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下载：谁统治地球：社会规则如何形塑我们的星球和生活.pdf

谁统治地球：社会规则如何形塑我们的星球和生活.pdf

http://www.100md.com 2020年2月21日

第1页

第4页

第18页

第27页

第37页

第89页

参见附件(5697KB，253页)。

谁统治地球：社会规则如何形塑我们的星球和生活，本书是一本谈论保护地球的，随着地球移动开始升温，我们的地球已经慢慢在老化了，这本书带你塑造美好的地球!

    谁统治地球介绍

    在全球范围内，每年有50万人死于空气污染——超过每年战争死亡人数。地球上每5种哺乳动物中就有1种遭受灭绝的威胁。气候变暖，森林衰退，每天我们都会听到生态危机的消息。实现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我们要做些什么？许多人已经做了很多“小事”，比如回收或购买有机农产品。这是重要的一步，但远远不够。

    本书作者保罗·斯坦伯格认为，向可持续发展的世界转变需要修改指导人类行为的规则，并重塑我们与地球互*的方式。我们通过熟悉的名称来了解这些规则，例如城市代码、产品设计标准、商业合同、公共政策、文化规范和国家宪法，尽管这些规则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见的，但它们对地球的影响却是巨大的。通过改变规则，安大略省将其道中的农药量减少了一半。哥本哈根市通过了新的规划法典，承诺到2025年将其碳足迹减少到零。在美国，先行者们设计了新的规则来推广绿色建筑，并将世界上的产业转变为更具可持续性的形式。

    斯坦伯格带领读者从熟悉的海滩散步到秘鲁丛林深处的偏远村庄，帮助读者“看到”以物理现实为模型的社会规则，并阐述为什么这些大杠杆将最终决定我们星球的健康运转。《谁统治地球》一书揭示了社会规则对社会各阶层的影响——从私有财产到政策、从管理海洋的规则到企业与社区中创新和改变的势力。可持续性不仅仅是个人选择，也是一场政治斗争。

    谁统治地球作者

    保罗·F. 斯坦伯格是哈维玛德学院的可持续发展与社会马尔科姆·刘易斯讲席教授、政策科学与环境政策教授。他所著的《发展中国家比较环境政策和环境领导力》一书，获得了国际研究协会的哈罗德和玛格丽特·斯普雷特奖，该奖颁给国际环境事务方面的佳图书。他现任社会规则项目主任，该项目是一项多媒体倡议，旨在提高公众意识，通过改变政策和其他约束性规则以增进社会的可持续性。

    谁统治地球主目录

    第一部分寻找解决方案

    1.仅仅回收是不够的

    2.附加条件

    3.可行的世界

    第二部分谁拥有地球

    4.一段冒险之旅

    5.大交易

    6.国家组成的星球

    第三部分转变

    7.扩展

    8.缩小

    9.不断变化

    第四部分杠杆

    10.超级规则

    11.纸、塑料，还是政治？

    谁统治地球：社会规则如何形塑我们的星球和生活截图

    目录

    献词

    致谢

    第一部分寻找解决方案

    1 仅仅回收是不够的

    2 附加条件

    3 可行的世界

    第二部分谁拥有地球

    4 一段冒险之旅

    5 大交易

    6 国家组成的星球

    第三部分转变

    7 扩展

    8 缩小

    9 不断变化

    第四部分杠杆

    10 超级规则

    11 纸、塑料，还是政治？译后记献词

    给我的儿子

    本杰明·斯坦伯格

    他占据着我的心

    致谢

    翻开此页，我将作为作者，而你则为读者，但我怀疑任何打开本书这样的书名

    的人，对于理解和表达这里的观点并不陌生，无论是采用书面的还是其他形式。所

    以让我以商人的口吻和想法向他人吐露的话，我想说写作是一次特殊的(或者是极

    其丰富的)体验。它是一项非常孤独的任务，要求作者花费很长时间从社交中抽

    离，静静地在记事本上涂写，一次又一次地贴上便条，以及在深夜有节奏地轻轻敲

    击键盘。与此同时，写作也是最活跃的社交活动，因为所有作家都取材于或受益于

    对古今无数人见解的思考。这本书确实如此，在许多帮助过我的人当中，有一些值

    得特别提及。

    我的研究助理劳丽·伊根、诺厄·普罗塞尔、阿塔克·阿肖坎以及托马斯·卡蕾，他

    们不厌其烦地处理我提出的问题，不管有多困难多晦涩难懂。无论是追踪全球水资

    源短缺的最新数据，还是找出印加皇帝的头饰是用哪种鸟类羽毛做装饰的，他们的

    幽默感和杰出的研究能力对于此项工作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我在加利福尼亚大学

    伯克利分校环境科学、政策和管理系休假期间开始编写本书。凯特·奥尼尔和南希·佩

    鲁索是亲切的东道主，是他们欢迎我加入他们的知识圈。对于路易斯·福特曼，我要

    感谢他帮助我浏览了大量关于财产权的文献。鉴于本书所涉及的历史深度和地理广度，我经常发现有必要接触不同领域的专

    家，请他们帮助查找历史资料、解读数据，或者只是确保我所获得故事的准确性。

    在这方面特别慷慨的是埃文·林奎斯特、帕特里克·安杰尔、马尔科姆·刘易斯、大卫·

    戈特弗里德、米凯·意大利诺、大卫·福格尔、罗纳德·米切尔、理查德·梅林格、克里

    斯汀·多宾、保罗·杜克、萨拉·罗威、克劳迪娅·奥拉扎巴尔、杰弗里·塞勒斯和马修·里

    昂。约瑟夫·奈、乔治·拉考夫分享了关于如何撰写一本书的宝贵意见，那就是在研究

    中得到证实，并且使更广泛的读者也能读到。也感谢那些花时间阅读并评论早期草

    稿的人，其中包括詹姆斯·梅多克罗夫特、肯·康卡、乔治·索莫吉、保罗·斯塔姆勒、尤金·巴达赫、罗伯特·阿舍尔、卡罗尔·威廉姆斯、萨姆·阿伦森、芭芭拉·斯坦伯格、弗兰克·露西、凯瑟琳·霍奇斯特勒、哈维拉·巴兰迪亚伦和利亚·福克斯。牛津大学出

    版社的大卫·麦克布赖德在我的整个写作过程中达到了批评和支持的完美平衡。本书

    的视觉内容多亏了图书馆管理员、摄影师、档案管理者以及学者们的努力，其中包

    括纳斯利·乔克里、西德尼·古瑟雷克斯、玛格丽特·泰勒、米里亚姆·加戈、埃里克·纳

    尔逊、埃文·约翰逊、菲尔·桑德林、西蒙埃利奥特、米歇尔·莱沃斯和尼科洛·托加尼

    尼。

    《谁统治地球》一书伴随着一项名为“社会规则项目”的多媒体教育和宣传工

    作，该项工作可在网址www.rulechangers.org上查阅。这是克莱蒙特大学和加州

    艺术学院100多名学生的工作成果。阿德里安娜·卢斯(Adrienne Luce)和史蒂夫·

    普林斯(Steve Prince)整合了能够让这些学生出类拔萃的资源，并在此过程中成

    为亲密的同事和朋友。另外，还要感谢那些学生动画师、视频游戏设计师、网站开

    发人员、环境分析师以及其他参与者：正是由于你们，我们所设想的那些制度的概

    念才可以用视觉上引人注目的方式表现出来；是你们的才华和奉献精神，将这一想

    法变为现实。

    最后以及最重要的是，我的妻子詹妮弗和儿子本杰明，你们是我永恒的支持和

    灵感来源。本，当我开始这个项目时，你刚六岁；然而当我完成这个项目时，你已

    经十二岁了。这本书是献给你的。

    第一部分寻找解决方案

    1 仅仅回收是不够的面对有关环境的一连串令人震惊的消息——气温上升、供水下降、人口增长和

    物种灭绝、石油泄漏和癌症集群等，人们越来越想知道可以做些什么来应对这些问

    题。忧心忡忡的父母们会在深夜浏览网站，为他们的孩子寻找更安全的产品。在全

    球各地的大学校园中出现了数以百计的环境研究项目，学生们挤满了演讲厅。我们

    的杂货店过道和杂志摊上填满了广告，预示着可持续性只是即将到来的又一次消

    费。

    今天的环境思维的主要潮流强调了我们可以作为个体做出小的改变，并且我们

    的这些改变会累积成一些重要的东西。阿勒格尼学院(Allegheny college)的政

    治科学家迈克尔曼尼克斯(Michael Maniates)指出，应对这些问题，责任往

    往“落在个人身上，通常是作为消费者单独行动”[1]。然而，推动绿色消费主义和

    个人生活方式改变的解决方案使我们许多人感到不可思议，因为这与气候变化、城

    市空气污染和热带森林消失等巨大问题不成比例。据我们了解，冰川融化和海平面

    上升都是源于气候变暖，因此我们被建议骑自行车去上班。科学家们告诉我们，世

    界上每五种哺乳动物中就有一种正受到灭绝威胁，我们通过改变咖啡品牌来应对。

    人们对于真正的解决方案不在他们的掌握之中而感到绝望，这有什么好奇怪呢？

    你可能会怀疑，解决这些庞大的问题将要求更多的东西——但它是什么呢？事

    实证明，答案可以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由数千名社会科学家发表的大量书籍和研

    究文章中找到。但他们的发现在很大程度上仍然隐藏在公众视野之外。本书试图从

    研究中提炼出见解，并与最需要它们的人分享研究结果：那些明智的读者关注环境

    并渴望了解除了将瓶子扔进回收桶，他们还能做什么——一个行动将会产生一种奇

    怪的、矛盾的感觉，你知道正在做正确的事情，但又不知它是否真的能有所作用。

    那么，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来将世界推向更具可持续性的道路呢？答案可以在加拿

    大小镇哈德森的一个乡村医生的故事中找到，她决定是时候做一些非凡的事情了：

    她改变了规则。

    一个新的风景

    琼·欧文(JuneIrwin)医生正照看她的一位病人，此时几英里开外，选票正在

    被计算。这是1991年5月6日，魁北克哈德森镇议会正在考虑一项旨在禁止所有在家

    乡和公共场所非必需的农药使用的建议。这一举措是前所未有的，地方官员受到了

    欧文博士对这一议题潜在的儿童危险性研究的影响。“如果在将来，科学表明我们错了，”一位市议员宣称，“那么由于我们的行动而引发的一切，只不过就像多了

    些蒲公英一样。但是，如果事实上我们是对的，我们将能拯救多少人？”[2]

    最终，议会投票赞成禁令——这个决定的后果远远大于当地官员可能想象到的。[3]

    哈德森是一个风景如画的社区，大约有五千名居民，它沿着渥太华河延伸到蒙

    特利尔西部三十五英里处。1985年，欧文博士开始在镇议会会议上定期出席，她恳

    求当选官员停止在农庄和花园喷洒杀虫剂。琼·欧文脸上那带着微笑的红唇，与她70

    多岁的年龄相映衬，显得与众不同。大多数时候，我们可以发现她在农场照顾一群

    羊，戴着她标志性的太阳帽，穿着长裙子——这比一位忙着私人实践的皮肤科医生

    更能让人想起《圣经》里牧羊人的形象。整个20世纪80年代，欧文博士越来越担

    忧，因为她的病人抱怨着他们的疾病，从皮疹到免疫系统疾病等。她怀疑罪魁祸首

    可能是像2，4-D这样的化学物质，这些化合物在家庭花园和公园中常用于控制杂

    草。她开始调查，要求病人提供组织样本来检测农药残留。结果显示，农药存在于

    哈德森健康公民的血液、头发、精液和母乳中。

    欧文博士的研究发现与美国疾病控制中心进行的大规模“身体负担”研究中收

    集的数据一致，这些数据显示我们的身体含有农药和其他工业毒素的复杂酿造物。

    我们每天接触数千种人造化学品，其中很少有经过严格的健康测试。然而，医学研

    究人员认为，许多农药会影响大脑、肝脏和其他器官。儿童最容易受到这些有害影

    响，因为他们生长的身体依赖内部化学诱因来促进神经系统的正常发育和其他重要

    功能。[4]

    当她查阅医学期刊时，很快得出结论，仅仅是为了保持草坪的美丽外观，常常

    让孩子接触毒物是疯狂的。镇议会成员耐心地听取了她有关农药和健康的长篇论

    述，并将她关于当地身体负担的数据与医学期刊的最新发现进行了比较。她为当地

    《哈德森公报》撰写了一系列文章，以努力凝聚社区。她的“唯一女性”战斗已经

    进行了四年，其努力几乎没有显示出影响。但这一切都在1989年11月发生了变化，当时曾经参与听取欧文医生的听证的市议会成员之一——当地一位名叫迈克尔埃利

    奥特(Michael Elliot)的木匠当选市长。在他当选六个月后，埃利奥特市长推动

    了第270号法规的批准，禁止在安静的小镇哈德森的居民家中和公共场所使用所有不

    必要的农药。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将改变北美地区的景观，不仅是物理上的也是政治上的。它开始于农药公司的积极响应，他们迅速采取行动平息哈德森的小举动。在

    1993年秋季，这座城市的枫树和白杨树在整个秋季闪闪发

    光，“ChemLawn”和“SprayTech”公司，代表着加拿大上亿美元的草坪护理行

    业，向魁北克高等法院起诉了哈德森镇，称该镇没有合法权利管制杀虫剂。他们担

    心，如果地方社区可以自行制定比加拿大省份更严格的环境规则，事情将会很快失

    去控制。在更深层次意义上，文化准则处于危险之中。杀虫剂行业一直秉持这种观

    念，即一个合适的家庭草坪应由统一的无杂草的绿地组成，而且无论如何——这都

    要求使用毒物除草。如果风景如画的哈德森可以在没有杀虫剂的情况下做到这一

    点，那这将挑战高尔夫球场的美学观念，这种风格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就为该行

    业带来了丰厚的利润。

    “从来没有人认为我们能赢得这场比赛。”纪录片制片人保罗·图基(Paul

    Tukey)向城市职员解释道，他在他的电影《化学反应》中讲述了这个故事。在法庭

    上，一名“Chem Lawn”公司的代表出示了一瓶他打算在法官面前喝下的农药，以

    表明其信心。在“Chem Lawn”公司的这个人有机会喝下毒药之前，法官要求他将

    农药从法庭上移走，然后裁定哈德森小镇具有规制杀虫剂使用方面的权限。

    法院案件产生的宣传引起了其他社区的关注。“如果他们能做到这一点，为什

    么我们不能？”“公民支持取代杀虫剂”的创始人梅里尔·哈蒙德(Merryl

    Hammond)问道。这项运动不久就传遍了魁北克，其成为下一个禁止使用非必需杀

    虫剂的城镇(经常出现例外，就像哈德森一样，针对农业和高尔夫球场)。现在，作为防守方的杀虫剂产业，向加拿大最高法院提起了诉讼。这次他们没有试图在法

    庭上喝农药，但重复了地方政府无权决定是否在其社区喷洒化学物质的观点。2001

    年6月28日，加拿大最高法院法官在一座宽阔的绿色草坪所环绕的简朴的灰色法院大

    楼中，穿着传统的红色和白色礼服，以9-0的投票支持了哈德森镇。这一裁决使全国

    各地的改革家们兴奋不已。2009年，安大略省通过了比魁北克省更严格的规

    定。“当谈到我们的家园、游乐场、学校校园等”，安大略省州长道尔顿·麦克金蒂

    (Dalton Mc Ginty)解释道：“我们认为我们对最年轻的一代承担了特殊的分担

    责任。”在实施安大略省的新规定一年后，该省水道中常见农药的浓度下降了一

    半。[5]

    到2010年，全加拿大四分之三的公民受到基于哈德森模式的某种形式的保护

    性立法的保护。[6]

