，我们还有“衣被、锦绣绮縠杂帛和絮”的问题。《边疆》提到一个唐代的案例，“(回

    纥可汗)大为震怒，并要求偿付所欠马匹价值180万匹绢。……有观点认为，朝廷的这些负担通过对东南富饶地区征收的年赋来弥补，这大

    约是20万匹绢”(p.196)。巴菲尔德在本来应该乘势而入的地方点到

    即止，一笔带过，用“有的观点”遮住了人类学的眼光。

    历史学家止步于数据的罗列，但对于人类学而言，“七十七袭、八千匹、六千斤、三万四千斛”并没有那么简单，甚至构成了讨论的

    出发点。这些数字背后是一个庞大的生产体系，而生产体系(物质生

    产)实际上反映了整个“社会结构”。先从游牧者的视角来看，他们

    从农业帝国那里获得了这些物质产品，需要通过“再分配体系”分发

    出去，分配的网络可能按照包括亲属关系在内的复杂部落间关系展

    开；另外，如同农业帝国的君主，这些产品也不是无偿赠予的(如匈

    奴及后来的游牧人群，都要用马匹或畜牧产品交换——且不论兑换比

    是不是合理)，产品在游牧世界从中心向边缘的扩散，好比货币浪潮

    的推动，刺激了草原深处的生产。

    我们可以设想，农业帝国提供的物质产品促使多少人群加入这场

    贸易网络。虽然文献没有告诉我们有太多远方聚落(以匈奴为代表)

    为农牧混合人群提供皮货、毛料、手工制品，以及铁制品(被称作柔

    然“锻奴”的突厥)，甚至雇佣兵的情况。但是，契丹向女真索取贡

    物的行为，最终促使女真社会的全面崛起；而鲜卑首领檀石槐之父投

    鹿侯就在匈奴中服兵役三年——鲜卑卷入匈奴与汉朝的军事互动，推

    动了鲜卑社会的整合。正是“生产刺激—人口增长—社会整合—资源

    压力”这样的进程导致了汉地农耕者眼中此起彼伏的游牧者浪潮。

    另外，这些物质产品对农业帝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年复一年的

    大额度支付，最终转嫁到国家控制的编户头上，其实包含复杂的连锁

    效应会以一种“微观”的方式传递下去。向南方山地索要更多的可耕

    地、更多的赋役提供者，造成当地原住居民的暴力回应——这就是我

    们在开篇看到那段话的实际含义。另外，即便“东南富饶地区”也有

    承受的极限，沉重的赋税(其实更残酷的是兵役，尤其农业帝国的南

    北两线同时开战)迫使人口逃亡，未及逃亡人口的负担则成倍提升，农业帝国内部财政紧缩，又反过来影响了与游牧人群的经济互动。兵

    役、赋役的不足，同时也削弱了农业社会在军事和经济方面的实力

    ——这便是我们在所谓“朝代末期”看到的“内忧外患”——其实都

    来自长期积累的结果，“唐亡于南诏”，其信矣。

    现在我们可以回味一下开篇那段引文。1000年前的智慧确实不

    谬，真正对历史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并不只有那些剧烈的突发事件，还有那些只有通过“长时段”视角才能揭示的深层原因。《边疆》的作

    者为我们提供了非常详尽的材料，却“三顾而不入”，实为遗憾。游

    牧与农业社会并非截然对立的世界，二者的联系与转换将继续给我们

    带来有趣而值得深思的主题(篇幅有限，恕难展开)，也将继续启发

    历史学家与人类学家。

    [1] 本文为托马斯·巴菲尔德所著《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一书评论，原文

    发表于《中国图书评论》2012年第5期。外一篇 是严寒造成了历史上的北方民族南下吗？[1]

    气候史的刻板印象

    这几天里，全国气温从南到北普遍骤降，雨雪霏霏，让人窝在家

    里，哪儿都不想去，也暂时忘记了之前由于气温持续不降导致的雾霾

    影响。新闻里，哈尔滨动物园里的企鹅据说都冻得发抖，人们以此来

    证明本季的严寒——连企鹅都冻成狗了，人都给冻成啥样了。我的朋

    友们纷纷南下歇冬，像候鸟一样飞往南方。

    寒冷的气候让人不禁想到了过去许多年里热门的“气候史”，气

    候史是建立在一系列气象史证据上的历史研究。这个交叉学科利

    用“树木年轮”“冰川冰芯”，或者泥沼中沉积的“花粉孢子”重建

    了过去数千年中地球表面经历的气候变化，然后，将气候变动的峰值

    和人类历史上的重要事件进行对比，以此实现对历史的“自然”解

    释。

    气候史研究的先驱就包括气象学家竺可桢先生。他于1973年所作

    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虽然严谨地将气候变化

    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但作者还是暗示了气候与人类活动的关系，“十

    二世纪初期，中国气候加剧转寒，这时，金人由东北侵入华北代替了

    辽人，占据淮河和秦岭以北地方，以现在的北京为国都”。

    再往后，另一个气候史研究更为名声显赫的案例就是“小冰

    河”。我们已知，地球历史上发生过多次周期性的“冰河时代”，距

    离我们最近的一次“小冰河”时期就在17世纪达到巅峰。这时候就是

    中国的明末。美国考古学家布莱恩费根的《小冰河时代》一书就带有

    典型的气候史风格：经历了小冰河峰值的“17世纪30年代，明王朝时

    期的中国举国大旱，政府横征暴敛，激起四方民变，满族势力趁机从

    北方加大攻击力度。至17世纪40年代，中国南部肥沃的长江流域先后

    遭受严重旱灾、洪灾、时疫、饥荒，数百万人或活活饿死，或死于

    1644年满族击败明王朝的最后一次战役。17世纪40年代初，饥饿和营

    养不良引发的致命传染病使得日本国内大批民众丧命。同样恶劣的天

    气也波及朝鲜半岛南部肥沃的稻田，传染病夺去了成千上万人的生

    命”。一言以蔽之，天气一冷，游牧民族就会南下，中原就会板荡。简

    单来说，就是天气严寒导致了匈奴、鲜卑、女真、蒙古这些草原部落

    的南迁，展开了对农耕地带的征服——天一冷，北方民族就要南下

    (避寒)——想出这个理论的，一定是怕冷的南方人。

    “环境人口容量”的秘密

    然而，这个表面上完美的解释，并没有那么可靠。举出一个天气

    变冷和人群迁移吻合的例子，就有另一个不吻合的例子等着。以色列

    考古学家吉迪研究了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代的中国气候和人口的关

    系，他观察到生活在内蒙古赤峰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南迁的时

    段里，并没有发生气温骤降。以此证明，气候对人类的影响更为“复

    杂”。拿竺可桢先生的气象史对照，也可以发现，气温变化和北方人

    群的迁移并没有那么严格相关——那些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的时候，并

    没有遇到严寒。数据更多表明了，他们实际上是想南迁就迁!