    与此同时的美国在美国，这个故事展现得非常不同。受到加拿大事件这前所未有转变的震惊，农药行业迅速行动，以维护其在边界以南的利益。“激进分子把我们赶到了那

    里，”游说组织“为了一个良好环境的负责任的产业”(Responsible Industry

    for a Sound Environment，RISE)的主席艾伦·詹姆斯(AllenJames)声

    称，“我们显然已经在加拿大的战斗中很大程度上失败了……我们不能允许这种情况

    发生在美国”[7]。1991年6月，美国最高法院确认当地社区有权执行比联邦州更严的

    农药法规。然而，各州保留了阻止地方当局的权力。抓住这个机会，在美国和加拿

    大最高法院作出决定的一个月后，RISE加入了180个行业组织的联盟，这些组织的

    结构类似农药游说者的名义，包括全国农业化学协会和美国商会。正如他们称自己

    为“合理农药政策联盟”，他们从一个州首府走向另一个州，迫使立法者通过新的

    国家优先购买规则，防止市县和州试图管制农药。

    我第一次遇到哈德森的故事，以及得知优先购买规则在美国的传播，是在国际

    研究协会的年度大会上。大会每年都有数以千计的社会科学家，他们往来于不同的

    城市，分享早期的研究成果，并提交给专业期刊，进行同行评议。我同意担任评议

    者的角色，为研究生和教授组成的论文草稿提供反馈。其中之一是锡拉丘兹大学的

    莎拉·普拉勒(Sarah Pralle)，她正在调查加拿大和美国之间惊人的结果分歧。

    当我在从洛杉矶出发的航班上读到她的论文时，我对普拉勒对美国的观察感到震

    惊，“杀虫剂行业比反杀虫剂的激进分子组织得好得多。”这击中了要害，因为，碰巧我是那些积极分子中的一员。在1992年初，当州议会游说活动如火如荼时，我

    是旧金山的杀虫剂行动国际网络办事处的一名年轻研究员。在某一天中，来自杀虫

    剂改革社区的数十条新闻、宣传材料和研究报告出现在我的桌子上；我不记得有任

    何关于防止当地社区管制农药的游说活动。美国环保组织根本就没有意识到。

    对于杀虫剂行业而言，隐形游说策略具有一种魅力。1992年，当佐治亚州、堪

    萨斯州、肯塔基州、密苏里州、新墨西哥州、田纳西州、弗吉尼亚州、俄克拉荷马

    州和佛罗里达州的州立法机构通过了优先购买法时，他们取得了第一个成功。第二

    年，阿拉巴马州、阿肯色州、新罕布什尔州、北达科他州、蒙大纳州、内布拉斯加

    州、得克萨斯州、伊利诺伊州和威斯康星州加入了这些州。马萨诸塞州、爱荷华

    州、密歇根州和爱达荷州是下一步的趋势，很快将会有许多其他州加入进来(图

    1.1)。[8]

    今天，除少数几个美国州外，所有州都制定了优先购买规则。加拿大的儿

    童在大部分无农药的公园和家园中玩耍，但美国的孩子却在每年要洒上1.27亿磅农

    药的草坪上打滚。[9]

    该战略非常成功，后来被烟草业复制，为了防止市政府禁止在公共场所吸烟，他们在一些州进行游说以取得优先规则。

    图1.1美国国家制定了禁止地方杀虫剂控制的优先购买规则

    信息来源见注释8。

    更改规则

    在美国和加拿大，杀虫剂改革的命运为任何想要认真推动可持续能力的人带来

    了更大的教训。虽然处于这个问题的相反立场，但琼·欧文和杀虫剂行业领导者都意

    识到一些非常深刻的东西：实现持久的变化需要修改社会所依赖的规则。对于欧文

    博士和她的对手们来说，相关规则是城市的地方规章以及更高层级的规则，这取决

    于地方、大区和国家政府层面如何分享权力。但社会规则并不限于政府的法律和政

    策。在某些情况下，它们通过私人契约实现编码，就像商业机构每个月的第一天指

    示它的“草坪关照”服务去喷洒杂草一样。公司依赖大量的书面协议来运行他们的

    日常运作，而这些规则直接影响着地球。以沃尔玛为例，2006年，为了应对海洋保

    全专家的压力，这家企业巨头制定了一项新规定，规定其鱼产品必须来自可持续收

    成的来源。这条规则很快在全球经济中有了响应，沿着买家、分销商和批发商的链

    条，它最终改变了捕捞船队在白令海峡公海的捕捞作业实践。在其他案例中，这些规则采取广泛存在的社会规范的形式，例如高尔夫球场美学，导致房屋的所有者进

    行除草，并获得邻居的点头赞同。无论他们采用国家法规还是最精细的技术设计标

    准，社会规范，就像成千上万的无形的线索一样，在我们日常生活的过程中牵扯我

    们，塑造我们的决策，并确定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分享这个星球。

    虽然他们的名字很多，但社会科学家称呼这些规则为“制度”，即使得协调的

    社会活动成为可能的机器。[10]

    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因其关于社会规

    则的工作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表明资本主义的历史扩张，从其小规模个人交易

    所的卑微起源到当今复杂的全球市场，是由于从货物保险到银行业务等各种规则的

    过度扩张而成为可能的。社会规则使社会发挥作用。它们也是我们最顽固的功能失

    调的根源，它使我们轻松地走上了理性社会不会选择遵循的道路。在这本书中，我

    会讨论这些规则将会发挥的重要作用，而最终决定我们能否通过深思熟虑的环境管

    理，协调对繁荣的追求。借鉴最新的社会科学研究的见解，我的目标是解释社会规

    则，以及为什么他们涉及你的个人福祉和未来一代。通过探索环境危机的持久基

    础，我希望为您提供更深入、更令人满意的解释，以便将社会推向更可持续的道

    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将进行一系列的旅行，从熟悉的沙滩漫步到3000英里

    的长途冒险，我们跟随一种濒临灭绝的鸟类每年的迁徙路径，从秘鲁热带雨林到西

    弗吉尼亚山脉。顺着这条路，我们将看到社区、企业和国家如何重塑他们生活的规

    则，以实现清洁的空气和水、充满活力的城市空间和健康食物等看似简单却难以捉

    摸的目标。

    解开疑惑

    要改变规则，我们必须首先意识到它们。然而，社会规则经常逃离于我们的注

    意力之外，这是有原因的——它们应该这样做!当规则经常被遵守(如果它们有效

    就必须这样)，我们将它们内化为习惯、路线和标准操作程序。我们认为这是理所

    当然的事情。[11]

    (当然，我有权利在不害怕监禁的情况下说出自己的想法，显然你

    的邻居未经允许是不能摘苹果的，自然女性被允许上大学)社会规则未被注意，因

    为与通常的环境科学议题不同，你不能将规则放在孩子的手中进行检查，将它指给

    一群游猎的游客，或者将在试管中进行混合。我们生活的规则对于我们来说是无形

    的，最强大的卫星和显微镜都没有用。然而，一旦我们知道要寻找什么，我们就能

    批判性地研究塑造我们地球和生活的强大社会结构。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可以理解其他难题：如果太阳能比化石燃料损耗的社会

    成本更低，为什么太阳能昂贵而油价便宜？现行规定并不要求石油行业支付其产品

    的环境成本，而是将这些成本以全球变暖的形式转嫁给其他成本。为什么在美国的

    旧房子里存在毒性铅的危险量，而不是在欧洲？一个世纪前，美国官员选择忽视国

    际联盟禁止从室内涂料中取得铅的决议。为什么哥斯达黎加在保护森林方面做得非

    常出色，而其他热带雨林国家每年集体丧失2200万英亩的森林栖息地？[12]

    哥斯达黎

    加人制定了创新的规则，付钱给农民，让他们在他们的产业上保留林木。

    这一观点之所以如此强大，是因为规则在普通公民范围内的改变是良好的。我

    不会向你承诺改变是很容易的。但是，当人们像哈德森公民一样加入时，显著的变

    化是可能的——往往比应付具有挑战性的大学课程所需的个人时间和精力更少。坦

    率地说，我们不能等待。本书源于我们今天面临的环境问题，从减少的水供应到消

    失的珊瑚礁，从肮脏的城市到有毒垃圾堆，这些环境问题如此之严重，推动它们的

    社会进程如此强大，以至于我们需要强烈的思考——刻不容缓。我们需要解决方案

    的力量和范围与我们面前的问题的严重性和步调相匹配。我们需要新的规则。骑自

    行车上班很棒;游说一个城市条例放入更多的自行车道甚至更好。建设“绿色”校园

    建筑是值得称赞的。为校园建设创造新标准或促进整个建筑行业的变革(第3章中讨

    论的壮举)，是转型的。在家中装置太阳能电池板是积极的一步;在政府立法中规定

    可再生能源的要求是彻底的冲刺。

    政治之窗

    政治学家习惯于思考推动社会的大动力——革命的起源、新思想如何传播、什

    么决定谁参与政治(谁不参与)，以及引发大规模社会变革的其他因素。作为这一

    领域的积极研究者，我花了二十年的时间试图回答一个问题：需要采取什么措施来

    实现社会变革以保护环境？

    当我的同事进行如保全生物学这样的学科研究时，他们很可能会在可爱的户外

    环境中找到水样、跟踪灰熊，或者观察投票者的行为，为自然界的工作打开一扇窗

    户。我更有可能会被发现在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某个具有影响力的决策者的房间中，锡屋顶上响起热带倾盆大雨的声音，而我竭力想找出一段外语对话的细微差别，等

    待我的采访主题开启那个黄金时刻，揭示世界上这个地区社会变化如何运作的惊人

    之处。1997年12月，在玻利维亚的圣克鲁斯德拉谢拉市(Santa CruzdelaSierra，Bolivia)的一次特殊时刻，我采访了弗朗西斯科·肯普夫(Francisco

    Kempff)，他是一位森林官员，他是南美洲最重要的自然保护主义者之一——诺埃

    尔·肯普夫·梅尔卡多(Noel Kempff Mercado)的儿子。老肯普夫在20世纪50年代

    和60年代推动建立了国家公园，在那个时代，很少有北美人或欧洲人曾听说过热带

    雨林，而玻利维亚仍处于独裁统治之下。可悲的是，1986年弗朗西斯科

    (Francisco)的父亲在一个偏僻的丛林中被暗杀，当时他的研究团队偶然发现了

    巴西毒品走私者使用的登陆地点。虽然我渴望了解他父亲早期的改革努力，这些从

    未被详细研究过，但我认为，出于尊重的原因，除非他提出这个问题，否则我不会

    问弗朗西斯科关于他父亲的生活。采访持续了一个小时左右，当我们结束时，在我

    向其家人致谢时简要地提到了他父亲的名字。“有一件奇特的事，”他说，“爸爸

    保存了他一生中发送或收到的每封信的复印件。却从来没有人要求看它们。”

    在我在玻利维亚逗留的六个月的时间里，我只剩下三天时间，我整理了我的日

    程表，去参观了肯普夫家的房子，他的母亲和女仆带来了盒子，里面装满了黄色的

    信件、文件夹和笔记本，诺埃尔·肯普夫描述了他在管理玻利维亚森林方面改变规则

    的努力。结果是壮观的。我们对独裁统治下的规则制定工作知之甚少，正式记录稀

    少，研究人员往往被拒绝接触决策者。通过家庭档案挖掘，我发现了诺埃尔肯普夫

    和他的兄弟罗兰多(Rolando)在70年代初期的信件，不知何故，他设法获得了农

    业部的一个职位，并建议他制定策略，说服将军们为鸟类保护创造保护区。许多年

    后，当诺埃尔·肯普夫去世的消息传开，玻利维亚人走上街头要求正义，并指责政府

    串通毒品交易，类似的规则制定的精明之举也被剥夺了。抓住这一机会，当地积极

    分子说服了圣克鲁斯德拉谢拉市政府为今天的诺埃尔·肯普夫国家公园提供资金——

    这是一个自然种类丰富的区域，它提供了地球上超过5%的鸟类种类的栖息地。

    我的研究让我有机会了解社会变革如何在全球不同的政治环境中发挥作用，我

    将分享这些调查结果，并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进行介绍。但这项研究的本质——以及

    为什么每年都会有成千上万的政治科学家和其他研究机构聚集在会议大厅，像鲑鱼

    回流——是一种我们中没人能足够聪明、凭自己就能找出答案的认识。幸运的是，从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公共政策和法律等领域的角度来看，许多其他研究人

    员一直在问我关于社会变化和可持续性的相同问题。全球有数百名研究人员在全球

    范围内向社区学习，这些社区已经制定了规则使其在很长时间范围内可持续管理森

    林、水资源和渔业。[13]

    其他研究人员漫步于政府大厅，探索它将带来怎样的公共政

    策变革，以及为什么有些国家是领导者，还有一些国家是类似于气候变化和物种保护等问题的落后者。[14]

    经济学家已经阐述了财产权的规则如何决定污染程度以及是

    否保护农业表土。[15]

    还有一些人探讨公民运动蓬勃发展的条件以及他们是否对政府

    政策产生影响。[16]

    这类工作要求人们投身于随机应变的技巧。梅琳达·赫罗尔德-孟席斯(Melinda

    Herrold Menzies)，在她关于西伯利亚自然保护政策的工作中，回忆了俄罗斯传

    统如何要求反复地和采访对象一轮又一轮地喝酒——在失去意识前获得有价值的研

    究洞察力的本领。[17]

    罗尼·加西亚-约翰逊(Ronie Garcia Johnson)，“出口环

    保主义”的作者，展示了跨国公司实际上提高了墨西哥的环境标准，这颠覆了传统

    的观点，她曾经告诉我，她曾经在墨西哥城的早晨的地铁上班时，在衣服里塞了一

    个枕头，假装怀孕，不让男性激烈质问者阻挡她去采访的路。我自己的研究让我驾

    驶着卡车在午夜的北加利福尼亚有风的山路上，与哥斯达黎加的官僚机构讨价还价

    以访问罕见的档案材料，以及不顾脸面地穿过联合国大会的楼道、冲向一架电梯，以便和一位特别博学的外交官同乘。

    这项研究的结果导向了相同的总体结论：向可持续性转变需要改变我们生活的

    规则。不幸的是，除了研究专家和我们的学生之外，这些研究结果还没有被广泛分

    享。我们这些在环境社会科学领域工作的人根本没有像自然科学领域的同行一样做

    好工作，将我们的发现传达给领域以外的读者——从科学杂志的神秘语言和高深莫

    测的方程中挖掘出洞见，并以聪明的读者能够欣赏的方式分享它们。虽然非洲大草

    原和亚马孙热带雨林在我们的电视屏幕上色彩斑斓，但决定这些辉煌是否能存活到

    下一个世纪的社会力量仍然是看不见的。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与六所大学的100多名学生合作开展了一项名为“社会规

    则”的教育项目。在www.rulechangers.org，您可以找到免费的多媒体资料，包

    括短片动画、教育视频游戏和Facebook小组链接，以探索本书提出的主题。社会规

    则项目的目标是促进公众对可持续性制度层面的理解和行动。作为这一努力的一部

    分，本书是为不同读者群而编写的，这些读者包括学生，科学家、家长、企业家、社区领袖、环境专业人士以及各行各业的其他人——他们希望超越涵盖最新的生态

    灾难，并仔细研究我们制定的规则如何塑造我们所采取的路线。

    配对研究和行动

    几年前，我和哈维穆德学院的一位同事讨论了这本书的概念，当时她尖锐地问我：“你写的是什么样的书——是关于研究还是行动主义？”我的回答从过去到现

    在，一直都是“是的”。我的同事的问题反映了整个学术界的集体焦虑。许多学者

    恐惧他们的研究，如果与改变世界的努力密切相关，他们的研究声誉将会受到损

    害。这可能会让很多读者感到奇怪，但这是大学教授熟悉的紧张局势。我承认研究

    和行动之间的区别对我来说从来没有太多意义。20世纪80年代，当我在加利福尼亚

    大学圣巴巴拉分校攻读生物学专业时，我和其他学生一起加入了一个名为科学家和

    负责任技术工程师的团队。我的时间被分为研究自然世界的优雅思想，以及在公开

    论坛上就如核武器扩散和海上石油钻探等问题上发表演说。在自然科学和威胁破坏

    自然的政治之间游移，我开始明白，严格的研究可以成为对付制定得很糟糕的公共

    政策的有力武器。

    一些著名的研究人员反对反激进主义的趋势。特别是在自然科学领域，科学家

    们将知识和公共宣传相结合是一项杰出的工作。它不亚于野生动物生物学家雷切尔·

    卡森(Rachel Carson)，她是《寂静的春天》的作者，帮助开启了现代环境运

    动。它还包括卡尔·萨根(Carl Sagan)，他不仅是物理学和天文学方面的一代明星

    观察家，而且还公开反对核武器的环境后果。[18]

    这些知识巨人和其他像他们一样的

    人——如生态学家诺曼·迈尔斯(Norman Myers)(关于灭绝)，大气科学家斯蒂

    芬·施耐德(Stephen Schneider)(气候变化)，动物学家西奥·科尔本(Theo

    Colburn)(内分泌干扰物)和物理学家约翰·霍尔德伦(John Holdren)(替代能

    源)——从未满足于留在他们的办公室和实验室。

    不幸的是，这些直言不讳的人物并非主流。他们的活动与大多数大学院系的指

    导专业实践的期望不一致。特别是在社会科学领域，人们普遍对被贴上“规范

    性”标签的研究感到不安，这意味着它不仅描述了世界是怎样的，而且也描述了它

    应该如何发展。依我看来，“规范性”的词语和它的红字内涵留下了一个草率的概

    念区别。大多数科学研究的表面之下都存在着规范性的问题。在研究人员发现流感

    病毒是如何感染人类细胞的最冷静的努力背后，我们找到了人类健康确实应该受到

    保护的规范立场。大学里教工程学，是因为它们有一种基本的规范性信念，即我们

    不应该生活在设计不良的大坝下游。

    我认为更有用的区别在于研究人员是否被投入到某项事业中(从关心世界和关

    注事物的角度来看)，还是与某个特定的组织或意识形态议程相关联，以致这个人

    放弃了开放式询问的实践。试金石是是否研究者不仅容忍，而且积极地征求替代观点，并且对于与预期不符的调查结果仍然持开放态度。对社会事业的承诺以及对公

    共宣传的相关努力不构成对智力完整性的威胁。研究濒临灭绝的树种的命运的植物

    学家可能受到对其生存的深切关注的激励，并不妨碍他们就其未来前景得出客观结

    论。然而，放弃批判性质询的权利是完全不同的。一位研究人员为保守派智库工

    作，无论证据如何，都没有自由去争取更严格的环境监管。一位知名左派杂志的记

    者无法撰写一系列关于市场在减轻贫困方面的作用的报道。学者作为公众辩论参与

    者的最大资产不仅仅是专业知识，还包括调查自由。通过在研究和行动世界之间树

    立障碍来浪费这种自由，令我强烈地觉得会产生反作用，并且坦率地说，对于公开

    的民主对话事业是不利的。

    在本书中，我尝试将激进主义者的紧迫感与学者的专业怀疑论结合起来，希望

    为读者提供一些既相关又可靠的东西。我相信人们渴望这种综合。在我的职业生涯

    中，我有幸知道的社会领袖——商人、非营利管理者、社区活动家、政策制定者和

    慈善家——渴望获得新知识以表达他们的努力。他们只是需要将其翻译成一种合理

    的形式赋予意义。对于学生们来说，很多人享受他们的课程规划的智力之旅，但想

    知道这如何起作用？学生要求他们所受的教育与行动世界相关，这真的是错误的

    吗？同样，偏好行动的人有权利知道他们的信息来自哪里；为此，在本书中我会提

    供笔记，读者可以在正文中找到有关要点的参考和扩展。

    在阅读以下章节之后，我希望你不仅会以全新的视角看待这个世界，而且，也

    不再可能以旧有的方式来审视它。通过探索环境危机的更深层次的基础，基于规则

    的视角，标志着我们与流行的媒体中提供的解决方案的彻底背离。但之后，你总是

    知道，这比驾驶混合动力车、携带可重复使用的咖啡杯、怀着最大的希望意味着更

    多东西。那么让我们从对于政治科学家来说相当于考古挖掘的事物开始，揭示社会

    规则如何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帮助我们回答谁统治地球的问

    题？

    2 附加条件

    想象一下，你正在悠闲地散步在最爱的海滩上。当波浪的平静声音和宽阔的地

    平线使你的头脑变得清晰，并增强了你的感官感知时，你开始注意到你周围的事

    物。一群漂浮在风中的鸟。光线穿过散落的云层。因为太硬而不能徒手打破的石

    头，在一段奇异的过程中被时间和洋流转变成无数砂砾，在你的脚下嘎吱作响。这些以及自然界的其他方面都吸引着我们的注意力，激发着自然科学家去发现

    它们的秘密。但这里还有一些其他的事实是我们的未经培训过的眼睛所看不到的，它们还没有进入由科学家、记者和其他编年史家提供的丰富多彩的纪录片中。这些

    就是模拟这种物理现实的社会规则。有时这些规则被表现为法律的形式。在另一些

    情况下，它们表现为建筑规范或产品设计标准。投票规则、财产权和宪法保障是我

    们最强大的社会规则之一，其中也包括不成文的但被广泛认可的、指导我们行动的

    正确与错误的规则。在本章中我们的任务就是让这些社会规则更加可见——帮助

    您“看到”塑造日常活动、理解某些政治根源的规则，并且领会这些规则为何影响

    着我们星球的未来。首先，让我们回到沙滩上漫步，看看我们在贝壳和石头中发现

    了什么政治和权力痕迹。

    看不见的世界

    首先考虑海滩上缺少的东西。为什么没有围栏？为什么我们可以在这个沙滩上

    漫步？如果我们的社会规则规定冲浪和沙子可供最高出价者使用，或属于第一个立

    界标者以表明所有权，那么我们也没有比不请自来地跳进邻居的游泳池享有更多的

    在海洋中游泳的权利。实际上，根据各地规定，公众进入海岸线的情况在各国是明

    显不同的。在苏格兰，2003年的《土地改革法案》确保所有希望享受海滩的人都可

    以享受它们。[19]

    您可以在东海岸的藤斯穆尔沙滩观看海豹，或去远在北方的克拉什

    内西湾，畅通无阻。相反，在爱尔兰，进入海岸线是一件奢侈的事情。公共通道纯

    粹由拥有毗邻岸边财产权的人自由裁量。由于这条规则，爱尔兰的孩子、观鸟者、慢跑者和其他信徒们都被禁止去了解大部分海岸线，以及什么是雷切尔卡森

    (Rachel Carson)所说的“那个伟大的生命之母——海洋”。[20]

    在美国，我们在海滩上度过一天的权利是由我们所信奉的被称为公共信托理论

    的一项古老法律原则所保障的。最早由罗马皇帝查士丁尼(Justinian)阐述，后

    来见诸西班牙、英国和美国的殖民地法律中，公共信托理论认为，任何适合乘船旅

    行的水道及其下的土地都不能私人拥有，而是由政府托管供公众使用。[21]

    这一规则

    在美国法律体系中由1892年著名的最高法院判决得以确立。该判决是有关伊利诺伊

    州颁布的一项令人瞠目结舌的决议，立法者投票决定将密歇根湖出售给一家私人公

    司。立法机构将该州的大部分湖泊授予伊利诺伊州中央铁路公司，包括独家进入芝

    加哥港的一大片土地——总面积超过1000英亩。幸运的是，美国最高法院裁定伊利

    诺伊州违反公共信托原则。法院的判决援引了新泽西州最高法院法官安德鲁·柯克帕特里克(Andrew Kirkpatrick)的论述，他在1821年提出，允许私人一方对国家

    水域进行排他性控制，将“剥夺所有公民的共同权利。这将是一种不可能长期被自

    由的人民所承担的冤屈”。[22]

    在柯克帕特里克写下这段话后的一个半世纪，沿海通

    道被纳入1972年美国海岸地区管理法案，这是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法律，全面地

    对贯穿全国的海岸进行保护和规划。[23]

    如果公众进入海滩的故事和一般的社会规则，都只是公平的规则之一，那么我

    们就没有理由对这些规则的出处感兴趣。但是，这个故事提出了一个更重要的观

    点。事实是，我们今天认为理所当然的许多简单的快乐，比如在沙滩上散步，可能

    仅仅是因为其他人在我们之前审视了事物的现有秩序，发现了它，并且改变了规

    则。看到一个蹒跚学步的小孩向岸边摇晃着一桶沙，这似乎远离了政治冲突和喧

    嚣。然而，这种无辜的场景可能就是政治参与。“海岸带管理法”并不是作为社会

    与经济增长的副作用相抵触的必然结果。这是从俄勒冈州到新泽西州的公共抗议活

    动的产物，公民对海岸带地区的迅速发展和公众通道的减少表示担忧。[24]

    围栏被推

    平，城市土地使用规划被修改，通道被打开，所有人都可以使用海滩(有一些值得

    注意的阻挡物，今天仍然是继续进行公众宣传的重点)。[25]

    公众进入美国海滩也需要推翻从前一个时代遗留下来的规则，这些规则是故意

    设计的，以防止人们离开。最为人所知的是，最近20世纪60年代，数以百计的州和

    地方法令规定，非洲裔美国人和其他有色人种在海滩上度过一天是非法的。在民权

    时代，组织者们用“闯入”这样的技术来挑战旧的规则，比如从佛罗里达州的圣奥

    古斯丁到密西西比州的比洛克西海滩(图2.1)。他们经常遇到敌对和野蛮暴力。

    1960年8月28日在芝加哥发生的闯入事件中，沿着几百年前卖给一家铁路公司的几

    乎同一段海岸线，抗议者们遭到了1000名扔石头的种族隔离主义分子的袭击。在南

    部各州，几名闯入积极分子被谋杀。这些年轻的美国人的巨大牺牲最终成功地改变

    了规则，并使自己在沙滩上度过了一天，人人都有权享受这一天。[26]图2.11964年，佛罗里达州圣奥古斯丁一个隔离海滩的“闯入”行动，抗议者遭到袭击(Russell

    YoderUPI)

    紧密相连

    随着继续对海岸线政策进行挖掘，我们很快发现，关于公共通道的规则只是一

    个开始。海洋的化学成分本身就受到社会规则的影响——特别是一项国际条约，该

    条约禁止油轮在海上故意倾倒多余的石油，这是因为，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每年

    都会有100万吨石油被倾倒进海里。[27]

    当你深吸一口海风时，充满你肺部的空气的

    物理质量非常依赖于社会规则，特别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大大降低了污染水平的

    清洁空气法案。[28]

    (这些涂着指甲油的读者们可能会很高兴地知道，由于这些规

    则，现在它含有较少的产生烟雾的化学物质)鱼类和其他海洋生物的丰富性和多样

    性受到政府政策和渔民之间私人协议的影响。在缅因州，龙虾捕捞社区设计了自己

    的可持续收获协议，由当地的巡逻队执行以确保规则被遵守。[29]

    相反，在纽芬兰沿

    岸，关于近海捕捞实践的无效规则导致了加拿大著名的北方鳕鱼渔业在20世纪90年代初全面崩溃。[30]

    即使是温暖你脸庞的阳光也受到社会规则的影响，这看起来似乎不合情理。由

    于大气中存在人为化学物质，稀释了地球保护的臭氧层，因此到达您的皮肤的紫外

    线辐射水平比过去更加危险。但由于蒙特利尔议定书的一套成功淘汰使用这些物质

    的国际规则，它现在比过去更安全(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更安全)。[31]

    您携带

    的防晒霜只能在商店货架上购买，因为生产该产品的公司可以通过在法庭上强制执

    行的专利规则来保护其发明。作为消费者，反过来说，由国家监管机构颁布规则的

    一项功能就是为您确保产品瓶子上提供所标示的防护等级。(正如我写的，美国食

    品和药物管理局正在发布一个期待已久的有关防晒霜瓶规章修订的公众咨询意见)

    当你走过一个“不要乱扔垃圾”的标志时，你会注意到远处有一艘大型货运

    船。该船向空气中喷出一股有毒污染物，这是这些船用来驱动大型柴油发动机的低

    等级燃油的结果。美国化学学会估计，海上运输造成的空气污染导致全世界港口城

    市每年6万人过早死亡。[32]

    在我们的科学家和立法者充分了解的情况下，这种令人

    震惊的情况如何能够持续下去？答案是，由于其国际航空公司的地位，该船免于国

    内空气质量规制。你可能决定在那里建立一个公民团体，要求被你选举的官员通过

    国际条约来解决这个问题——但前提是你恰好住在宪法规则保护公民言论和组织权

    利的国家。

    当然，你不需要到海滩去看社会规则如何形塑我们的星球和生活。由于国际规

    则强制执行贸易禁运，你的衣服不会是来自古巴的。但是，你的很多配饰是来自中

    国的，这是因为中国推动了市场增长，并且加入了被称为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制定

    机构。你的血液中含有的杀虫剂滴滴涕(DDT)少于四十年前有人在阅读有关环境的

    书中的案例，那是在滴滴涕被工业化国家禁止以前。如果在一个公共建筑里有一个

    足够容纳轮椅的洗手间，这不是建筑物所有者的善意所致。这是由残疾人领导的长

    期政治斗争的最终产物，其20年来的努力最终导致了1990年的《美国残疾人法案》

    等新规则的出台。无论我们选择注意或不注意它们，社会规则都贯穿于我们的生活

    (图2.2)。

    规则和自由

    所有这些我们讨论的规则，隐藏在我们存在的每一个裂缝中，可能会让一些读

    者感到有些令人毛骨悚然。这些不是对个人自由的威胁吗？每一条规则，不管是否不择手段，都会更多地侵蚀我们的行动自由吗？也许在阅读本章后，你会决定从社

    会规则的枷锁中解放你自己。如果你恰好居住在美国，那么你可能会跳上你的车

    (因为你满足年龄和能力要求，你可以开车)，启动发动机(可能聚集在墨西哥，这是北美自由贸易协议的结果)，并顺着高速公路下山(感谢1956年的《联邦援助

    公路法案》)，人们希望你在道路的一侧行驶。从你的脑海中晃去这些想法，你离

    开这个城市，走上一条森林公路，你的汽车保险合同在手套箱里晃动。你厌倦了这

    些社会规则的提示，在到达山顶时，冲出汽车，抛弃所有的物质财物，最终你来到

    一个悬崖上，静静地躺下，观察你身边未受干扰的荒野。这个沉思的时刻将是反思

    1964年美国《荒野法案》的好时机，通过保护那些不受购物中心限制的野生景观，使得这种和平的缓解成为可能。也就是说，限制人为干预需要社会规则。自由也是

    如此，包括在山路上行走的自由，因为美国的创始人在制定旨在限制行使政府权力

    的社会规则时就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

    社会规则是我们生存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正如个人如果没有社会、文明(以及

    学校系统、机场、比萨店，以及组成他们的足球联赛)就无法长期生存，如果没有

    规则来指导，参与者中的相互作用就无法运作。我们生活的规则塑造了我们的河

    流、天空，以及我们所使用的能源的种类和数量。它们决定了我们的森林是否会被

    砍伐、直到它们像荒凉的月球景观，或者是完整的生态系统，在那里野生动物可以

    繁衍生息。从最好的一方面来说，社会规则最大限度地保护人权并促进长期繁荣。

    从最坏的一方面来说，社会规则包含了奴役所有民族的复杂系统，并促进了对快速

    经济的追求，而不顾我们的经济和生态的代价。

    最重要的是，我们生活的规则可以被改变。这似乎是一项艰巨的工作。我们每

    天都会听到有关政治僵局、两极分化的全体选民以及部署在遥远地区的金钱和权力

    影响的新闻故事。难怪这么多人认为我们无力改变世界并使之变得更好。然而，情

    况往往是，我们对事物的了解越多，它就越不固定和不可变。对于我们的河流和草

    原这一事实，情况确实如此，尽管它们看似永恒的特征已经在几个世纪内发生了巨

    大的改变。这可能会在日常生活中出现永久和不屈的状态，但是在伴随着广泛的社

    会变革的长期稳定的情况下，事实上却倾向于在一个人的一生中发生重大的变化。

    选举一位非洲裔的美国总统，同性恋的结婚权，苏联解体以及中国火箭推动式的经

    济增长，是这几年从不可想象到不可阻挡的局势中更为明显的例子。但是，远离头

    条新闻的是，捕捉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变化，在幕后，无论是富国还是穷国，改革

    者都在努力协调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的关系。这些努力往往是成功的，我们将在下一章中看到。现在，我们需要看看后台下面，以确切地理解社会规则是如何工作