    我们还有另一个更简单的逻辑方法来论证气候史的认识性偏差。

    即便我们承认“天气一冷，游牧民族就会南下”这一假设，可这和另

    一个前提矛盾。温度急降的“小冰河气候”在历史发生多次，如果寒

    带人群都受不了严寒而南迁，那么北方游牧民族早就一次性南下走光

    了。(他们最初怎会到北方定居都会成谜。)然而实际情况是，“南

    下”在历史上屡次发生。也就是说，还有许多北方民族有能力忍受住

    极度严寒，继续在北方繁衍生息。既然如此，他们的后代为何衰弱到

    忍不住寒冷，选择南下呢？唯一的解释就是，生活在北方的民族早就

    有一套适应寒冷的文化方式，没必要仅因寒冷就离开家乡。认为北方

    游牧者冷得找不到北，只是南方人本身逃避寒冬的心理投射。

    虽然游牧民族并没有因为气候严寒就频频南下，但他们到底还是

    南下了，这是什么原因呢？人类学家告诉我们，“不考虑‘环境人口

    容量’的气候史都是耍流氓”。一块单位土地上物产所能供养的人口

    数量，就是“环境人口容量”。假设西伯利亚森林里，每平方公里的

    物产可以养活30～50个人(气候最差的年份是30人，最好的年份是50

    人)，环境人口容量=30～50；上海每平方公里生活20000多个人，人

    口容量=20000+。总体上讲，人口容量会随着纬度和海拔的上升而下

    降。

    这个概念对我们理解“气候对民族迁移的影响”至关重要，气候

    波动实际上影响的不是个人，而是人口容量。如果11世纪时，生活在南西伯利亚的一个蒙古部落只有25个人，低于人口容量的下限(30

    人)，那么不论是暴风雪还是极寒，都不会让他们挨饿，因为单位土

    地上的食物足够他们开销。反过来，如果这个部落人口突破了50人，那么即便是年成最好的年份，还是有人会吃不饱，那就更别说如果这

    时还遭遇了极端气候的话。

    图一 人口增长与环境容量变化关系示意

    从“人口增长与环境容量变化关系示意图”中我们可以看到，气

    温波动影响的是人口容量，使之在一个区间的上下限(30～50人平方

    公里)之间波动。而该地区的人口数量则存在一定比例的增长，当人

    口增长曲线低于环境容量曲线的下限时，无论多剧烈的气候波动，都

    不会影响人们的生计，也就不会发生“南迁”。而当人口增长曲线突

    破了环境容量的下限(30人平方公里)时，即便普通的气候变化，也

    会造成食物短缺，引起迁徙。两条曲线焦点G点位置其实处于环境容量

    曲线(气候波幅)的平均位置，并不处于气温极低的位置。

    归根结底，不是极端的气候导致了人群的迁移，造成了中国历史

    上大量“北方民族南下”，而是人口增长本身造成的。人口增长突破

    环境容量后，导致食物供应不足，才是北方民族“南迁”的关键原

    因。因为对于游牧民族来说，迁移是他们解决食物不足的第一方案。

    如我之前所说，人口容量会随着纬度降低而上升，南方通常总比北方

    能提供更多的食物，这在东亚就表现为“南迁”。

    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解释了气候对人口环境容量的影响，我们需要借助文献来论证一

    下这个新的观点。

    以历史上最著名的蒙古帝国的崛起为例。在关于蒙古部落起源的

    《蒙古秘史》开头部分，有很多篇幅提到了一种独特的生计活动：成

    吉思汗祖先之一的“豁里剌儿台蔑儿干由于豁里秃马惕地区自相禁

    约，不得捕猎貂鼠、青鼠等野兽，感到烦恼。……因不儿罕合勒敦山

    为可捕猎野兽的好地方”便迁移了过来。很有意思，成吉思汗的祖先

    作为游牧部落，并没有因为气候变化而迁移，他们迁移的理由非常特

    别——不得捕猎貂鼠、青鼠等野兽，感到烦恼。

    提到蒙古与貂鼠关系的不仅是《蒙古秘史》，当我们再次读到

    《北史》、《隋书》“室韦传”(汉文文献对“蒙古”的称呼)时，同样会发现一些有趣的记载：室韦部落“夏则城居，冬逐水草，多略

    貂皮”“多貂”“皆捕貂为业，冠以狐貂，衣以鱼皮”。蒙古室韦部

    落为何捕貂，两唐书说得更清楚。《旧唐书》的《室韦传》《契丹

    传》都有“遣使贡丰貂”“岁内貂皮为赋”的记录。

    这些文献为我们理解蒙古部落的起源和迁移提供了一个难得的窗

    口。他们“捕猎貂鼠、青鼠等野兽”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自己吃肉，而

    是为了貂皮，这些貂皮也不是自用，而是为了进贡。进贡给谁？无疑

    就是两唐书作者们背后的“南方帝国”。对于蒙古部落来说，貂皮并

    不是白白进贡的，辽、金两朝其实用本地所产的粮食、盐、铁器和蒙

    古进行交换。达官贵人以貂裘为宝，用盐、粮促使蒙古部落不断为了

    捕貂而迁移。反过来，外来输入的粮食、铁器给蒙古部落人口的增长

    提供了物质基础。

    外来食物的输入，导致了部落人口的持续增长，过不了多久，或

    者因为“貂鼠”产量下降“感到烦恼”，或者因为辽金乃至宋朝对貂

    皮需求的下降，输入蒙古地区的粮食开始减少。然而，过去很多年中

    增长出来的人口，却没有那么容易下降。饿着肚子的部落民，就需要

    以寇边、劫掠的方式，向南方曾经的贸易者获取粮食。而这就往往成

    了我们熟知的某部游牧帝国史的开头了。

    我们用同样的视角来看后金(清朝)的兴起，就更加清晰。女真

    向明朝提供貂皮的贸易过程和蒙古的起源别无二致，只不过在进贡清

    单里多了一项“人参”。当貂皮和人参贸易下滑时，明朝与女真的关

    系就慢慢变得不那么友好了。综合起来，我们至少澄清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气候变冷，并不会

    使北方民族南下。不然的话，北极早就是世界上最大的人口输出地

    了。在“南迁”之前很少被记录下的北方人口增长过程，才是大量汉

    文文献中记载的匈奴、鲜卑、蒙古、女真部落南迁的真实原因。反过

    来说，那些北方部落人口的增长，实际上源自南方人的物质需求和欲

    望。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

    冈。”留下这首《江城子密州出猎》的苏轼可曾想到，他在山东诸

    城“老夫聊发少年狂”时穿戴的“锦帽貂裘”就来自中原与北亚之间

    看不见的贸易之网。而这背后，则预示了一个多世纪后蒙古人口增

    长，继而南下低纬度平原的先声。

    [1] 本文原刊于《腾讯·大家》栏目(2016年1月26日刊)。7.人参的功效就是图个开心，益智就算了[1]

    世人都道人参好，只有功效不知了。人参，是深受广大人民群众

    喜爱的进补佳品。可人参到底好在哪里？没人知道。隋代人提到的

    《神农本草经》里说，人参“主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除邪气，明目，开心益智”，告诉我们吃人参能“开心益智”，可这