    的。

    图2.2社会规则形塑了我们的世界

    世界上最大的机器

    社会规则有哪些显著特征？它们在一定意义上是社会的，因为它们塑造了人与

    人之间的互动。像DNA指导人类细胞中大量的化学活动一样，这些社会蓝图具有重要

    的协调功能，可以预防汽车在交叉路口发生碰撞，并促进复杂形式的联合活动，就

    像举办一场摇滚音乐会、组建公司或部署军队一样。我们在这里最感兴趣的是那些

    规模大于家庭规模的规则。如果加西亚(Garcia)一家有一个规则，即在晚餐时不

    允许看电视，这不是本书所使用的意义上的“社会”规则。如果他们在星期天上午

    参加教会，他们的行为就会受到社会规则的指导，因为在这个意义上它会以可预测

    的方式影响许多家庭的活动。

    要有任何意义，必须理解并遵循一条规则，即使是不完美的，也要受其约束。

    一个没有人知道的国家法律，对于这个讨论没有什么意义，不管它有多么热闹。想

    一想雨林。在热带国家，如果你翻阅法律图书馆书架上堆满霉味的旧书，你会发现，这些国家中的大多数自殖民时代以来就已经明确禁止破坏森林。但也只是到最

    近，改革者开始将这些礼仪姿态变成指导土地所有者和木材公司决策的可执行规

    则。这不仅仅是纸上重要的东西，更是我们头脑中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社会禁

    忌，比如在机场排队或者对村长说话不尊重，即使他们没有写下来，也会带来社会

    规则的力量。

    每一条社会规则都采用通用的形式。首先，它明确规定了许多不同的角色。接

    下来，它阐明了任何占据这些角色的人的权利和责任。因此，一份租赁合同定义了

    房东和租户的角色，并描述了每个人的义务和预期收益。英国议会规则规定，担任

    众议院议长角色的人有权选择哪些立法者在辩论中以什么顺序发言。议长还承担着

    公正行事的义务，从他或她的政党辞职，不再与其他议员交往。无论我们处理的是

    国际条约还是百货商店的退货政策，都可以通过这三种“R”来理解所有社会规则：

    角色“Roles”(作为客户……)，权利“Rights”(您可以退回这件物品……)，和责任“Responsibilities”(在购买证明的30天内保持良好状态)。世界各国

    现在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讨论三个R的问题，就哪些国家有义务控制二氧化碳排放、如

    何在经济发展权和国家主权之间权衡这一责任进行辩论。

    从指导我们行为的不成文规则中，可以找到相同的基本结构。考虑一位老年妇

    女登上城市公共汽车的案例。在许多文化中，他们占据着某些角色——年轻的和或

    男性有座位的乘客与他们附近的年长乘客——这是与他们的角色相联系的，他们有

    义务让座。静静地躺在物体表面下的规则在破碎时会变得明显可见。一个忽略了让

    座的青少年，他在面对一群人嘲笑的目光和来自公交车司机的尖锐评论时，会很快

    吸取教训。通常这些不成文的规定最终会被编入法律。这一过程就像一条穿过大学

    草坪的人行道，校园当局最终承认并将其变成了一条铺设好的道路。最有效的规则

    是将正式的书面规则与未成文但广泛的共识结合起来，赋予它们合法性和力量。

    当规则引起我们的注意时，他们以一次性的方式这样做。在这里签名。在演出

    过程中让您的手机静音。为他人抵住门。参赛作品将根据原创性和技巧进行评判。

    员工在进入商店时必须迎接顾客。你有权聘请律师。将您的可回收物放入蓝色垃圾

    桶。

    然而，要欣赏社会规则的真正力量，我们需要考虑整个情况。由于这些规则相

    互依赖，它们相互联系并相互交织，形成强大的结构——公司合同、交通法规、文化规范以及两个以上的聚集，由意见领袖、法官、牧师、邻居、裁判、老板、选民

    和朋友执行。庞大的规则网络构成了我们所称的韩国文化、州际高速公路系统、雪

    佛龙或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当社会科学家使用“制度”的语言时，我们试图提醒

    大家注意这些相互联系的大系统以及组成它们的个别规则。我们的社会规则有时是

    和谐的，而其他时候是冲突的，迅速变化或顽固坚定，我们的社会规则赋予某些议

    程优先于其他的，以这种方式直接提供资源，而不是那样，为经济增长和政治变革

    制定基本规则。它们是使文明蓬勃发展或内爆的原因。我们通过生物学来重现我们

    的种类，但通过制度来重现我们的方式。在他们的总体上，社会规则构成了世界上

    最大的机器。

    政治怪圈

    如果说有谁渴望统治地球，那肯定是拿破仑·波拿巴(Napoleon

    Bonaparte)。拿破仑对于权力略知一二。在他统治的鼎盛时期，这位身材矮小的

    皇帝统治了包括西欧大部分地区在内的130个大区的4400多万臣民。当英国人和普

    鲁士人在1815年滑铁卢战役中最终击败了拿破仑的格兰德军团“大军”时，他们对

    他的影响力非常畏惧，以至于他们将他流放在偏远的圣赫勒拿岛——南大西洋的一

    粒陆地，距离最近的大陆1200英里。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我们可以发现拿破仑在

    反思他权力的本质。他的思想被记录在一个非凡的文件中，即《圣赫勒拿岛回忆

    录》，在那里他的随从伊曼纽尔·德拉斯·卡斯(Emmanuelde Las Cases)伯爵，在

    十八个月的时间内，对皇帝的言行保持了仔细的记录。拿破仑特别专注于他的影响

    是否会持续下去的问题。从他的房间，他望着这片孤寂的广阔海洋，给予他希望的

    并不是在战场上的历史成就，而是他留下的新规则。“我真正的荣耀不是赢得了四

    十次战斗，”他说，“滑铁卢将抹去对这些胜利的记忆。没有什么能够消除，永远

    活着的是我的民法典。”[33]

    拿破仑指的是他的法学家草拟的法典，皇帝在法国和被

    征服的领土上施加的法律。“法典”集合了一系列不同的封建法律，并将其与罗马

    法律秩序融为一体，建立了一套透明而系统的法律体系。今天，《拿破仑法典》为

    罗马尼亚、埃及、智利等几十个国家的法律体系奠定了基础。这位伟大的皇帝意识

    到最终的力量不在于当今成就的闪光，而在于塑造社会赖以生存的规则。

    因此，社会规则另一个定义的特征是它们被设计为持续。我们制定规则，将预

    期的社会互动模式推向未来，无论这意味着在周四早上收到定期的面包装运，还是

    禁止在干洗行业使用消耗臭氧层的溶剂。他们将这些新做法制度化。这是社会规则对于可持续性如此重要的一个原因。对地球的管理不仅需要超越季度利润表和选举

    周期，还要超越个人的生活期限。社会规则是我们用来实现这一目标的设备。这些

    规则可以采取宗教教义的形式，例如天主教教理问答讲义2415，其中规定：“人类

    对无生命的物体以及造物主赋予的其他生物的统治权不是绝对的;它受到对邻居的生

    活质量的关怀的限制，包括未来的后代。”在其他情况下，这种未来的定位可以通

    过像保护地役权这样的法律工具来实现，最近的一项发明中，土地所有者同意为了

    税收优惠进行交换，对财产设置不可撤销的条件，以确保所有未来的所有者可持续

    使用其资源。

    社会规则的可持续的质量是重要的，因为我们不能指望永恒的善意或志愿者坚

    定不移的警惕以维持一个有价值的事业。人的注意力也在流转，媒体和政治机构也

    如此。偶尔会出现极大的政治热情，并刺穿社会的平静。但是革命结束后，街道上

    的彩带已被清扫出去，人们重新回到日常生活中，关注他们的花园和股票投资组

    合。那些留下的规则决定了变革运动的真正遗产。

    政治学家安东尼·唐斯(Anthony Downs)在他的随笔“生态上与下：问题-关

    注周期”中观察到了这种现象。写于1972年，在现代环境运动的黎明时期，他试图

    预测美国对环境的担忧会产生真正的影响。安东尼唐斯问了让拿破仑头疼的同样的

    问题：这会持续多久？他观察到，公众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倾向于循环运动，随着公

    民将注意力转移到其他地方，一阵热情逐渐让位于不感兴趣的地方。然而，唐斯也

    认为，在公众关注的“上升”阶段，如果公众的关注被制度化——如果它们被法

    律、法规和相关的执行机构所嵌入——那么就有可能解决这些大规模、长期存在的

    问题。唐斯在这两方面都被证明是正确的。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环境问题的公众

    利益普遍下降;这与经济衰退相对应，并在公众舆论数据中清晰地显示出来。但是，20世纪70年代制定的新规则，如《清洁水法》和《濒危物种法》，确保了这些问题

    的持续进展，尽管公众情绪不可避免地出现波动。

    如果稳定是规则为社会带来利益的机制，那么它也是其最有害影响的根源。我

    们都遇到了决策者顽固遵守规则的情况，即使这些情况阻碍了做正确的事情。将军

    们可以被发现与上一场战争作战。商业抗拒变革是因为“我们一直这样做”。而政

    府官僚机构因遵守规则而不是完成工作的忠诚度闻名。持久性也有它的缺陷。然

    而，在稳定和变化之间的任何一端，危险都可能被发现。我们将在第6章中看到，在

    政治不稳定的国家——也就是说，在世界大部分地区，制定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更明智的规则是一项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工作。最后，新实践的制度化要求一个平衡的行

    为。社会规则必须有足够的黏性，以防止异想天开的逆转，但它们不能排除未来修

    改的可能性，以回应新的想法和不断变化的需求。

    为了回答这本书的标题，让我们从观察开始，许多统治地球的人已经死去。他

    们建立了结构——法律、政策、法典和合同——为未来蒙上阴影。其中一些结构，例如《权利法案》，受到对公共利益深刻见解的启发。其他规则，如限制海滩通行

    的规则，已经到位，以牺牲一群体的利益为另一群人。一些规则——比如美国的农

    作物补贴，或者巴西将土地转让给那些通过砍伐树木来“改善”的人的政策——曾

    经有过一种崇高的目的，但已经失去了它们的用处;但他们仍然投下阴影，塑造着我

    们种植的东西以及我们如何对待这片土地。社会规则是过去政治斗争的幽灵，是我

    们传递给未来的社会结构的遗产。

    前方的路

    在本书的其余部分，我们将探讨社会运行的机制，它成千上万的无形杠杆以有

    时很明显的方式来模仿我们的行为(星期三是垃圾日)，但通常被认为是理所当然

    的——就像垃圾处理被假设是消费者和市政当局的唯一责任，而不是过度包装设计

    产品的公司的责任。我们的大范围旅行将包括法律的性质、国王的命运，以及麦当

    劳法式炸薯条的规则。一路上我们会看到，社会规则不仅限于政府的法律和法规。

    这些是社会规则的重要例子，在本书中我会参考很多这样的例子。但规则的范围和

    本书的范围远远超出了公园管理员和政治家的活动范围，也包括纸制造商、邻里协

    会和体育竞技场所制定的规则。

    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一个一个地构建一个平台，这将为以不同的方式看待世

    界提供一个新的有利位置。我们的观看平台将有以下部分。我们随着社会变革开始

    并结束。在下一章(3)和本书的最后三章(9—11)中，我们将考虑社会变革实际

    如何运作，以及如果您愿意，您可以在此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处于在这些之间的是

    五章(4—8)，它揭示了以多种方式塑造我们行为的社会规则的无形架构。我将借

    鉴许多国家的例子，反映我自己的研究专业，比较政治，探索和比较全球各地不同

    社会的内部运作。同时，我的假设是，许多读者来自我的祖国美国。我希望非美国

    的读者能原谅偶尔使美国读者特别感兴趣的例子和辩论的偏见。

    请允许我提供一些更详细的信息。走出门外，第3章(可行的世界)解决了我们可以问自己的最重要和最卑鄙的问题之一：我们真的可以改变世界吗？事实证明，社会科学家对改变的可能性有很多话要说。我们将根据研究结果去解释为什么我们

    不能生活在所有可行世界中最好的地方，为什么有这么多机会让人们和我们的星球

    变得更好。在第4章(一段冒险之旅)中，我们开始研究地球规则手册，仔细研究最

    强有力的社会规则之一：财产。要理解谁在统治地球，我们需要了解谁拥有它，以

    及所有权的规则是如何制定的。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将追随深蓝色的林莺，一

    种高度濒危的候鸟，它的旅行将飞跃西半球以寻找合适的森林栖息地休息。在深蓝

    色林莺旅程的每一站，我们将看到财产规则如何影响其生存前景。在第5章(大交

    易)中，我们更深层次地、往往违反直觉地考虑规则和财产之间的关系，并且清楚

    地看待围绕使用市场力量来对抗污染的争议。我的目标是赋予读者参与这些辩论的

    能力，而不会让意识形态的包袱严重影响公众话语。在第6章(国家组成的星球)

    中，我们将进入政府权力的走廊，目睹全球不同国家如何通过有助于或阻碍可持续

    性的规则制定系统解决环境问题。

    环境问题毫不费力地跨越国境，藐视我们在城市、各州和各国内组织政治生活

    的尝试。在第7章(扩展)和第8章(缩小)中，我们将看到规则制定者的权力基于

    两大趋势的转换是如何跨越政府不同层级进行分配的：欧盟的形成以及几十个国家

    将环境规则制定权力下放到地方一级的前所未有的举措。在全球各地巡游之后，我

    们回到为实现有意义的变革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在第9章(不断变化)中，我们将看

    到，挑战不仅要打破导致我们陷入严重后果的模式(如石油依赖)，而且要建

    立“良好”的道德标准，提出自我强化的趋势和常态的新假设。在第10章(超级规

    则)中，我们将考虑一个特殊类别的规则，决定如何制定其他规则，处理诸如谁参

    与和哪些原则指导创建政策等问题。任何希望对地球产生持久影响的人都会很好地

    关注超级规则;污染者当然也是。最后一章(纸、塑料或政治？)为那些有兴趣参与

    重写管理地球规则的人提供了实用的建议。我提供了一些行动原则，从本书所涵盖

    的研究中汲取教训，这些行动导向的读者可以将他们自己的研究与当地政治背景相

    结合。

    3 可行的世界

    假如高速列车每隔10分钟到达一次，将你带到你所选择的城市，那这个世界会

    是什么样子？这将像极了日本。假如我们的电脑和咖啡机在它们的生命周期结束时没有被倾倒在有毒垃圾填埋场中，而是被作为新的消费品的原材料再利用，那该怎

    么办？问问西欧人就知道了。如果不是秘密地制定环境规则，政府会被要求与任何

    需要它的公民去分享形成他们决议的所有信息吗？答案可以在美国找到。

    日本、欧洲和美国的公民所经历的“世界”之间的差异，很大程度上来自支撑

    它们的规则的变化。在日本，全国高速列车系统(新干线)的出现不是因为技术进

    步而不可避免前行的，而是国家和地方规定的结果，即将一系列不相连的铁路改造

    成一个综合性的国家体系，这个体系自1964年成立以来没有发生过一次致命的事

    故。在欧洲，新规则使公司负责收集和回收他们卖给消费者的电子产品。由于他们

    必须安全地处理其产品中的有毒物质，所以这些公司有强烈的动机去除制造过程中

    的重金属和其他有害物质。在美国，《信息自由法》授权公民可以要求政府机构向

    他们发送所有与决定作出背后相关的文件，而这种透明度在日本或欧洲是闻所未闻

    的。[34]