    大约说的是上党人参(后来被贬值的党参)。叫“参”的植物很多，人参、丹参、沙参，可它们从植物学上说，都不是一个科的，今天我

    们熟悉的“东北人参”，差不多是明代中后期，才为广大中国人接触

    到。人参王国的分类这么混乱，以至于台湾“清华大学”的蒋竹山先

    生发愿写一本《人参帝国：清代人参的生产、消费与医疗》，要把人

    参的故事讲讲清楚。

    蒋竹山的“人参帝国”讲的是清朝，清朝把人参当成一桩专利的

    好买卖，把东北的147座人参山分给从龙入关的八旗，每旗分到十几

    座。收来的人参都按每斤十几两银子的价格由国家收购，得了卖参钱

    的满族旗民，就这样过着靠山吃山的幸福生活。

    人参不像萝卜干，虽然晒得硬邦邦，可也有保质期，还得及时卖

    了。作者收集史料证明，东北人民挖人参，江南人民吃人参。《红楼

    梦》里晒富是这么说的：“别说一日二钱人参，就是二斤人参也吃得

    起”——这当真是把人参当萝卜吃了。别说富人家，就是穷人家也拼

    着性命吃人参。《儒林外史》里说，一个少年得病，大夫开了人参的

    方子，“每剂要五两银子，自此以后，一连害了两年，把些衣服、首

    饰都花费完了，两个丫头也卖了”。硬是把个小康之家给吃穷了，也

    没见好，看来人参也没有什么疗效。

    再往后，作者又谈起人参作为“居家旅行、走亲访友”必备之礼

    物的功效，书就说完了。结果没“帝国”什么事儿，让人看着好不给

    力。其实蒋竹山先生的这个故事，往两头延伸一点，味道就能出来

    了。满洲人挖人参的传统，是从明朝时候继承下来的。努尔哈赤的老

    祖宗阿哈出是明成祖朱棣的三岳父，那时女真人和明朝的关系好得

    很，每年和明朝贸易马匹、貂皮，顺带也捎点儿人参。明朝人为了鼓

    励女真前来贸易，就连带着也收购些人参。人参天生地长、满山遍野，在女真眼里最多是个能耐饥的土特产。所以，随着年长日久，人

    参渐渐超过貂皮等物，成了双边贸易的主要物品。

    朝鲜人的《李朝实录》里说，女真人“不事农桑……倾落采

    参……成参实时……空落而出”。明朝就慢慢被这种贸易活动所“绑

    架”。女真用人参换明朝的粮食，粮多人多，人多参多，参多粮多，人口增长的闸门就一直打开下去。明朝要那么多人参根本消化不了，于是明朝闭关暂停人参贸易，导致1608年，“努尔哈赤以五千骑叩抚

    顺关，挟(人)参索直(价值)”事件。女真人的强买强卖事出有

    因，不过，卖不出去的人参还是腐烂了十余万斤(戏剧性地导致了人

    参加工、销售方式由新鲜向煮熟、晒干改变，从此我们吃的人参都是

    干的了)。

    再往后的故事我们就都知道了，由贩卖人参起家的满洲帝国，最

    后推翻明朝。因为女真拿了明朝的粮食去繁衍人口，明朝拿了女真的

    人参却一点儿用处都没有，白白损失了粮食，让饿肚子的宁夏驿卒李

    自成走上了叛乱的道路。

    了解这段“前传”，再看蒋先生的“后传”才能明白。清朝八旗

    对人参的重视，既是对祖先致富手段的纪念，也是这段传统的延续。

    但这丝毫不能改变人参原本是没有药用价值的土特产的事实。可清朝

    帝室就是靠这物什起家，一般人都不敢质疑人参的药用价值，北方地

    区又知根知底，不把人参当药吃。于是，只好靠着皇家专卖的手段，包销给南方不明真相的群众。所以才有了浙人爱吃片、赣人带根吃、闽人好中段儿的奇怪品味，就差红烧、清炖。

    就这么胡吃海吃，终于把东北的野山参给吃没了。西洋人看到中

    国人如此爱吃人参，就从加拿大魁北克和东北相同纬度地区进口了同

    科属但不同种的西洋参。可笑的是，当时西洋参从广州进口，让老中

    医以为都是“南方”来的，居然给这寒带作物标了一个温热属性。清

    朝没了人参这棵摇钱树，白银流出到盛产西洋参的美、加，政府财政

    便难免赤字，帝国随之破产。就这样，“人参帝国”的故事才能最终

    说圆了。

    所以说，老祖宗说得对，人参的主要功效，还是“开心”，“益

    智”就算了。[1] 本文为蒋竹山所著《人参帝国：清代人参的生产、消费与医疗》一书评论，原文发

    表于《南都周刊》(2015年5月2日刊)。第二编 中国

    从考古发现中国，是我们的终极目标。在逼近这个目标之前，我们先要明

    确，中国意味着什么。在现代地理制图技术出现之前，中国古人对自身在地球上

    的位置始终处于一种混沌的状态。如本书前言所说，好比即时战略游戏中，被“迷雾”笼罩的初始阶段。

    这种状态使留下二十四史的古代史家们，其实并不知道自己周边的“四

    夷”是打哪儿而来，也不太清楚自己用来支付军饷的丝绸，最终去了哪里。并且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从都城出发的商旅、军团、移民队伍，消失在道路的尽头——

    即便这些道路后来被称作“丝绸之路”。

    意识到这一模糊而非清晰的认识，将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古人头脑中

    的“中国”。因为这提醒我们，中国古代文献照见的，多是我们目力可及之地。

    而只有通过更多科学方法驱除道路尽头的“迷雾”，才能让我们发现一个全新的

    立于整个东亚的中国。1.“我是谁？”：追溯一个国家形成的遥远历史[1]

    “我”是谁？

    中国是怎样形成的？这是一个众说纷纭，又总让人陷入思考的问

    题。我们生活的国家就是“中国”，然而，这个国家又是一个多重的

    时间、空间的集合体。中国不像美国，虽然疆域也在变化，但只有两

    百多年明确的历史；一般认为，中国在东亚具有连续几千年的历史，在现代国界观念出现之前，在疆域上更是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不用