    当然，这个世界的这些国家并不总是存在。它们是通过社会变革中的蓄意行为

    而产生的，在这些行为中旧规则被抛弃，新规则得以实施。然而，许多人认为社会

    变革的想法实施起来太过艰巨。看起来是那么不切实际与遥不可及。与科技和大众

    文化变化的令人眼花缭乱的速度相比，似乎在缓解贫困、人权和环境可持续性等重

    大社会问题方面，取得的进展像冰川挪动速度一样慢。音乐和媒体的发展趋势远比

    我们弄明白如何操作最新电子设备的速度快。我们改变学校、工作、家庭和发型。

    但是政治呢？城市管理的新方法呢？社会使用能源方式的重大转变呢？这些力量似

    乎非常遥远，以至于我们中的许多人退缩到了我们所能控制的小事情的舒适之中。

    我们尽职尽责地将我们的回收物品运送到路边，向红十字会支付支票，或者可能在

    当地学校做志愿者。我们抓起那些广告上宣称包装减少了50%的洗衣粉。我们“尽自

    己的一份力量”，将更大的变化留给看似不具个人色彩的历史力量以及对遥远的地

    方具有强大权力和影响力的人们。

    这种不愿意参与促进社会变革的想法源于一种完全合理的愿望，就是在我们的

    努力中保持“现实”。思考下面的问题。你是否曾经遇到过一个为了更美好的世界

    而真正鼓舞人心的愿景，只是因为你认为它不现实而使你的泡沫破灭了？这种充满

    希望的愿景可能以一部引人入胜的电影，或者是一位倡导以和平、繁荣和可持续发

    展为未来世界特征的魅力型公众演讲者的形式出现。你受到一定的熏陶，可能会立

    即向自己发誓，从那天起你会为事业而奋斗。然后，随着几天、几周过去，情绪失控的最初浪潮逝去、现实渐渐回归(通常是源于别人沮丧的评论)。然而无论愿景

    是多么令人信服，你都会告诉你自己，这在今天的世界并不实际。

    暂时搁置这个想法，让我们考虑另一个想法。

    你有没有想出一个你认为可能为其他人带来真正价值的新颖想法？也许你想出

    了一种方法以振兴城市中心。或者可能是一个提议，以提高能效措施来减少社区

    的“碳足迹”。也许你甚至有一个减少世界饥饿的大胆想法。在享受了思考你的计

    划的新颖性和含义的快感之后，思考过程就会因为下面的问题而停下脚步：如果我

    的想法如此伟大，难道不会有人已经尝试过吗？

    双生理念(thetwinnotions)认为，好的想法已经被尝试过，而有意义的社会

    变革依然是遥不可及的，这种理念不仅极度打击自信心，而且也是不准确的。这些

    思维习惯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虽然我们可能无法生活在所有可以想象的世界

    中，但出于所有实际目的，我们生活在最可行的世界中。它不会是我们可能期望的

    所有事情，但我们认为这可能是我们有生之年所能期望之中最好的事。在本章中，我们将看到这个观点严重低估了社会如何影响其事务重大转变的可能性。我不会认

    为任何结果都是可能的，或者说每个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然而，我会争辩说，我

    们并不是生活在所有可行世界中最好的世界。注意我没有说可以想象的世界。我不

    是指乌托邦和科幻小说家那些奇想的粉丝。我正在谈论的是在人类和环境条件方

    面，短期内在经济、技术和政治上可行的实质性的改善。

    如果这些替代结果如此可行，你可能会问，那为什么他们还没有出现？这是问

    题的症结所在，在本章中，我们会看到许多完全可行的情景就像那些处在悬崖峭壁

    边缘摇摇欲坠的巨石，它们受到社会科学家称为集体行动问题的阻碍——即那些跨

    越我们所拥有的世界和我们可以获得的世界之间的大大小小的障碍。我不会只是简

    单地告诉你，你可以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相反，我会证明这一点。幸运的是，我有

    半个世纪的研究成果可以作为这些案子的依据。尽管研究者们使用“问题”和“失

    败”等严肃的术语来描述变革的障碍，但这些障碍无处不在实际上是好消息。这意

    味着无数的变化确实是可能的，因为我们的世界充满了潜在但未实现的结果。所有

    这一切都需要有人(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群同事一起工作)识别并消除阻碍双赢

    局面的障碍和其他改善现状的机会。其中许多障碍没你想象的那么可怕。通常这是

    一个改革制度的问题，即那些我们依靠的用以协调人类活动的规则。在第九章中，我们将仔细研究社会变革的运作方式，重点是消除功能失调的规则，并创造更适合

    社会需要的新规则。本章的重点是确定我们对待地球的方式的重大转变完全在我们

    的掌握之中。首先，让我们考虑一下这样一个故事：一小群商业企业家如何通过制

    定新规则将“不切实际”的想法变为现实，从而将全球最大的行业转变为更可持续

    的企业。

    重建世界

    美国测试与材料协会(现称ASTM国际)在斯古吉尔河河岸附近占据了一座现代

    化白色建筑，该河流贯穿宾夕法尼亚州西康舍霍肯(West Conshohochen)。这似乎

    是一个不太可能统治地球的地方。政治领导人不会前来参观。你不会发现外面聚集

    着众多的记者和装有卫星天线的新闻厢式车。坦率地说，大多数人从来没有听说过

    这个地方。但是，ASTM内部发生的事情真的非常了不起。ASTM是一种规则制定的工

    厂。它不是一个政府机构，但是一个具有影响力的私营部门规则制定体，其技术委

    员会的专家人数不少于三万。电气工程师、材料科学家、消防员、食品化学家、建

    筑师、航空专家和其他像圣诞老人玩具店里的精灵一样全年工作着的人，他们起草

    了数百个关于正确设计和使用从喷气发动机到自行车反射器的各种新行业的标准。

    ASTM所发行的杂志即《标准化新闻》，它不是那种你可以在深夜脱口秀节目中

    发现的东西。但是在它那里，你会发现一个规范着我们日常生活的大小规则的世

    界。你可以了解像D562涂料标准这样的规则，其中规定斯托默型克雷布斯黏度计是

    涂料制造商测试其产品一致性的最佳方法。事实证明，油漆一致性是汽车商店和肖

    像艺术家都非常感兴趣的。为了体会D562涂料标准与众不同之处，请考虑这一特定

    规则是由来自36个国家的600位专家组成的委员会创建的，该委员会由华盛顿国家美

    术馆的保护管理员担任主席。或者采用由ASTM步行者人行道安全和鞋类委员会颁布

    的标准F2508。F2508使用一种称为摩擦计的工具，为确定人行道变得更光滑的可能

    性奠定了合适的程序。(这个特别的规则是由该委员会恰当地命名为牵引的小组委

    员会所起草的)

    管理日常生活中的这些微小细节似乎与谁统治地球的问题相去甚远。事实上，对于ASTM专家试图解释他或她的工作相比于确定烛光晚餐日期的重要性，你不得不

    给予一定的同情。但另一个ASTM委员会会就可持续采伐森林意味着什么而发布标

    准。其他的ASTM委员会已经制定的标准，比如确定鱼是否因化学品泄漏而死亡，以及一家公司是否已经做好了清理有毒废物堆的足够工作。由于这些标准像流水线上

    的小部件一样流出ASTM，因此他们经常成为相关行业的常态。政府机构将数以千计

    的ASTM标准纳入当地《建筑法典》以及国家《健康与安全条例》。

    像大多数人一样，大卫·戈特弗里德(David Gottfried)在决定进入可持续建

    筑业务时从未听说过ASTM。作为商业房地产开发商，戈特弗里德是绿色建筑委员会

    的创始人之一，这是一个行业领导者联盟，他们正在改变我们对建筑环境的看法。

    建筑物的设计、建造和运营方式对我们的空气、水以及社区的宜居性产生了巨大的

    影响。这些建筑物使用了地球上超过四分之一的商业采伐木材和接近一半的世界钢

    铁和开采的沙石。建造以及运营这些建筑物占全球能源需求的整整40%。

    当戈特弗里德开始探索创建一个更环保友好型的建筑市场时，社会规则是最让

    他感到意外的事情。传统上，房地产开发商按照两条简单的规则运作：赚钱以及不

    违反法律。“我们不止多一点地满足了建筑规范对水和能源效率的要求。我们根据

    价格和市场趋势选择建筑材料，从不考虑他们来自哪里或者他们最终会到哪里

    去。”[35]

    首先，戈特弗里德的主要动机是增加利润。就像他在自传《贪图绿色》

    (Greed to Green)中讲述的这个故事，戈特弗里德在20世纪90年代初为卡兹建

    筑公司工作，该公司在经济衰退期间，为了实现投资组合多样化，正在寻找一家房

    地产开发公司。可持续建筑似乎提供了一个未开发的商机。作为可持续性问题的新

    手，他参加了会议并征求了领先的环境建筑师和工程师的意见，希望能够迅速吸收

    绿色设计的最新技术。在1992年波士顿美国建筑师协会主办的一次会议上，戈特弗

    里德深受威廉·麦克唐纳(William Mc Donough)这样的发言人的影响，他认为地

    球友好的建筑设计已经在技术上可行并且经济实惠。

    如果绿色建筑可行，为什么他们不建造呢？作为一个商人，戈特弗雷德明白，虽然这些想法在理论上可能有很大的价值，但是它们并没有深入到他的行业思维

    中。但戈特弗里德并没有将这一想法视为不切实际，而是利用他对该行业的了解来

    探索如何为绿色建筑创造一个利润丰厚的市场。他会见了商业建筑行业的建筑公

    司、供应商和其他潜在参与者，以了解他们为什么选择某些产品而不是其他，以及

    为什么成熟的技术，如节能窗户和再生地毯未被广泛使用。正如戈特弗里德在2009

    年接受采访时向我解释的那样，他总结说，如果建筑行业发生变革，就需要改变指

    导其决策的规则。在最基本的层面上，甚至没有任何关于构成绿色建筑或评估建筑

    材料对环境的影响达成一致的标准。没有办法将消费者对绿色建筑的需求转化为生产者的市场激励，因为购房者和租户无法区分一栋建筑与下一栋建筑对环境的影

    响。

    戈特弗里德对建筑行业规则的调查很快使他转向了ASTM。在1990年，ASTM成立

    了环境评估和风险管理委员会。该委员会由米凯·意大利诺(MikeItaliano)担任

    主席，他自1970年代初就开始为ASTM编写规则，并深深致力于环境管理。委员会成

    员罗布·约瑟夫斯(Rob Josephs)把戈特弗里德介绍给意大利诺，两人决定与戈特

    弗里德一起组建一个新的绿色建筑小组委员会。

    尽管他们对新倡议抱有很高的期望，但很快就遇到了麻烦。ASTM委员会以共识

    的方式开展工作，虽然绿色建筑小组委员会受益于大量多样化的专家组，但它也包

    含了那些不愿意改变的行业贸易组织代表。贸易团体一直拒绝为绿色建筑制定标

    准，三年之后，该集团的努力几乎没有显示出来。在意大利诺的建议下，他和戈特

    弗里德从ASTM中抽身而出，成立了一个新的组织——绿色建筑委员会(the Green

    Building Council)。该委员会的运作方式与ASTM类似，但只允许个别公司的代

    表而不是贸易团体参与。企业的参与对培养私营部门的专业知识和确保建筑行业内

    企业的合法性至关重要。但是正如意大利诺向我解释的那样，虽然一些公司已经准

    备好改变，“贸易协会没有品牌要保护，所以他们不会遭受到来自公众的压力”。

    绿色建筑委员会于1993年正式启动，汇集了一个由建筑者、供应商、建筑师、工程

    师、金融家、电力设施部门、保险公司和环境组织兼收并蓄的团体，这样就可以全

    面考虑如何改善建筑物的环境性能。

    在1998年，也就是绿色建筑委员会成立五年之后，一小部分行业内标新立异的

    人发起了一项新的规则制定倡议，这将成为理事会最有力的创新。领先能源与环境

    设计(LEED)的创立是为了解决建筑行业改革的支持者面临的一个棘手问题。正如

    我们前面所看到的那样，购买建筑物的人以及管理和居住的人无法可靠地评估建筑

    物对环境的影响。LEED将为业主和住户提供关于他们用钱获得的建筑物的明确信

    息，类似于麦片箱上的营养信息。[36]

    获得LEED认证的建筑物将显著减少水和能源的

    使用。他们将回收使用那些被拆除的废物，将回收材料纳入家具，并使用本地野生

    植物美化景观。LEED认证的建筑物可以为建筑物的居住者提供更加健康的空气，使

    用的材料很少或没有“脱气”——制造过程中使用的有毒化学物品的挥发物(有点

    像“新地毯的气味”)。利用透明的评分系统，LEED将根据绿色度对建筑物进行排

    序，为开发商和买家提供超出法律要求的最低标准的一种激励。他们吸纳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的罗布·沃森(Rob Watson)来领导这项工作，并借鉴了诸如工程公司

    CTG能量的总裁马尔科姆·刘易斯(Malcolm Lewis)等人的专业知识，他长期从事

    环境设计，并成为LEED下科学咨询委员会的主席。

    战略构想有了回应。2000年3月30日，世界上第一批两座LEED建筑获得认证。

    这些先行者为一个愿意支付高额绿色费用的专业客户提供服务：马里兰州安纳波利

    斯的切萨皮克湾基金会(Chesapeake Bay Foundation)总部和一座位于斯里兰卡

    丹布勒的时尚五星级度假酒店卡纳拉马酒店。下一批客户包括其使命旨在强调公共

    服务和可持续发展的组织，如自然历史博物馆、环保组织、大学和政府机构。从那

    里开始，这个想法像野火一样蔓延。在严重的经济衰退中，美国绿色建筑市场在

    2008年至2010年期间反而增长了50%，达到550亿美元以上。在此期间，绿色建筑

    占所有新建非住宅建筑的三分之一。到2011年，数十个国家已在LEED注册的项目超

    过30000个，其中包括超过16亿平方英尺的商业建筑空间。建筑行业估计：2013年

    绿色建筑市场的价值约为1000亿美元，预计到2016年该市场进一步翻番。[37]

    超过

    20万人已完成培训课程且成为LEED认证专业人员，领域涉及建筑、室内设计和物业

    管理。虽然LEED不是灵丹妙药(例如，建筑维护和运营相对于前端设计而言收效甚

    微)，但它已经改变了建筑行业，提高了就像开发者达到所享有声望的银、金和铂

    LEED级别的环保标准。[38]

    正如私营部门制定的规则经常发生的那样，LEED已经渗透

    到政府领域。数十个美国州、城市和联邦机构制定了要求新政府大楼通过LEED认证

    或以其他方式满足其要求的规定。全球所有新建的美国大使馆构造现在都必须符合

    LEED标准。

    可能的艺术

    LEED只是通过社会规则变化改变人们与环境互动方式的无数例子中的一个。这

    些变化不仅来自私营部门的倡议，如LEED。普通市民一次又一次地证明，当我们走

    出与世隔绝的“生活方式改变”环境保护主义的世界，团结起来修改我们赖以生存

    的规则时，可能会取得重大进展。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市已经转变成一个自行车友好

    城市——实现了在提升健康、减少交通拥堵、净化城市空气以及削减全球碳排放方

    面的四赢局面(如果你再算上骑自行车也很好玩，那就是五赢)。从1991年到2010

    年之间，波特兰的专用自行车道从50英里增加到300英里，而自行车出行者增加了三

    倍。这是由自行车爱好者在20世纪70年代初的努力中催生的，是他们改变了俄勒冈

    州的法律规定，以使该州的一部分公路建设预算专用于自行车道。与此同时，得克萨斯州奥斯丁城也变绿了。选民们已经批准了一系列保护开放空间的措施，这有助

    于在世界上易干旱的地区节约水资源，同时提供保护野生动物和娱乐的机会。该城

    市和州的官员，也与山村保护组织(Hill Country Conservancy)和拯救巴顿溪

    协会(Save Barton Creek Association)合作，已经选定了奥斯丁三分之一的

    土地作为饮用水保护区。该城已经开辟了数千英亩的自然保护区，除了占地30000英

    亩的巴尔克斯峡谷保护区以外，其他坐落在城市周边的保护区由奥斯丁市和特拉维

    斯县共同管理。

    像这样的努力不会为时尚早，因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环境问题的规模真是太大

    了。我们太多的城市都拥堵不堪，太少的孩子可以获得清洁的空气和绿地，太多的

    危险化学品会进入我们的家庭和消费品领域。全美每三种淡水鱼中就有超过一种会

    面临灭绝的威胁。[39]

    全球范围内，估计每年有50万人死于颗粒性空气污染，而这一

    数字超过在所有战争中死亡人数的总和。[40]

    从1990年至2010年，全球聚热碳排放量

    增加了45%。[41]

    全球整整75%的珊瑚礁因污染、过度捕捞、海洋酸化、热应力和沿

    海开发而被列为受威胁。[42]

    全球估计有25亿人无法获得这种基本卫生设施服务如坑

    式厕所，而是使用马桶或污水明沟。[43]

    我们还有很多额外的统计资料可以查阅，以了解风险的严峻程度。但在这里我

    必须忏悔。就我的本性而言，我只能忍受这么多的坏消息，然后思索反问：那么我

    们可以做些什么？我认识一些能够舒适地谈论数小时这个世界如何注定的人。但

    是，在我失去耐心之前，我只能采取这么多措施，并且需要知道什么以及为什么运

    作良好。这不是做一个乐观主义者或悲观主义者的问题，而是辩论玻璃杯是半空还

    是半满的问题。这就是我不能去喝空的部分。我需要作出选择，我怀疑其他许多人

    也有同样的想法。环境演讲者通常会借用一系列令人心寒的生态灾难来使观众眩

    晕，但却没有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通常这些演讲者都是杰出的科学家，他们

    经过数十年的艰苦研究，编制了一长串环境问题的研究报告，并能够巧妙地将各个

    点连接起来以传达问题的规模。这些问题确实非常严重，这作为一种修辞策略，强

    调悬而未决的灾难确实可以引起我们的注意，但它不足以激励我们采取行动。[44]

    实

    际上，它可能会产生相反的效果，因为绝望感带来心理上的分离，使人们远离政治

    和公民参与。人们需要知道实际可以做些什么来解决这些问题。幸运的是，社会科

    学家可以介入并提供一些有用的见解。那么，关于真正改变的可能性这项研究告诉

    了我们什么？障碍和突破

    如果LEED认证是一个好主意，为什么在大卫·戈特弗里德这样的改革派到场之

    前，这种情况迟迟未出现？如果城市能够在节省电费的同时减少碳排放，为什么更

    多的城市还没有这样做？请注意，不难看出为什么某些想法从未出现。那些忽视经

    济考虑的技术设计，需要对人类行为进行英雄假设的政治建议，这些短视计划的失

    败很容易被理解。但是在创造利润的同时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想法呢？那些技术上

    可行并且得到公众广泛支持的建议呢？你不得不感到奇怪，在这个充满创造力的自

    由社会怎么可能无法利用这些机会。

    事实证明，有几种类型的障碍妨碍我们生活在所有可行的世界中。这是个好消

    息，因为这些障碍虽然是真实的，但并不是不可逾越的。

    共享信息

    为什么我们不能生活在最好的、所有可行世界中的一个原因是决策者——无论

    是公司、消费者、市长、家长还是总统，他们往往缺乏做出最佳决策所需的信息。

    当我说“最佳决策”时，我并不是指最有可能帮助整个社会的选择;我的意思是最能

    促进决策者自身利益的选择。

    人们不知道如何最好地满足他们自己的需求的想法可能看起来很奇怪，甚至有

    点施恩于人的感觉。[45]

    但是想一下购买一本书的过程。假设你为了在假期中放松一

    下而决定购买一部不错的小说。如果你走进一家书店(或者在线浏览，适用同样的

    逻辑)，你会立即面临困境。这个货架上的书可能比该店其他的书带给你更充分的

    满足感。这一本书可以提供更多的笑声、更多的娱乐、更多的怀疑，并且会以比其

    他任何书籍更引人注目的方式讲述你的个人兴趣。但愿你能找到它，那么为什么你

    没有找到最适合你需求的书呢？考虑这将需要什么。花好几个小时研究，在互联网

    上浏览书评和客户评论。书店员工团队在完成详细采访后负责协助你了解你的兴

    趣。或者，也许你可能会从商店中的几十本书中读取样本段落，以便亲自了解哪些

    段落最适合你的情绪和情感。

    毋庸置疑，收集这些信息会带来太多的负担。这是关键：信息增加了成本。投

    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很可能找到一本比其他书更好的书，但这样做的成本削弱了一

    开始读一本书的益处。在寻找最好的小说时，你可以阅读几部了不起的小说。因此，你不必在整个书店中搜索最好的书。你寻找一本好书。或许甚至是一本很好的

    书。也许你依赖于一个在线网站上的“建议阅读”，该网站使用一种非常简单(和

    低成本)的软件算法来描述你的口味。但是你不会找到最好的选择。

    事实证明，被称为信息生态经济学的整个研究领域，致力于研究这种现象。在

    这个领域的先驱之一是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他是一位灵活地跨越政治

    科学、心理学、经济学和人工智能界限的聪慧熟练的思想家。从20世纪40年代开

    始，西蒙写了大量有关我们信息处理能力有限的书籍和文章，这些研究使他在1978

    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由于计算速度和效率的限制”，他写道，“智能系统

    (特别是人脑)必须使用近似方法。最优性超出了他们的能力;他们的理性是有限

    的”。因此，“人们满足于寻找足够好的解决方案，而不是毫无希望地寻找最好

    的”。[46]

    “满足”比我们在度假时读到的书更适用;它也适用于公司做出的选择。赫伯特·

    西蒙表示，与大众智慧相反，企业实际上并不是利润最大化者。这可能听起来像是

    一个激进的主张，但经过一番反思，我们可以看出为什么会这样。雇用员工时，公

    司会面临与你在搜索书籍时所做的相同的权衡。一家公司可以与候选人的前主管和

    同事进行数个小时的访问。他们总是可以将搜索到的更全面的信息汇集到一起。但

    成本高昂，所以他们聘请那些他们希望成为一名优秀的平面设计师、管理员或销售

    代表的应聘者，而不会寻找最好的。在这里，信息经济学与环境问题有关，因为同

    样的逻辑适用于决定在新建筑中放置什么样窗户的公司。可能会有节能的窗户降低

    公司的采暖费用，同时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但公司根本不知道他们。

    信息经济学的影响更大，因为同样的困境决定了公司决定投资的地方。在为社

    会做好事的同时，可能会有赚钱的机会，但企业、购物者、房主、城市和国家并不

    追求这些选择，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些选择。信息太难找到。因此，我们不能生

    活在最好的所有可行的世界中。我们的公司和政府机构还没有尝试过所有甚至大部

    分可行的想法。

    信息成本高是LEED和绿色建筑委员会旨在解决的问题。根据大卫·戈特弗里德的

    说法，建筑行业的绿色产品标准并不存在，因为信息并不存在。“我们对建筑产品

    和系统的环境性能的关注是全新的，”他解释说，“我们开始向制造商询问有关其

    产品的更多信息，例如气室测试中显示的随时间变化的除气特性……在许多情况下，公司无法获得信息本身，获得信息的成本可能高达数十万美元。”[47]

    通过研究并创

    建透明的评级系统，绿色建筑委员会提供了缺失的信息，使建筑商和制造商变得更

    加环保，消费者可以通过购买决定来注意和奖励对地球友好的商业行为。

    降低合作壁垒

    即使每个公司、机构和个人都可以获得他们所需要的所有信息，即使所有这些

    行为者都以理性和有效的方式追求他们的利益，我们仍然会生活在一个不那么接近

    可行世界的社会里。这是因为人们和团体通常不会相互合作，即使这样做是为了他

    们的最大利益。在很多情况下，如果参与者能够找到合作的方式，那么参与者都将

    变得更好。比如结成联盟、交换资源、交易想法，但他们依然不会一起合作。他们

    实际上可能确切知道需要哪种形式的合作，并充分认识到这些好处，但他们仍然不

    这样做。

    什么可以解释这种奇怪的行为？起初，它看起来非常不起眼，但经过仔细审

    视，它非常有意义。社会科学家将集体行动问题称为共同利益的不合作。这个难题

    由马里兰大学的经济学家曼瑟·奥尔森(Mancur Olson)于1965年在他的著作《集

    体行动的逻辑》(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中首次披露。根据他在哈

    佛大学的博士研究成果，这本小书颠覆了传统的社会科学。在学术界，作者经常互

    相引用彼此的作品(正如我在本书中的注释中所做的那样)，以便在更大的社群发

    现基础上收集那些事实和见解，就像许多携带枝条的蚂蚁一样搬回土丘。如果一本

    书或文章被几本出版物所引用(可以使用谷歌学术搜索进行跟踪)，就表明了这本

    书或文章具有一定影响;对于大多数研究人员来说，几百次引用会让人深感欣慰，因

    为看到其他人已经发现了他们劳动成果的价值。而曼瑟·奥尔森的著作被超过20000

    本后续出版物所引用。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奥尔森认为，合作(或“集体行动”)不会以我们想象的

    方式发生。“即使在一个小组中对于共同利益和实现它的方法达成一致同意”，他

    写道，“理性的、自利的个人也不会为实现共同利益或集体利益而采取行动。”除

    非有某种类型的利益特别鼓励他们这样做。[48]

    这是因为合作是昂贵的。组织和参加

    所有这些会议，协调计划表，并电话反馈这些信息，这通通需要花费时间。许多组

    织要求成员志愿或支付会费来帮助推进他们的共同议程。鉴于所需代价，当人们考

    虑是否加入事业时，他们面临着两难的境地。即使他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合作的好处，他们认为他们可以在一件事上做得更好：在不对团队做出贡献的情况下，却可

    以收获团队努力的回报。

    在这一点上，你可能会反对说，奥尔森描绘了一个非常愤世嫉俗的人类丑态画

    像。但是任何试图组织一群志愿者、协调一个学生小组，或举办一个社区活动的人

    都会对这种现象很熟悉。这不是说我们中的一些人具有公共精神，而另一些人则是

    自私的。事实或许确实如此，但这是另一回事。让人们为共同受益于大群体的事物

    做出贡献，这本身就很困难。

    这个发现有两个重要的原因。首先，它与我们在高中社会研究课程中教授的内

    容相矛盾。我们被告知，在民主社会中，有共同利益或不满的人会组成一个团体并

    动员起来推进他们的目标。他们做出共同的事业并向民选官员提出要求。这对吗？

    奥尔森说，并非如此。鼓励搭便车会导致人们逃避合作，从而产生共同的利益。但

    为什么奥尔森对团队行为的洞察力如此重要，还有另一个原因。他向我们提出了一

    个有趣的问题：鉴于固有的困难，为什么合作会发生？毕竟，我们被各种形态和规

    模的组织和协作所包围。这些人有什么问题？他们没有读过奥尔森的书吗？

    奥尔森认为，每个组织(无论是公司、河流保护组织还是军队)都必须找到解

    决搭便车问题的方法，比如通过提供一些额外的福利，这些福利完全由帮助该群体

    的人所享有。在一家公司内部，这很简单：员工为集体商品做出贡献，比如公司的

    盈利能力和股东价值。当一名工人停止从事他应尽的职务时，比如选择在滑雪场上

    而不是为完成交易花一周时间，那么他的饭碗就会很可能不保。他以工资形式获得

    团体福利，这取决于他对团队努力所作出的贡献。

    对于一家私营公司来说，这比较好解决，但如何克服志愿者组织中的搭便车问

    题？许多专业协会通过向其成员提供可从非参与者中扣除的额外利益来解决此问

    题，例如培训研讨会，获取研究和数据以及邀请重要的交流活动。学校家长教师协

    会(The school Parent Teacher Association，PTA)也处于类似的地位：它

    提供了集体商品(例如筹款人的收益)，无论他们是否参与捐赠，都有利于学校的

    所有家庭。但是，如果PTA的组织者将他们的会议与晚餐聚会或其他社交活动结合起

    来，这种策略将为参与者提供好处，并且只为参与者提供食物、友情和娱乐的形

    式。组织者必须找到具有创造性的方式来促进交易。[49]

    集体行动问题是我们不能生活在所有可行世界中最好的那个的另一个原因。他们驳斥了这个问题的逻辑，如果我的想法是如此伟大，是不是已经有人尝试过了？

    仅仅因为短期的合作成本，相关的参与者可能没有把一个好主意付诸实践。我们很

    容易得出结论，那些没有一些额外激励就不会为这种努力作出贡献的人，一定不能

    察觉到团队活动的好处。如果你必须提供食物才能让父母出席PTA会议，那他们是否

    真的关心这个问题？不可避免的是，有些人会更关心地谈论蛋糕而不是拯救学校的

    音乐节目。但请记住，即使是那些深切关注较大结果并理解它将采取集体努力的

    人，搭便车行为也会引诱他们。会员专享福利只是提供了将人们从场外汇聚到一起

    从而努力实现自己无法完成的事情所需的一个小推力。

    我们可以从化学和活化能的概念中进行类比(见图3.1)。如果你想释放化学反

    应的能量，通常你必须首先在前端施加少量的能量以使反应持续进行。从这个角度

    来看，如果我的想法如此伟大……问题有点像手里持有点燃的火柴且站在一个二十加

    仑的汽油桶上，问道：“如果它是如此易爆的话，它不是早已爆炸了？”

    图3.1活化能

    探察垃圾桶

    然而，我们不能生活在所有最佳的可行世界中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们赖以使世界变得更美好的组织往往不适合完成这项任务。这倒是个好消息。这并不是说一个

    超级有效的组织已经尝试过但并未能解决对我们来说最紧迫的问题。如果你想有所

    作为，这里有很多实质性的和完全可行的改进措施可以实施。

    是什么可能导致如企业、政府机构、学校、环保组织等以不利于他们利益的方

    式行事？这引发了一个更大的问题，即组织为什么要做他们所做的事情？我们可以

    预期，组织绩效会受到外部压力的影响，他们的生存还是毁灭是由适者生存这残酷

    而有效的逻辑决定的。这也意味着那些期待长期存活的人必须做正确的事情。有限

    程度而言，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中的公司，非营利性组织争夺稀缺的捐款，或寻

    求选民忠诚的政党都是如此。但是还有其他的动力可以塑造组织所做及为何做。

    1972年，迈克尔·科恩(Michael Cohen)、詹姆斯·马奇(James March)和约翰·

    奥尔森(Johan Olsen)共同撰写了一篇题为《组织选择的垃圾箱模型》(A

    Garbage Can Model of Organizational Choice)的有影响力的研究文章，该

    文章发表在《管理科学季刊》(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上。[50]