    说，在人群迁移方面，迎来送往无数的古今民族，都让这个问题变得

    更加复杂。

    要尝试回答这个问题，注定是一件艰巨的任务。许倬云先生以耄

    耋之龄，以《说中国：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一书直面这个问

    题，令人敬佩。他在谈到该书的缘起时说：“‘我’究竟是谁？这个

    问题，不是一言两语可以解决的。”然而这又是一个不能不面对的问

    题，因为“在这几千年来，世界第一次走向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审察

    自己的归属和认同，也审察族群归属和认同的原则，应是非常严肃的

    课题，庶几我们不被狭窄而偏激的族群狂傲挟持，迷失了自己往前走

    的方向”。

    由此可见，说清楚“中国问题”意义重大，在这个时空集合体中

    梳理出脉络，不但具有学术价值，而且还有现实意义。作为一个具有

    现实关怀的学者，许先生意识到，何谓“迷失”，便是由于中国国民

    或研究者，对“何为中国”并不具有充分而理性的认识。或者以“朝

    贡”观念凌驾于万国之上，放不下身段与世界各国平等相待；或者

    以“天下”观念自恃，仍旧幻想以本国而为世界之中心；乃至在国家

    内部，将“汉”文化置于其他文化之上，造成种种待人接物中的失

    度。

    而只有认清自己的历史，才能“对自己有所了解，不至于产生大

    国沙文主义，也会因此消除四周邻居的敌意”。从序言中可见，许先

    生非常明确地表达了写作本书的意图，就是想揭示出一个“多元、多

    样”，而不是单一、固化的中国，通过这种多元性的呈现，消解掉一

    种故步自封的樊篱。从非洲入东亚的人类迁移史诗

    以此为目标，许倬云先生的写作思路就非常清晰：我们印象中中

    国历史由“秦汉……唐宋……明清”等正统朝代组成了一个朗朗上口

    的序列。而实际上，这里面没有一个王朝是可以脱离东亚乃至世界体

    系这个背景而独立存在的。

    所以，在本书的开头，作者就跳出了一般历史化的写作，结合分

    子人类学和考古学的最新成果，指出了中国这片土地上的居民从最初

    开始，便是最早期一批“外来者”的后裔。“‘现代人类’离开非洲

    以后，在五六万年前分批进入欧亚大陆。那些进入中国地区的人群，有一批是沿着太平洋海岸北上；另一批则是沿着东南亚和印度洋交界

    处，北上之后，有一部分折向西方，有一部分折向东方……”从头打

    破了国内学术界一直遮遮掩掩、不愿直面的中国人群的来源问题。由

    此可见，从源头开始，中国人群便不是土生土长的“本地猿人”的后

    代，而是从非洲开始的人类迁移史诗的一部分。

    当然，这里理解的迁移并不是如我们今天所想到的乘坐飞机、车

    辆的旅行，而是经过了“几万年的迁移，为了适应当地的天然条件，分别有了自己的演化过程”。同时，这里还容易落入另一个认识误

    区：世界上所有人类的祖先都来自非洲。也不表示今天的非洲人印度

    人——这些是人类迁移进入东亚过程中的站点——就是中国人的“祖

    先”，当代非洲人和东亚人之间的关系就像是隔了很远很远的堂兄

    弟。

    既然从头开始，这片东亚大陆上的居民就以迁移的方式开始

    了“中国”之旅，那么后来者便自然沿前人的脚步亦步亦趋地继续这

    一场旅程。虽然暂时没能提出夏人的起源，作者指出了，商人是在不

    断迁移的过程中，由外而内地替代了夏人的统治，而“商人的老家应

    当是在渤海地区”(即辽东半岛西部)，这就不是一般认识上东亚地

    理的中心区域。与之相仿，作者也指出了替代商朝的周人“本是居住

    在陕北、晋西的族群，毗邻河套地区”，他们也是通过迁移，南迁到

    了后来的关中地区，成为商朝的附从，随后开始了自己的勃兴。

    由此可见，从中国文明史的开端以来，夏、商、周三代都是从东

    亚核心区的“外围”一点点内迁的，并不是一开始就以所谓的“中

    原”为根据地向外发展的。但这些王朝在东亚的核心地区站稳脚跟以

    后，就开始频频向周边发展，阻止其他民族像他们一样“由外而内”进占中原。同时为了在理论上建立阻止外族向内迁移的合法性，就建立了“华夷之辨”的修辞方式，封自己为正统，还把周边的人群

    称作“夷”。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主观的分类方式，因为这

    个“华”和“夷”并不是固定的，生活在中原的人们一方面阻止不与

    自己合作的“夷狄”进入；另一方面又鼓励和自己保持密切文化、经

    济往来的人群加入自己，打开方便之门。这就是后来处在华夏边缘的

    秦国入主中原，成为正朔的原因。总的来说，所谓华夏和夷狄，就是

    人为建构的结果，这些人在生物学上并没有本质差别，有的只是一些

    相对的文化差异。

    如果说，那些由外而内的人群有着明确的移动、变迁过程，那么

    当“华夏”形成之后这一文化上的分野是否就此固定下来，塑造了某

    种标准呢？答案同样也是否定的，在许多让晚近时代的中国人引以为

    豪的时代中，这种人口流动、文化融合反而表现得更加明显，而这种

    多元性甚至进一步促进了这些时期的繁荣。

    比如唐朝，许先生这样论述了唐朝发达的文化：“深受胡化的唐

    代，在中国文化的基础上，接受了许多外来的成分。”在饮食起居、音乐舞蹈、数学、医学和天文学方面，都深受外界文化的影响。这里

    还要加一句，连唐朝的军队甚至文官，都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唐朝本身

    实控区域以外的人们，从而得出结论：“唐代文化的接受能力，可能

    是中国历来最强的。”

    从宋代以后直至有清一代，更加难以将“华夏”和“之外”的文

    化交换分隔开来。在东亚的土地上，以黄河流域这一地理中心为主

    轴，南部和北部的文化都在中间交汇，正是这种不断融合的过程，塑

    造了位于东亚大陆核心的“中国”。

    是不断变迁的世界的一部分，不是“文化孤岛”

    诚然，书中对何为中国的具体论述，还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比

    如人群与文化迁移的具体路线，其实是一个有趣的话题，和今天渐渐

    升温的“丝绸之路”研究也有着紧密的联系。以及，中国文化以南北

    而分的地理依据，都能让我们对这个“复杂共同体的形成”产生更具

    体、明确的认识。

    此外，尽管书中重复了有些陈旧的话题，比如“假如中国北方草

    原上不是如此寒冷，那些东北和北方的胡人也不会大批地进入中国”——其实据当下掌握的气候史证据，古典时代气候波动的波谷与

    北方人群的南下时间线并不吻合。此外，这同样无法解释，那些北方

    草原上的居民本身又是从何而来，他们在先前又如何克服了当地寒冷

    的气候而没有发生迁移，偏偏选择了某个时期南下。再比如，将清代

    中国的出现视作一个偶然，满族在东北关外崛起，趁明代中国混乱之

    际取得政权，也模糊了其中蕴藏的历史发展轨迹。如此种种既定的思

    维方式，或许是我们在未来的研究中需要避免的。

    然而，这并不能掩盖许先生在书中力图呈现的一种卓有见识的文

    化多元的观点：中国在历史上的发展和繁荣，并不是一姓一族的荣

    誉；同理，中国在历史上陷入的低谷，也不是某个民族取得政权的结

    果。中国在近代以来遭遇的现代文明的冲击，实在是“经过三个朝代

    五六百年的压制”堆积。换句话说，历史上组成中国的所有文化分享

    了中国“好”的一面，也共同承担了其中“负面”的责任。

    在中国经济日益发展的今天，了解“中国”的形成具有现实意

    义。我们已经明确，历史上的中国，从人口来源和文化上，就是一个

    和周边文化、世界其他文明存在广泛而密切联系的共变区域，而不是

    一个巩固一隅的“文化孤岛”。我们需要明白，古往今来，中国都是

    这个不断变迁的世界的一部分，而这也是许倬云先生在书中给我们的

    启示。

    [1] 本文为许倬云所著《说中国：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一书评论，原文发表于

    《新京报·书评周刊》(2016年3月12日刊)。2.冀朝鼎八十年前对中国经济区域发展的预测[1]