    这些作者认为，组织通常不会通过对替代战略成本和收益的评估而有效地追求目

    标，从而作出合理的决策。这个问题超越了前面讨论的访问信息的挑战。它首先与

    抑制组群形成的搭便车问题截然不同。科恩和他的同事们认为，即使组织形成且完

    全运作，包括预算、工作人员和战略计划，他们往往不会选择适当的手段来实现他

    们的集体目标。

    这些研究人员观察到，组织内部的决策通常涉及如此多的竞争优先事项，以至

    于它看起来不像理性追求明确定义的目标，更像是充满了无关项目的垃圾桶。随着

    成员们多年来的进步，他们将他们的指导性哲学、程序优先事项和工作惯例倾倒进

    垃圾桶中，并且在创作者离开之后很久，这些成员仍然继续施加影响。制定政策和

    程序是为了解决当前紧迫的问题。购买特定类型的设备，聘请具有相关技能的员

    工，并因特殊原因在特定地点开设办事处。但随着时间的流逝，组织服务的目标人

    群也会发生变化，就像它必须与之竞争的组织领域一样。然后他们再次改变，不久

    后又再一次。这些不断变化的需求以及他们所启发的组织反应，构成了影响组织如

    何运作的规则、例程和行政结构层。它们会影响它所能看到和忽略的信息类型以及

    它拥有的技能。任何已经存在了几年以上的组织，无论是杜邦公司(DuPont)、塞

    拉俱乐部(Sierra Club)还是美国农业部，它们更像是一块挖掘出来的化石，而

    不像是一块干净的石板。因此，组织不会设计出解决方案来处理问题。相反，他们拥有从过去的承诺中

    积累的解决方案和组织能力，并且使用他们现有的解决方案解决那些不断冒出的新

    问题。组织目标往往是不明确或相互矛盾的。试想一下政府官僚机构，这些官僚机

    构因“繁文缛节(redtape)”而陷入困境，即他们必须遵循繁琐的规则才能完成

    任何事情。在许多政府机构中，你无法在不违反规则和程序的前提下为车辆订购替

    换零件。然而，所有这些“繁文缛节”都是为了解决一个具体问题而形成的：20世

    纪初的美国政府因猖獗的腐败和政治庇护而臭名昭著，当时的城市巨头们把公共资

    源集中到政治上，让政治权利主义看起来干干净净。像泰迪·罗斯福(Teddy

    Roosevelt)这样的进步时代改革者制定了新的规则，通过加强监督和规范决策的

    制定来消除腐败。通过赋予机构工作人员更少的决定权，改革者减少了出于政治动

    机决定的机会。不幸的是，最终的结果是，美国政府机构在促进透明度和公平方面

    工作得相当不错，但可能在应对新的问题和新的机会来履行其使命时而变得非常不

    灵活。

    近几十年来，新的改革运动在修改官僚机构行为规则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确

    保他们能够更加灵活地回应公共需求。这一称为“新公共管理(New Public

    Management)”的运动，是由戴维·奥斯本(David Osborne)和特德·盖布勒(Ted

    Gaebler)发表的一本名为《改革政府》(Reinventing Government)的标志性

    著作所催化的，该书记录了从城市公园董事到军事基地指挥官等改革者采用的新战

    略。这些创新者已经改变了内部运营规则，培养了客户服务文化，为员工提供了创

    新和降低成本的激励机制，引入了更灵活的预算系统，使机构能够更好地应对新出

    现的挑战。[51]

    那么这对我们这些想要对世界产生积极影响的人意味着什么呢？改变你关心的

    结果的最大障碍可能在于负责领导这一诉求的组织。有时候，变更需要修改现有组

    织的业务方式。但考虑到组织历史的重要性，根据马奇和奥尔森的观点，希望改变

    组织行为的改革者“往往是机构的园丁，而不是机构工程师”，他们以过去的承诺

    以及选择性地除草和播种的方式推动改变。[52]

    在许多情况下，这样做更有意义，即

    创建一个全新的组织或将责任从一个组织转移到下一个组织。一个在20世纪初期以

    卓越的远见而创建的石油钻探公司，其专业知识和管理结构可能不太适合去开发太

    阳能等新商机。一个旨在汇集小型的、有影响力的政策制定者和科学家群体的环境

    组织，可能无法帮助学生和普通公民带来社区变革。好的想法并没有被全部尝试

    过，因为我们为增进我们的共同利益而创建的组织倾向于忽略可行变化的所有类型。

    对抗权力

    雷茵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是过去一百年来最具原创性和影响

    力的思想家之一。他是一位于1892年出生在密苏里州赖特城的神学家和政治哲学

    家，尼布尔是同时拥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罕见的知识分子，尽管他的许多追随

    者今天都不知道他们的共同系谱。对于保守派而言，尼布尔被认为是对外交政策

    持“现实主义”方法的创始人，该方法以表面价值接受所有国家力求最大化权力的

    观点，而不是基于尼布尔所谓的“浪漫地高估人的美德和道德能力”。[53]

    政治进步

    人士认为尼布尔是非暴力抵抗(nonviolent civil disobedience)的构建者之

    一。马丁·路德·金经常将尼布尔列为对他有最重要影响的人物之一。

    尼布尔最重要的见解是，社会进步不仅需要教育和道德情感的诉求。在世界上

    做好事需要放弃权力。他的见解与我们的讨论有关，因为我们想要的世界和我们所

    关注的世界之间的另一个障碍涉及权力，特别是对相对较少数量的与现状有关的行

    动者的不成比例的影响。对于技术上和经济上可行的社会和环境问题有很多解决方

    案，但被这些小团体所阻止。促进社会进步往往要求公民行使其民主权利，并面

    对、补选、智胜或以其他方式减轻阻碍者的影响力。

    关于权力阻碍变革，学术研究能够教给我们什么？像所有的社会组织一样，学

    术学科的组织结构可以使某些类型的答案优于其他类型。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自

    律”自己。那些共有的证据标准、基础文本和共同培训使研究团体能够蓬勃发展并

    创造共同的知识体系。但在决定哪些问题最相关并批准这一研究方法时，惩戒过程

    也会造成盲点。经济学领域激发了前面部分所讨论的诸多贡献，但它本身有一些盲

    点。很少有经济学家把注意力放在诸如权力、社会动员和强者对弱者的剥削之上。

    这门学科倾向于将公共解决问题描述为衡量替代行为的成本和收益的管理工作。然

    而对当今环境问题的根本原因并没有作出认真的分析却反而忽略了权力问题，这就

    是尼布尔的见解所提供的指导之处。

    在1932年出版的《道德的个人和不道德的社会》(Moral Man and Immoral

    Society)一书中，尼布尔认为，人群对个体的行为比对个体行为的道德考虑少。

    尼布尔写道：“在每个人群中，均缺乏足够的理由去指导和检查冲动，均缺乏自我

    超越以及理解他人需要的能力，因此比组成群体的个人在其个人关系中揭露出更无约束的利己主义。“基于这种逻辑，尼布尔斥责教育者和福音传教士”他们想象个

    人的利己主义正在逐渐受到合理性的发展或宗教启发式善意的发展的检查，除了继

    续这个过程对于建立社会和谐是必要的……他们不承认，集体权力无论是以帝国主义

    还是阶级统治的形式利用弱点，只有在权力反对它的情况下，它才能被驱逐。”[54]

    尼布尔的批评质疑了关于环境教育、增强意识和其他形式的足以推动社会摆脱

    当前环境破坏的信息共享的假设。(的确，尼布尔的分析提出了一些关于文科教育

    的目的这令人不安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基础是批判性探究，对话以及接触思想世界

    的前提促进了民主习惯和社会进步。)教育当然是社会变革运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组成部分。我们已经看到了产生新知识和共享信息的价值。事实上，强大群体的偏

    好和行为并不像尼布尔描绘的那样固定;他们会受到关于追求自我利益目标的新方式

    的信息的影响。关键是教育和信息共享战略很少。尼布尔认为，想象“多一点时

    间，多一点适当的道德和社会教育学以及更高的人类智慧发展，我们的社会问题将

    会接近其解决方案”，尼布尔承认民主对话和相互适应可以解决一些问题。“但

    是，像黑人这样的一个被剥夺权利的团体是否会以这种方式赢得社会的正义？甚至

    连其最低要求对占主导地位的白人来说也似乎显得过高，其中只有极少数人会从客

    观正义的角度看待种族间问题。或者，如果业主拥有如此之大的权力，以至于无论

    他们的论据有多不可信，都能赢得和工人的辩论，那么产业工人将如何迈步

    呢？”[55]

    写作此书时很少有知识分子关心可持续性，尼布尔本身并没有提到环境问题。

    但他对权力的理解直接关系到环境危机的原因和变革的潜力。当一所小学决定兴建

    一个有机花园时，这提供了一种将儿童与环境联系起来的有意义的方式，并帮助建

    立一个长期的选区。但它本身并没有为我们今天面临的环境问题提供认真的解决方

    案，这些环境问题的范围和规模都需要修改我们生活的规则。(在学校食堂推广营

    养型无农药农产品的新标准将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改变规则反过来需要对抗权

    力。

    什么是政治上可行的？

    去谈论一个更可持续的世界是完全可行的，如果我们能够克服政治障碍，就会

    提出一个根本是否可行的问题。例如，如果有人认为，只要我们能够克服所有依赖

    化石燃料(其中将包括整个经济)的，那么碳中性经济将是非常可行的，这将会对“可行”这个词产生嘲弄。重申一下，我并不是说我们可以克服一切制约因素，在处理政治和权力时，与其他类型的障碍一样，这也是如此。但是，对抗阻碍进步

    的强大利益的成功往往比我们所设想的更容易实现。对于大卫·戈特弗里德和米凯·意

    大利诺来说，这是将绿色建筑标准推向一个新的规则制定组织的问题，在这个组织

    中，行业贸易组织的影响力较小。对于乡村医生琼·欧文博士来说，这是一个我们在

    第1章中介绍过的社区活动家的故事，权力的转移意味着选举一位同情她对农药和儿

    童健康问题关注的新市长。

    有种观点认为权力是无懈可击且永远不会改变的，该观点对于那些从现状中受

    益的人来说是明显的优势。有什么比无敌的外表更好阻止持不同政见者企图动员改

    变的武器？这种自我审查由圣弗朗西斯泽维尔大学的社会学家约翰·加文塔(John

    Gaventa)探索，他在阿巴拉契亚煤矿城开展了他的博士研究，并在他的著作《权

    力与无权》(Power and Powerlessness)中发表了研究结果。[56]

    加文塔探索构

    架于传统研究的“权力三面论”(three faces of power)。[57]

    当一个群体通过

    暴力或其他形式的胁迫直接影响他人时，可以看到权力的第一面。当一个群体控制

    游戏规则借此决定谁参与决策，哪些论点和利益被认为是合法的，以及如何制定和

    修改有约束力的规则时，权力的第二面就表现出来。(关于“超级规则”，我们将

    在第10章更深入地考虑权力的这个维度。)权力的第三面是何时一个群体塑造其他

    人的需求、欲望和志向。我们这些假定权力无懈可击的人受到了有效控制和操纵，因为我们对自己施加了限制，使当权者免除了应对协调挑战的责任。

    从长远来看，任何一个人或团体拥有的权力都是暂时的。因为深知这一点，所

    以强大的团体创造出规则来锁定自己的优势。由于本章前面讨论过的一些原因，没

    有人会费心去组织变革，因此权力障碍往往会持续存在。人们常常不知道有替代路

    径可用，并且缺乏关于谁控制决策过程的信息。搭便车的行为可能难以启动协调一

    致的回应，这就需要一些有进取心的人想出创造性的方法来激发参与。回想一下，并不是每个团体都面临同样的问题。营利性企业可以随时调集资源，维持在州或国

    家首都的游说。他们的数量往往超过公共利益集团的数量，不仅仅是他们可以在相

    关环境(如法庭，委员会听证会，国家首都)进行调查的机构数量多，而且他们有

    能力进行调查研究、资助公共关系活动，并依据他们的喜好支持政治候选人。2013

    年，在华盛顿特区游说的前20名挥霍者都是来自公司或行业协会。就在这一年，这

    20个团体花费了2.05亿美元以确保规则有利于他们的利益。[58]然而，当人们组织变革时，即使面对强大的反对，他们也会产生重大影响。我

    们将在第9章中看到，当一个规则制定过程被一小撮强大的行为者垄断时，这种安排

    通常是相当脆弱的，其特点是长期的稳定性会被一个关键行动者的被更换或者更大

    规模的发展所引发的剧烈变化而不时打断，例如选举、经济危机、自然灾害、行政

    改组或人民起义，这都将导致决策方式发生变化。

    创造价值

    前面的例子表明，我们被未开发的使世界变得更美好的机会所包围。这对于企

    业家来说很直观，他一直在寻找通过创造新的商品和服务来降低成本或提高质量为

    客户创造价值的机会。(如果我们生活在所有可行的世界中最好的一个，那么业务

    扩张的潜力确实很小!)但是，创造价值不仅仅是经济中发生的事情。你可以应用

    创业技能，不仅仅是为了创造利润，而是为了增加社会福利。[59]

    (我们将在第5章

    中看到为什么这两个目标不是一回事，而是因为市场固有地忽视许多社会需要的商

    品和服务，如清洁的空气和水。)那么创造价值究竟是什么？

    我们举个例子吧。你进入一个房间，发现两个男孩正在争夺一个橙子。每个人

    都声称他先看到了，于是两人正在进行一场激烈的拔河比赛。附近没有其他食物可

    以找到。你会如何解决这种情况？当我在教室中使用这个例子时，学生几乎总是提

    出可能想到的方案：将橙子切成两半，分别给一人一半。那么事实证明，男孩们想

    要橙子的目的不同。其中一个人饿了，想吃水果，而另一个人想要橙皮做蛋糕食

    谱。鉴于这些新的信息，我们可以看到解决冲突的更好方法。将果皮分配给一方，将果实分配给另一方，这比我们先前更草率的解决方案创造了更大的价值。为了更

    清楚地说明这个想法，我们假设每个男孩都愿意为橙子支付一美元。在“切半”的

    情景下，每个孩子获得50美分的价值，这等同于他愿意支付一半的价值，而这个社

    会中两个人的总价值合计为1美元。在“剥皮”的情景下，每个男孩均获得一美元的

    价值。(为了简单起见，我们假定我们年轻的争夺者对水果的其他部分没有兴

    趣。)现在这个小社会的总价值等于两美元。

    我首先是在哈佛法学院谈判和冲突解决专家罗杰·费希尔(Roger Fisher)、威廉·尤里(William Ury)的工作中遇到过这个例子。在他们的《谈判力》

    (Getting to Yes)一书中，费希尔和尤里在谈判过程中赞扬了价值创造的优点，认为这是确定双赢解决方案的战略。[60]

    但价值创造战略对我们思考世界和改变它的更好的可能方式有更为广泛的影响。我们从小就相信钱不会在树上生长，但在这里

    我们看到这不是真的。价值(我们经常用金钱衡量)可以被创造和销毁。考虑一位

    亲戚为你的生日置办礼物的情况，他花费75美元购买一盏昂贵的灯罩，几个月后你

    把它分离然后投入回收箱。与现金礼物相比，经济上刚刚损失了75美元的价值。[61]

    正如价值可以销毁一样，解决社会问题的创新方法可以创造价值，而这种方法从未

    有过。

    当我在2003年秋季接受哈维穆德学院的职位时，我对创造价值表示赞赏。在我

    到达校园一周后，我被要求对学院的新环境研究中心给予指导。当时我正在设计新

    的课程，同时兼顾了一些研究项目;承担重大行政责任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当一位

    资深同事要求一位终身教授做某件事时，这笔交易就不能被公平地描述为一项请

    求。“试着去做点什么，”一位有同情心的同事建议说，“哪怕在你的第一年为中

    心只做一件事情。”

    此后不久，在我的一门课程中应邀发言的当地环保组织主任问我是否可以帮他

    一个忙。他正在组织一次高层会议，但是没有场地举办这个活动。租用一个足够容

    纳预期观众的场地会使他的组织花费数千美元。但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简单的事

    情，只要在预订当晚打个电话就能确定一个免费的空的学院演讲厅。作为交换，我

    要求他在宣传资料中强调环境研究中心作为活动的共同赞助者，这提供了我在第一

    年展示的“一件事”。为我提供了巨大的好处，并且也为他的组织节省了开支。

    创造价值对我们思考政治和社会变革的方式具有重要意义。政治通常被描述为

    零和博弈，即其中一个群体的收益意味着另一个群体的损失。我们最显眼的政治事

    件加强了这种印象，特别是全国选举，这种选举的结构就是以牺牲另一方为代价，确保一方的胜利。在总统辩论期间，我们的目标不是提出有利于所有人的好想法而

    是为了“赢得”。候选人强烈捍卫自己的立场，并且绝不允许改变主意，因为这将

    被视为弱点。我们不会在电视辩论中看到一位政治家向他的对手伸出援手，并

    说：“我认为我已经想出了一种可以结合我们俩想法中最佳部分的方法!”