    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

    许多年前，我还在读历史系的时候，有一个颇为流行的议题：中

    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简而言之就是，秦汉时期中国经济以黄河流域

    为核心，再往细分，秦朝偏黄河中游的汾渭地区，两汉则向下游发

    展。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之后，中国经济核心区逐渐向长江流域发

    展，再捎带上长江上游“天府之国”的四川盆地。到了唐代以后，尤

    其是经过“安史之乱”，江南得到更全面的开发，从南宋到明清，长

    江流域对中国经济的贡献已经大大超过了黄河流域。

    我们今天已经把这个议题当作一种基本共识，作为讨论的基础，而非争论的主题。然而当时的我却颇不能理解，这种经济重心改变的

    认识，有何实践意义？更不用说，是谁最初提出了这一观点，以及这

    在整个知识谱系中存在怎样的联系。

    直到后来，自己研究史前和文明时代的人群迁移，才慢慢对这个

    议题有了感觉。中国历史上关于经济地理的最初认识是建立在《尚书

    禹贡》“九州”观念上的。在九州体系中，中国的地理方舆一开始被

    划分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个部分。《禹贡》还

    对九州的经济情况给出了具体的区分。位列赋税等级前三位的分别是

    冀州、豫州以及荆州，这基本覆盖了传统上的中原地区。对南方而

    言，尽管一个扬州就囊括了几乎整个华南，在面积上和另外八州总和

    相抵，但在赋税方面只能排到第七位。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里提到“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

    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此时，黄河中游的关

    中平原，在人口和生产方面都遥遥领先。而南方的“楚越之地”则被

    认为“地广人希……无积聚而多贫”。这和《禹贡》时代的情况大体

    一致。但到了《资治通鉴》时，中国经济地理已经出现了“扬(州)

    一益(州)二”的全新格局。从宋元开始的“苏湖熟，天下足”，到

    明清时“湖广熟，天下足”的谚语，都说明了这样一种向南发展的整

    体趋势。今天来看，这种经济重心改变的现象确实存在，并被中国古代文

    献记录下来，但在中国传统学术“重经学，轻经济”的背景下，却从

    未得到足够的重视，直到20世纪30年代。

    冀朝鼎和他的基本经济区

    不能不说是一种巧合，在20世纪30年代，好几位研究者都不约而

    同地关注到“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这一议题。其中以冀朝鼎的论

    述最早也最具代表性。

    冀朝鼎20世纪20年代留学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

    位，他的英文博士论文题目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

    业的发展”。出于种种原因，该文直到80年代才被翻译成中文，以

    《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为名出版。全书的主旨是：定义基本经

    济区的概念，研究中国的水利与经济区划的地理基础，以及简要地探

    索中国历史上基本经济区的转移等方面的问题。

    他在文中首先给出了“基本经济区”的概念：“漫长时期内，中

    国经济体系主要是由几十万个村庄构成，这些村庄或多或少都能自给

    自足，为了便于行政管理或者军事行动，它们被编成更大的单位。……在此经济区内，农业生产率和运输设施使缴纳漕粮成为可能，而

    且要远远胜过其他地区，因此任何一个团体，只要控制这一经济区，就掌握了征服和统一全中国的关键。因此，这种地区被定义为基本经

    济区。”

    这样的基本经济区不是简单的一个省份、一个地理区域，比如长

    江下游三角洲，甚至不是一个空间单元，比如华北平原，而是一个更

    大的生产区域。作者将中国本土按照五个历史时期，划分了四个基本

    经济区。第一个是“泾水、渭水、汾水和黄河下游流域”(秦汉)，第二个是“四川与长江下游流域”(三国、两晋、南北朝)，第三个

    是“长江流域”(隋唐及以后)，第四个是“西江—珠江流域”(明

    清以后)。

    划分了这几个区域后，最难处理的问题就是如何论证“中国历史

    上基本经济区的转移”。经济重心的变化其实是个很难把握的主题，尤其是在缺乏详细数据统计的古典时代。今天我们要讨论经济变化可

    以使用建立在国民经济统计基础上的大数据，比如GDP。A地经济规模

    数倍于B地，且增幅也领先后者，则可推测A地相对B地更可能为经济中心。而在他写作该书的20世纪30年代，对古代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评

    估手段受限于数据，有关经济区域变化的过程很难得到直接的说明。

    因此，为了捕捉经济上的变化，冀朝鼎用了一个讨巧的方法，使

    用了一种特别的参照系。正如该书英文版名称“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

    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所示，他将基本经济区的确立与评估和水利

    事业的发展联系起来。其中的逻辑简单、直接：因为古代经济的基础

    是农业，而水利事业发展水平与农业密切相关，当一个地区在短期内

    大量展开水库、塘、陂的修建，则显示农业有了较大发展，进而可以

    推测该地经济规模正迅速增长。更有意思的是，虽然中国古代史书对

    纳税人口的记录并不可靠(隐瞒人口可以减少贡赋缴纳，所以人口增

    减很难准确反映当地经济状况)，但关于水利工程实施的记录却较为

    准确。这里的水利事业特指与灌溉有关的工程，不包括河道疏浚等。

    他利用清末出版的方志材料，对当时中国(除缺乏记录的广西、贵州外)十八个省份的水利事业进行了比较详细的统计，得出了与我

    们在本文首部分看到的大体一致的结论。距离今天越近，基本经济区

    的位置就越靠近南方。这一转变的重要标志出现在唐朝时，“南方在

    唐朝似乎终于赶上了北方。不仅总体上发展迅速，而且南方和北方地

    位正发生改变，这表明基本经济区已经发生转移”。

    被魏特夫误导

    这样一项研究似乎为冀朝鼎实现书中最初的写作设想提供了可

    能：“解释基本经济区作为控制附属地区手段的功能，说明基本经济

    区转移的实现途径，解释中国历史上统一与分裂交替出现的经济基

    础。”按照他的设想，基本经济区代表了东亚最主要的生产基地，谁

    控制了这一区域，就为王朝的统一提供了可能。而控制这一区域，并

    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基础和标志，就是开展水利工程。

    根据这一逻辑关系，冀朝鼎解释了三国时期魏、蜀、吴出现

    的“根本原因是几个对立经济区的崛起。这些经济区的生产率和地理

    位置使其成为强大的基地，有能力不断挑战控制主要基本经济区的霸

    主的权威”。也就是说，新的基本经济区的出现，促进了新的地区中

    心形成。然而，这样一种解释却和他最初的设想产生了矛盾：基本经

    济区的存在为统一创造了基础，然而，新的经济区似又为分裂贡献温

    床。一种倒置的因果关系使他的解释陷入了循环论证的逻辑陷阱。从另一个角度看，冀朝鼎的观点实际受到德裔美国学者魏特夫的

    影响很大。后者以“东方专制主义”观点为中国学界熟知。魏特夫提

    出的“治水社会”与冀朝鼎的想法不谋而合。他认为，在“干旱和半

    干旱地区……人们只有利用灌溉，必要时利用治水的办法来克服供水

    的不足和不调时，农业生产才能顺利地和有效地维持下去。……要有

    效地管理这些工程，必须建立一个遍及全国或者至少及于全国人口重

    要中心的组织网”。

    令人遗憾的是，魏特夫的观点于20世纪60年代在学术界遭到致命

    打击。研究者通过对两河流域古代聚落的考古研究证实，大型水利灌

    溉设施是国家组织的结果而非原因。换句话说，是业已成形的国家为

    了提高农业产出组织了水利工程建设，而不是治水需求推动了国家的

    出现。这个结果具体到冀朝鼎的研究中，就产生了这样的问题：是基

    本经济区的出现促进了本地区水利事业的发展，而非水利工程导致了

    基本经济区的出现。当然，这并不影响用水利工程作为基本经济区存

    在和变迁的指标。

    现在，我们需要重新省视冀朝鼎的最初诉求，用“基本经济区转

    移的实现途径，解释中国历史上统一与分裂交替出现的经济基础”。

    统一王朝的出现的确与它控制了东亚基本经济区有关，但是，新的基

    本经济区同样出现在统一王朝阶段，而非分裂时期。比如，控制黄河

    流域的隋唐王朝，开辟了统一中国的事业，而江南的大规模开发同样

    出现在唐代。是什么原因促使唐朝在现有基本经济区的基础上，追求

    更广阔的经济区，是冀朝鼎未能回答的问题。

    其实，答案并不复杂。基本经济区的控制与发展，分属王朝发展

    的不同阶段。在唐朝奠基之初，控制关中和中原农产区为唐朝统一事

    业夯实了基础。而江南的大规模开发，显然与唐朝中期安史之乱后，北方农业核心区受战火蹂躏而萧条有关。唐朝用大力发展新基本经济

    区的方式，缓解了原有区域的生产在战争过后陷入的“地多人少”难

    题，以及中央对地方节度使区域的失控状况。而将经济希望寄托于未

    被战火波及的江南，有助于唐朝获得喘息的空间；冀朝鼎在方志文献

    中辑录的“水利工程”就是发展农业经济的必要手段之一，这在推动

    长江流域经济发展的同时，促进了所谓基本经济区的转移。此外，唐

    朝还利用隋代遗留的大运河，把江南的粮食运往北方，这为后来晚近

    王朝的资源流动开辟了新思路。从这个角度理解，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出现，并不能简单地归

    因于“几个对立经济区的崛起”。其实早在东汉中后期，与西羌及鲜

    卑的战争早已耗尽了黄河流域北方农产区的生产能力，东汉政府事实

    上已经尝试从四川盆地以及长江下游三角洲征集人力、物力。这一切

    自然少不了通过建设水利设施，改善当地生产条件。正是这些从东汉

    中期开始的拓边行动，为后来三国的形成埋下了伏笔。

    八十年前的预测

    回到冀朝鼎的初心，他用水利工程的统计数据来论证中国基本经

    济区的改变，这一点是可行的，且富有创造性。然而，当他用基本经

    济区的变化来解释“中国历史上统一与分裂交替出现”这一现象时，却不幸受到魏特夫的误导。因为基本经济区的变迁，实际是中国历史

    上王朝更迭的经济结果，而非原因。

    不管怎样，冀朝鼎在近一个世纪前做出的这项尝试，无疑是一项

    具有开创性的研究。他为后来“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这一议题的

    确立，提供了实践的平台。时过境迁，尽管有关“中国古代经济重心

    南移”这个题目的讨论已接近偃旗息鼓，更多被当作一种常识而非洞

    见，不过这一主题也提供了更多开放式的问题。那些后起的基本经济

    区，比如长江流域，既然后来居上，为何没有最初就成为和黄河流域

    一样的经济中心？这里值得探究之处在于，虽然我们传统上认为，中

    国的疆域自秦代起就抵达了南中国海沿岸，但长江、珠江流域的实际

    开发相对较晚。而有关南方基本经济区的研究，恰好可以促使我们打

    破对华南地区铁板一块的成见，帮助我们重建中国南部疆域扩展的动

    态过程。

    今天，中国经济中心不断南移的进程仍在延续。近代以后，南方

    沿海的港口都市取代内陆的农业城市，成为中国当今最重要的经济核

    心区，使这种迁移过程达到了有史以来最显著的程度。华南经济区域

    的出现给中国历史的发展带来全方位的影响，使人口、产业、交通的

    分布格局都随之改变。而今，这种随全球化而来的浪潮又将对中国经

    济版图造成新一轮影响，如冀朝鼎当年预测的那样，“引导着中国的

    经济和政治向不同的方向发展”。

    [1] 本文为冀朝鼎所著《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一书评论，原文发表于《澎湃新闻

    ·上海书评》(2017年1月1日刊)。3.“丝绸之路”到底有多长？[1]

    “金羊毛”传说

    现在读刘迎胜先生的《丝绸之路》颇为应景，道理我们都懂。刘

    先生是蒙元史大家，对中西交通史方面的资料、叙述掌握得炉火纯

    青，使这部分为上下两篇(“草原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的

    作品内容极为丰富，至少在资料容量方面远胜市面上一时间涌现的大

    部分同题材作品。

    比如他跃出了李希霍芬晚近的“丝绸之路”的叙述，将这条丝绸

    之旅大胆地延伸到了古罗马时代，引用了罗马帝国时代作家老普林尼

    在《自然史》中的叙述：赛里斯人(丝国人)“以他们森林里所产的

    羊毛而名震遐迩。他们向树木喷水而冲刷下树叶上的白色绒毛，然后

    再由他们的妻室来完成纺线和织布这两道工序”。在这段引文中，作

    者没有被“森林里所产的羊毛”这个表面的故事所迷惑，从“树叶上

    的白色绒毛……完成纺线和织布”这些重要步序中慧眼独具地认识

    到，这就是老普林尼时代古罗马人心中想象的丝绸的由来。

    这不禁让我想起西方古典时代最著名的两部史诗之一——《阿尔

    戈英雄纪》中最核心的情节：希腊神话英雄伊阿宋，前往黑海东岸南

    高加索古国科尔基斯(Colchis)盗取“金羊毛”的故事。史诗中详细

    描述了伊阿宋“把金羊毛从橡树上取下”时，“那块宽大的金羊

    毛”在他眼前呈现的模样：“羊毛发出的闪闪金光就像火焰一般……

    它就像一岁公牛或猎人称为‘短角鹿’的公鹿的毛皮一样大，上面的

    羊毛也非常厚重”。如果说幼年公牛或公鹿的毛皮形容了“金羊

    毛”柔软的质感，那么“金羊毛像宙斯的闪电一样光芒四射”，“发

    出了耀眼的光”就充分体现了“金羊毛”独一无二的光泽。

    通过对比，可以非常负责任地说，《阿尔戈英雄纪》中伊阿宋前

    往黑海东岸盗取的“金羊毛”就是传说中的“丝绸”。从认知人类学

    的角度可知，古典时代的希腊人并没有“丝绸”或类似(光泽、柔

    软)的织物，只能用他们熟悉的事物之名赋予这种新的事物：金(耀

    眼的光泽)、羊毛(像幼兽的毛皮一样柔软、弹性)。于是，就有

    了“金羊毛”这种传说中的神奇之物。站在欧亚大陆的东部，中国学界通常将“丝绸之路”与汉武帝时

    的张骞通西域(公元前2世纪)联系起来，而刘先生则从波斯帝国的角

    度略略带过了一条公元前3000年便已存在的“天青石之路”，认

    为“中亚通往西亚的民间商路早已存在”。再加上从《阿尔戈英雄

    纪》中推断出欧洲居民最早接触到丝绸的时间，这条“丝绸之路”至

    少可以追溯到“荷马史诗”之前的神话时代。那么“‘丝绸之路’到

    底有多长？”这两个问题，就可以作为检验任意一本“丝绸之路”研

    究著作价值的试金石。

    丝路的两个问题

    “‘丝路’到底有多长？”这是两个问题。这个问题可以分别从

    时间和空间两方面来理解。时间上，究竟是两千年，还是五千年，长

    短差异极大。空间上，这条路线到底是怎样的，是从北方草原，还是

    从欧亚大陆腹地算起，路程差之千里。那么要理解“丝绸之路”，必

    须从这两个问题出发。

    这两个问题的提出与李希霍芬、斯坦因等19世纪欧洲探险家有

    关。这些探险家相继完成了对欧亚大陆腹地的探索之旅，可以说是19

    世纪人类地理探索的壮举。借助短期内穿越大陆的体验，斯坦因们有

    机会用“丝绸之路”来描述一些欧亚大陆早已存在的路径。虽然未能

    解决那两个有关“丝路”的问题，但他们开创了一种把欧亚大陆当作

    一个整体来思考的模型。而这是之前人们没有机会，也没有条件展开

    的全新思路。

    这个全新的模型框架，对传统上有关中国(东亚)历史的研究，便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在以往研究中，中国古代墓葬遗址中出土的大

    量非本地物质产品，各类散布于欧亚大陆上的古代宗教在中国的传

    播，以及历史上大量异域人士迁移来华的记载，都只能凭借史料讨论

    其入华之后的景况，很难对其源头综述一二。而今在“丝路”这一框

    架之下，便能把个中的来龙去脉理得清晰一些。

    由此来看刘先生这部作品，就是立于东亚之外，从更高处俯瞰古

    代中国的一种尝试。比如，他谈到1955年，西安土门村附近发现的唐

    苏谅马氏墓志。这和《新唐书》等文献所载，阿拉伯帝国攻陷萨珊波

    斯后，卑路支王子家族流亡中国一事互为鉴证。在讨论“西亚宗教入

    华”一节时，书中也饶有兴味地讨论了开封犹太人教团的消失，最后

    融入回族的故事。“明代后期与清代前期采取锁国政策，开封犹太人与中国境外的犹太人断绝了联系，掌教后继无人，而国内犹太人数量

    太少，不能形成很多有持续生存力的犹太社团”，遂导致了“世界各

    地犹太人社团得以维持不衰”，唯独中国犹太人社区走向消亡的情

    况。

    另外，在谈到“中原与草原文化的结合”时，他指出突厥语民族

    对中国十二生肖纪年的再创造。这种生肖纪年是建立在十天干、十二

    地支配对，形成六十甲子周期的基础之上。然后发现“天干数减少一

    半，与地支相配时在60年内也不会重复”，因为“12与5的最小公倍数

    也是60”。于是简化了天干-地支纪年方式，“分别以五行的名称金、木、水、火、土代表之”，形成了火羊年、土兔年等独特的“突厥

    历”形式。这让我想起许多年前，看《蒙古秘史》时遇到的相同的蒙

    古纪年法，顿觉豁然开朗。

    然而，读罢此书，我们会发现，“用‘丝绸之路’的视野来理解

    古代中国”和“对‘丝绸之路’本身的认识”之间，还是存在着很大

    的不同。无论是了解了卑路支王子或犹太教、聂斯托利教团入华，还

    是采用了五行和生肖纪年结合的“突厥历”，都只是与“丝绸之

    路”有关的表征，而非其本身。换句话说，这有助于我们认识古代中

    国与世界的文化传播，但对其中的路径和脉络却依然无解。

    丝路的两个解答

    我们可以省视一下前辈学者留下的学术遗产。首先，从欧亚大陆

    东部看到丝绸的生产，到大陆西部见证作为奢侈品的丝绸的使用，继

    而推测这条贯穿欧亚之路的存在。其次，借助这种更整体的视野来解

    读中国古典时代留下的，东亚之外物质、文化产物。这是我们今天看

    到的研究“丝路”的两种主要路径。但无论哪一种思路，事实上都未

    能揭示“丝路”本身的内涵。

    其中的重要原因在于，第一，我们观察到的往往是物质(丝

    绸)、文化(宗教)在内的传播，却忽视了这些人类产物背后的载体

    ——人类的迁移。第二，文献记载的，见证了“丝绸之路”的古今旅

    行者，比如玄奘、马可波罗、郑和，或者是斯坦因等人，都不是真正

    意义上的“丝路”旅客。他们背负宗教、政治，甚至科学使命，唯独

    没有承担这条路径上最本质的“物质传递”(商业)任务，所以，他

    们留给我们的有关“丝路”的观察印象——“丝绸之路”是一条贯通

    欧亚大陆东西方向的“纵贯线”——很可能是片面，且有误导的。从20世纪初英国作者包罗杰的《阿古柏伯克传》等文献可以观察

    到，来自东方的货物在抵达喀什地区后，汉族商人就不再继续西行，货物就接着由来自费尔干纳的浩罕商人接手，继续向西传递。这些物

    品一般取道环绕伊朗高原转运后，再由黑海南岸经安纳托利亚高原的

    土耳其商人贩运至地中海东岸，进入广义的欧洲市场。(这时，我们

    或许可以理解“阿戈尔号”上的希腊英雄们，为何要前往黑海南岸盗

    取传说中的“金羊毛”了。)由此可见，“丝绸之路”并不是一条平

    坦的曲线，比如说，不是由中国商人或波斯商人独力完成全部运输任

    务的商路，而是一条多段首尾衔接路线的总和，沿线各地的人群都参

    与到了这些物品传递的旅程中来。也就是说，包括刘先生同名作品在

    内的以往的“丝绸之路”研究，都未能跃出中国本身的视域，看待这

    条欧亚大陆腹地的大动脉，并揭示其中的运行方式。

    如果我们把这种欧亚大陆腹地区域之间的连接关系，用示意图

    (参见拙作《四夷居中国：东亚大陆人类简史》，第312页)的形式表

    现出来，就可以发现一个全新的“丝绸之路”的脉络：在一个地理区

    域内，物质传递的矢量方向是固定的。比如，从(包括河西走廊在

    内)蒙古高原进入哈萨克草原后，物品传输的路线会沿着里海东岸进

    入伊朗高原，从伊朗高原南部进入两河平原，最后来到地中海东岸。

    那么，我们从中或许就解开了“丝绸之路有多长”的第一

    问。“丝绸之路”并不是一条连续的路线，而是许多个“区域流动网

    络”的集合体。人类在某个区域中(遵循固定轨迹)的活动，带动了

    包括丝绸在内物质产品的流动；当人们迁移到相邻区域的衔接位置

    时，人口所携带的文化和物质产品都发生移动，“丝绸”或宗教，就

    发生了新一轮循环流动，直到下一个衔接位置。所以，关于这个问题

    的答案就是，我们无法计算作为路线的“丝绸之路”的具体长度，但

    可以根据其中经过的具体区域，统计其经过的范围。

    回答了第一个问题，“丝绸之路”带给我们的第二个问题，也就

    可以顺利解答了。鉴于“丝绸之路”其实是人类迁移的部分结果，而

    非原因，我们可以大胆推测，后来用于传递丝绸、农作物品种，以及

    各种文化特征的欧亚腹地的路径，早在文献记载的“张骞通西域”，乃至“伊阿宋盗取金羊毛”之前数万年即已存在。

    从中，我们可以发现，“丝绸之路”所代表的人类物质产品在欧

    亚大陆几大区域中的传递路线，与人类从非洲启程向世界各地迁移的

    路线其实无二(示意图参见拙作《四夷居中国：东亚大陆人类简史》，第321页)。那么，我们可以非常自信地认为，这些路径从远古

    人类(甚至不夸张地说，包括其他生物物种)迈出离开非洲的第一步

    前，便早已存在。换句话说，当代东亚人群的祖先也是沿着这些既有

    的路线，翻越帕米尔高原等中亚山脊，循循东进的。无论是张骞还是

    匈奴人，希腊人伊阿宋还是马其顿人亚历山大大帝，都只是这条路线

    的追随者，而非路线的发现者。执着于谁是这些通道的最早使用者并

    无太大意义。

    丝路远景

    借助刘迎胜先生的作品，我们重新解读了围绕“丝绸之路”已有

    的研究。可以发现前人在指出这条路径的同时，并没能对其在空间和

    时间两个维度展开深入讨论，而更多将其作为解释中国古代历史的一

    个巨大背景资料。那么当我们将这两个维度结合到已有的“丝路”研

    究的成果中，就会发现“‘丝绸之路’到底有多长”这个问题的答

    案。

    “丝绸之路”在丝绸尚未发明之前便早已存在，这些路径对欧亚

    大陆某个具体地理单元中，人群的迁移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把刘先生

    这本以明清时期“欧洲人东来”作为结尾的作品稍稍延伸，我们会发

    现，19世纪以后，随着海路远洋运输的发达，建立起“欧洲—美洲—

    东亚”的全球贸易新路线，打破了原先“东亚—中(西)亚—欧

    洲”的传统路线。伴随着贸易流量下降的，是整个传统“丝路”经济

    带的停滞化、贫困化。在这一背景之下，原本开放、外向的商路沿线

    社区陷于保守、衰退，与之相伴随的，则是各种极端主义的消极回

    应。

    那么从更长远来看，通过“一带一路”重新推动古老“丝绸之

    路”的运转，除了对中国本身的经济价值外，对传统欧亚大陆腹地人

    群的社会、文化、经济状况的改善和复兴，或许也是一个值得期待的

    远景。

    [1] 本文为刘迎胜所著《丝绸之路》一书评论，后因故未刊发。外二篇 丝绸之路的历史比你想象的更久远[1]

    西方文献中，有关“丝绸”的记录，首推两千多年前罗马作家老

    普林尼的《自然史》。在这本又被译作《博物志》的三十七卷巨著

    中，老普林尼在第六卷第二十章里提到了“赛里斯人”，排在这章之

    前的是著名的斯基泰人及作者眼中的“东洋诸国”，这章之后是印度

    人，那么赛里斯人的地理位置大致可以想象。

    书里对赛里斯人的描写是这样的：“这一民族以他们森林里所产

    的羊毛而名震遐迩。他们向树木喷水而冲刷下树叶上的白色绒毛，然

    后再由他们的妻室来完成纺线和织布这两道工序。由于在遥远的地区

    有人完成了如此复杂的劳动，罗马的贵妇人们才能够穿上透明的衣衫

    而出现于大庭广众之中。”

    这些老普林尼记录下的赛里斯人“身材超过了一般常人，长着红

    头发，蓝眼睛，声音粗犷，不轻易与外来人交谈”，让我们很难将他

    们与盛产丝绸的国民联系起来。此外，“森林里所产的羊毛”以

    及“向树木喷水而冲刷下树叶上的白色绒毛”，让我们对这种布料的

    特征深感困惑。但是，这些面料的确做成了罗马贵妇人穿在身上

    的“透明的衣衫”，最终让后来的研究者非常肯定地认为，这种“树

    上的羊毛”所织成的布料就是我们熟知的“丝绸”。

    树上的羊毛，为什么就是丝绸呢？这涉及一个认知语言学的问

    题，因为罗马人的生活中既没有蚕也没有桑树，根本无法想象是蚕宝

    宝吐出的丝蛋白纤维变成了这种布料的原料，他们所能想到最光滑的

    面料就是羊毛织成的布料。然而，他们又似乎隐约知道这种原料不是

    出在羊身上，而是和树木有关。于是便把生活中已知的“树”和最光

    滑的织物“羊毛”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发明了一个新词儿“树上的羊

    毛”来指代“丝绸”这种新出现的事物。

    类似的还有，据说19世纪的传教士向因纽特人传播基督教时，为

    了让因纽特人理解信徒与耶稣的关系是“耶和华的绵羊”，仿佛牧人

    与绵羊之间的顺从关系，煞费苦心。因为极地生活的人们从来没见过

    绵羊是什么，于是传教士借用因纽特人生活中常见的海豹，创造了一

    个新词“耶和华的海豹”，不料适得其反，当地人纷纷离去，对传教士避而远之。传教士大惑不解，后来才弄明白，海豹其实是因纽特人

    日常捕猎的主要野生食物，而非绵羊一般顺从的驯养动物。上帝若真

    像对待海豹一样对待信徒，当然会让因纽特人心惊胆战。所以，新词

    的发明固然不能脱离日常生活，但也不能太过佶聱。比如，这个“树

    上的羊毛”最终也没有流传下来，没有取代“丝绸”这个正宗原版的

    名称。

    话说回来，“树上的羊毛”毕竟从此留下了公认的西方古典世界

    中有关丝绸的最早记录，不仅如此，还给我们提供了一条非常有趣的

    考古途径。

    丝般柔顺的“金羊毛”

    我们以“树上的羊毛”作为检索关键词，输入西方古典学的宝

    库，却意外地弹出了另一部经典著作，西方古典时代最著名的两部史

    诗之一《阿尔戈英雄纪》。虽然没有《荷马史诗》更为我们所知，但“阿尔戈英雄”们的故事，却比奥德赛更富进取精神。

    四卷本的《阿尔戈英雄纪》讲述了古希腊英雄伊阿宋在黑海沿岸

    冒险的故事。伊阿宋的伯父向他许诺，当前者从黑海地区异邦人的国

    度取回一种传说中的“金羊毛”后，他就将王位让给侄子。然而，伯

    父其实是想借艰难的旅程和异邦人之手除去侄儿，这是第一卷。

    伊阿宋召集齐希腊各地的50名英雄，比《荷马史诗伊利亚特》更

    加赫赫有名的队伍，乘坐了“阿尔戈号”战船，历经千难万险终于来

    到了黑海东岸斯奇提亚的埃亚城，这是第二卷的内容。有意思的

    是，“黑海东岸斯奇提亚”在其他古典文本中，还可以译成斯基泰。

    第三卷里，希腊女神们让埃亚城国王之女美狄亚爱上了伊阿宋，将获取金羊毛的关键步骤教授给了他：打败喷火公牛，击倒龙牙武

    士，让毒龙昏睡。

    第四卷非常生动地描述了伊阿宋获取金羊毛的情景，远远看

    去，“那棵挂着金羊毛的巨大橡树”“就像一块乌云，被初升的日头

    的刺眼光芒照得通红”。等到他“把金羊毛从橡树上取下”时，“那

    块宽大的金羊毛”在他眼前呈现的模样是：“羊毛发出的闪闪金光就

    像火焰一般，把他的脸颊和额头映得通红，它就像一岁公牛或猎人称

    为‘短角鹿’的公鹿的毛皮一样大，上面的羊毛也非常厚重。伊阿宋向回走的时候，路过的地面都发出了耀眼的光。他先把它搭在左肩，它从他的脖颈一直垂到脚尖，随后，他又把它卷起来拿在手中，唯恐

    遇到他的人或神会把它抢走。”

    等伊阿宋回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