    这种政治画面反映的是具有悠久谱系的敌对派别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对于卡

    尔·马克思来说，人们的利益来自他们在经济中的地位——作为劳动者或资本的所有

    者，因此本质上是不相容的;在马克思主义模式中，政治的本质是从他人那里攫取资

    源，无论是通过征服、剥削还是革命行动。这种观点在前文所讨论的那些研究权力的人中很受欢迎，许多学术研究传统在我们和他们的语境中描述了今天的政治。可

    以肯定的是，零和相互作用构成了政治现实的重要组成部分;候选人A的胜利毕竟是

    对应候选人B的损失。因此煤炭企业今天反对碳税，同样的原因，奴隶主反对解放，他们有很大的损失。但零和政治斗争并不是全貌。我之前指出，学科创造了他们自

    己的盲点。经济领域低估了权力和冲突，值得赞扬的是价值创造的概念，这拓宽了

    我们所培养的人的视野，即将世界视为一场宏伟的势均力敌的竞争。政治也是创造

    价值的舞台。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政策分析专家尤金·巴达赫(Eugene Bardach)认为，在公共部门创造价值的机会很多。[62]

    一种策略是翻找(rummaging)，即发现现成

    资源的新用途。例如，汽车选民倡议允许人们在申请驾驶执照期间可在车管局登记

    投票。这项新规定最初于1975年由密歇根州州务卿理查德·奥斯汀(Richard

    Austin)使用，现在根据联邦法律的要求，在全美五十个州都适用。巴达赫讨论的

    另一个价值创造战略是互补(complementarity)，在这种战略中，不同的活动联

    合在一起以提高其影响力，例如利用公共工程建设来减少失业。

    即使在外交政策领域，即一个经常使用高风险国际象棋棋局的零和隐喻来描绘

    的竞技场，他的政策制定者也已经表明，智能的规则可以提高社会价值。费希尔和

    尤里指出了阿拉伯和以色列在1967年六日战争后对西奈半岛的命运进行谈判的例

    子。以色列军方获悉埃及准备展开攻击，于是发动了先发制人的空袭，摧毁了埃及

    空军并继续占领埃及境内的大片西奈山。在卡特政府调解的谈判中，双方都要求完

    全控制该片土地。但在某种程度上这让人想起了前面讨论过的关于橙子分割的案

    例，谈判人员发现，虽然埃及真的想让它的领土回归，但以色列更担心的是该半岛

    将被用于未来的军事打击。最终卡特促成了协议，即将这块土地退还给埃及人，条

    件是他们必须建立大型非军事区且不可驻扎军队。与表象相反的是，政治是一个充

    满了双赢解决方案可能性的领域。

    毁灭与可能性

    总而言之，我们今天所经历的现实并不是衡量现实情况的公平标准。好的想法

    并没有全部被试过，变化的可能性远远超出大多数人所能想象的。毕竟，如果今天

    我们发现我们的经济和社会的运作方向是错误的，那是因为过去发生了变化：建筑

    物的结构、通过的法律、签订的合同和条约、城市代码和付诸实践的设计标准。所以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不是变革是否可能。因为变化无处不在。问题是，谁在参与

    这个过程。

    我们的下一个任务是仔细研究我们所继承的这种体制格局，它的无数规则推动

    我们沿着一定的行动路线走，其中一些是明智的而其他是愚蠢的。为了理解谁统治

    地球，我们将首先考虑所有权利中最强有力的社会规则之一：财产权。

    [1] Michael F. Maniates (2001) Individualization： Plant a Tree， Buy a Bike， Save the

    World?， 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 1(3)：31-52. Quote p.33.

    [2] Chris Wilkins， Hudson Town Councilor，1991， quoted in the film A Chemical Reaction

    (2009)， directed by Brett Plymale.

    [3] 关于北美地区的禁毒历史主要来源于： Sarah B. Pralle (2006) Timing and Sequence in

    Agendasetting and Policy Chang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Lawn Care Pesticide Politics in Canada

    and the US，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13(7)：987-1005; and Plymale， op. cit.

    [4] 研究基于菲利普?格朗让(Philippe Grandjean)和菲利普?J.兰德里根(Philip J. Landrigan)2006

    年在“工业化学品的发育神经毒性”一文中对儿童、对农药和其他合成化学品易感性的概述，Lancet 368：

    2167-78。

    [5] See Aaron K. Todd， Changes in Urban Stream Water Pesticide Concentrations One Year after

    a Cosmetic Pesticides Ban，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and Reporting Branch， Ontario Ministry of

    the Environment， November 2010.关于市政对草坪养护实践的农药禁令，参见Donald C. Cole et al.(2011)

    Municipal Bylaw to Reduce CosmeticNonessential Pesticide Use on Household Lawns—A Policy

    Implementation Evaluation， Environmental Health 10(1)：1-17.

    [6] Mike Christie， Private Property Pesticide Bylaws in Canada： Population Statistics by

    Municipality， Ottawa， December 31，2010.

    [7] Marty Whitford， It's in da BAG， Landscape Management， September 16，2008.

    [8] 另外五个州(俄亥俄州、西弗吉尼亚州、犹他州、怀俄明州和南卡罗来纳州)都有优先购买法，但是采

    用的年份不从州立法记录列入图1.1。关于优先购买法的数据来自1993年6月22日在华盛顿特区联邦农业部国家农

    业部联邦农药管制优先购买协会;Pralle， op. cit.; Elena S. Rutrick (1993) Local Pesticide Regulation

    Since Wisconsin Public Intervenor v. Mortier， Boston College Environmental Affairs Law Review

    20(1)：65-97; the LexisNexis State Capital Database; and the websites of state agencies.

    [9] 关于美国各地草坪所使用的农药数量数据来自美国环境保护署的图表5.8， Pesticides Industry

    Sales and Usage 2006 and 2007—Market Estimates， Washington， DC，2011.该数字偏低报道了草坪的实际

    用量，因为它只包括家庭使用(省略公园和高速公路中间带等公共场所)，并排除所有家庭专业应用。美国环保

    局的数据也只报告使用的“活性成分”的磅数，不包括农药配方中的其他化学品(如溶剂和稳定剂)。

    [10] 在整本书中，我将互换地使用“社会规则”和“制度”两个术语，但有两个原因使我更偏向于前者。首先，当大多数人遇到“机构”这个词时，他们会想到像雪佛龙或环境保护局这样的组织。虽然组织创造和包含

    社会规则，但它们并不是一回事。其次，研究人员在学科中使用术语“机构”。对于经济学家来说，制度是纯粹

    而简单的社会规则。在政治科学中，“制度”标签通常适用于规则和组织。当社会学家使用这个术语时，他们指

    的是所有持久的社会结构，包括家庭、种姓、宗教和社会阶层。所以我选择了使用社会规则的词汇，而不是在各

    种社会科学的制度中使用各种方法。有关制度分析的研究传统概述，请参阅： Peter A. Hall and Rosemary

    C.R. Taylor (1996) 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Three New Institutionalisms， Political Studies

    44(5)：936-57.

    [11] 巴内特(Barnett)和芬尼莫尔(Finnemore)指出，规则制定机构的力量不仅在于遵守规则的制裁和

    奖励，还在于他们通过自己的行为和声明来界定正常、正确和适当的事情的能力。见：Michael Barnett and

    Martha Finnemore， Rules for the Worl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Global Politic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Ithaca， NY，2004.

    [12] 热带森林损失的速度来自2000年至2005年收集的数据，详见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第19页报告，Global Forest Land Use Change 1990-2005， FAO Forestry Paper 169， Rome，2012.

    [13] Elinor Ostrom et al.， The Drama of the Commons，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Washington，DC，2002.

    [14] Tanja A. Borzel (2000) Why There is No “Southern Problem”： On Environmental Leaders

    and Laggards in the European Union，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7(1)：141-62.

    [15] 研究产权对环境质量影响的范例包括： Daniel H. Cole， Pollution and Property： Comparing

    Ownership Institutions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2002;

    and Claudio Araujoa et al.(2009) Property Rights and Deforestation in the Brazilian Amazon，Ecological Economics 68(8-9)：2461-68.

    [16] Kate O'Neill，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Environmental Movements， pp.115-42 in Paul F.

    Steinberg and Stacy D. VanDeveer， Comparative Environmental Politics： Theory， Practice， and

    Prospects， MIT Press， Cambridge， MA，2012.

    [17] Melinda Herrold (2001) Which Truth? Cultural Politics and Vodka in Rural Russia，Geographical Review 91(1-2)：295-303.

    [18] 1991年，萨根(Sagan)参加了科学杂志上发表的一篇关于研究与行动之间关系的非凡辩论。萨根给编

    辑写了一封关于他的发现的信，一位知名科学记者曾公开嘲笑萨根和其他参与倡导的科学家。“假设你发现核战

    争的全球后果比人们普遍理解的要糟糕得多，而且全球的军事机构忽略了这些后果，”他写道，“你认为你有责

    任对此保持沉默，因为结果不是绝对确定的，还是因为尚未得到全面的实验验证？或者你认为你有义务让你的孩

    子和其他人的孩子说出来吗？在这种情况下保持安静似乎对我来说是离奇和受谴责的。”记者攻击的另一个目标

    是哈佛大学生物学家E.O.威尔逊，他比任何人都更多地宣传全球物种灭绝问题。“这是合理的，”威尔逊在与萨

    根一起出现的一封信中写道，“要问科学家在遇到严重的环境问题时期望做什么。在记者耳边窃窃私语？完全和

    纯粹地避免出版外部技术期刊，希望结果能被非科学家发现？”(Carl Sagan， Edward O. Wilson和Daniel E.

    Koshland， Jr.(1993)Speaking Out， Science 260(5116)：1861)

    [19] 关于苏格兰土地改革倡议的重要概述，请参阅John Bryden and Charles Geisler (2007)

    Communitybased Land Reform： Lessons from Scotland， Land Use Policy 24：24-34. Crossnat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rules governing coastal access are described in Peter Scott， ed.， CoastalAccess in Selected European Countries： Report Prepared for The Countryside Agency， Peter Scott

    Planning Services Ltd.， Edinburgh，2006.

    [20] Rachel Carson， The Sea Around U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1951.

    [21] Daniel Summerlin (1996) Improving Public Access to Coastal Beaches： The Effect of

    Statutory Management and the Public Trust Doctrine， William and Mary Environmental Law Policy

    Review 20：425-44; and Katherine Niven (1978) Beach Access： An Historical Overview， New York Sea

    Grant Law and Policy Journal 2：161-99.

    [22] 伊利诺斯中央铁路公司诉伊利诺伊州一案(Illinois Central Railroad Co. v. State of

    Illinois)。146 U.S.387(1892)。最高法院所援引的是新泽西州关于罗伯特?阿诺德诉贝纳贾?蒙迪一案

    (Robert Arnold v. Benajah Mundy)的裁判。Supreme Court of New Jersey.6 N.J.L.1(1821).

    [23] Pamela Pogue and Virginia Lee (1999) Providing Public Access to the Shore： The Role of

    Coastal Zone Management Programs， Coastal Management 27：219-37.

    [24] 有关沿海通道运动的例子，请参阅Marc R. Poirier (1996)Environmental Justice and the Beach

    Access Movements of the 1970s in Connecticut and New Jersey： Stories of Property and Civil

    Rights， Connecticut Law Review 28：719-812.

    [25] 冲浪者基金会(Surfrider Foundation)处于努力防止私人土地所有者非法封锁美国海岸线的最前

    沿。加州的马里布市是其中一分子。

    [26] 关于努力隔离海滩的个人记录，见Gilbert R.Mason with James Patterson Smith， Beaches，Blood， and Ballots： A Black Doctor's Civil Rights Struggle，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Jackson，2000.

    [27] Ronald B. Mitchell， Intentional Oil Pollution at Sea： Environmental Policy and Treaty

    Compliance， MIT Press， Cambridge， MA，1994.

    [28] 有关逐州清洁空气之战的概述，请参阅Scott H. Dewey， Don't Breathe the Air： Air Pollution

    and U.S. Environmental Politics，1945-1970， Texas AM University Press， College Station，2000.

    [29] James M. Acheson， Capturing the Commons： Devising Institutions to Manage the Maine

    Lobster Industry，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Lebanon， NH，2003.

    [30] Jonathan Roughgarden and Fraser Smith (1996) Why Fisheries Collapse and What to Do About

    It，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93(10)：5078-83.

    [31] Edward A. Parson， Protecting the Ozone Layer： Science and Strateg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2003.

    [32] James J. Corbett et al.(2007) Mortality from Ship Emissions： A Global Assessment，Environmental Science Technology 41(24)：8512-18.

    [33] 在法语原文中，拿破仑的助手引用了他的话：“我真正的荣耀不在于赢得了四十来场战役，滑铁卢战

    役抹掉了所谓的胜利，那真正不能被从记忆中擦去的、将永存于世的，是我的民法典。”(“Ma vraie gloiren'est pas d'avoir gagné quarante batailles; Waterloo effacera le souvenir de tant de victoires;

    ce que rien n'effacera， ce qui vivra éternellement， c'est mon Code Civil.”)

    [34] Christopher P. Hood (2006) From Polling Station to Political Station? Politics and the

    Shinkansen， Japan Forum 18(1)：45-63; Henrik Selin and Stacy D. VanDeveer(2006) Raising Global

    Standards： Hazardous Substances and EWaste Management in the European Union， Environment

    48(10)：7-18; and Martin E. Halstuk and Bill F.Chamberlin (2006) The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1966-2006： A Retrospective on the Rise of Privacy Protection Over the Public Interest in Knowing

    What the Government's Up To， Communication Law and Policy 11(4)：511-64.

    [35] David Gottfried， Greed to Green： The Transformation of an Industry and a Life，WorldBuild Publishing， Berkeley，2004. Quote p.5.

    [36] 有大量关于认证规则制定体系评估和宣传环境对商品服务影响的著作。比如，请参阅： Benjamin

    Cashore， Graeme Auld， and Deanna Newsom， Governing Through Markets： Forest Certification and

    the Emergence of Nonstate Authority， 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aven， CT，2004; Matthew

    Potoski and Aseem Prakash (2005) Green Clubs and Voluntary Governance： ISO 14001 and Firms'

    Regulatory Compliance，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9(2)：235-48; and Mrill Ingram and

    Helen Ingram， Creating Credible Edibles： The Organic Agriculture Movement and the Emergence of

    U.S.Federal Organic Standards， pp.121-48 in David S. Meyer， Valerie Jenness， and Helen Ingram

    (eds.)， Routing the Opposition： Social Movements， Public Policy， and Democracy，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Minneapolis，2005.

    [37] 关于LEED的拓展数据来自美国绿色建筑委员会。其他行业的估计来自麦格劳-希尔建筑信息公司

    (McGrawHill Construction)出版的2013年绿色展望(Green Outlook 2013)，总结参见网址：

    http：www.construction.comaboutuspressgreenbuildingoutlookstrongforbothnonresidentialandresidential.asp.

    [38] Daniel C. Matisoff， Douglas S. Noonan， and Anna M. Mazzolini (2014) Performance or

    Marketing Benefits? The Case of LEED Certification， Environmental Science Technology 48(3)：

    2001-07.

    [39] H.L. Jelks et al.(2008) Conservation Status of Imperiled North American Freshwater and

    Diadromous Fishes， Fisheries 33(8)：372-407.

    [40] Andreé Nel (2005) Air PollutionRelated Illness： Effects of Particles， Science 308：

    804-06. On the health impact of particulates in the United States， see also C. Arden Pope III，Majid Ezzati， and Douglas W. Dockery (2009) FineParticulate Air Pollution and Life Expectancy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360：376-86. War fatality data are from

    Ziad Obermeyer， Christopher J.L. Murray， and Emmanuela Gakidou (2008) Fifty Years of Violent War

    Deaths from Vietnam to Bosnia： Analysis of Data from the World Health Survey Programme，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336(7659)：1482-86.

    [41] Jos G.J. Oliver et al.， Longterm Trends in Global CO2 Emissions：2011 Report.PBL

    Netherlands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Agency， The Hague，2011.

    [42] Kathleen Reytar， Mark Spalding， and Allison Perry， Reefs at Risk Revisited，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Washington， DC，2011.[43]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and UNICEF， Progress on Drinking Water and Sanitation：2013

    Update， Geneva，2013.。

    [44] 基于恐惧的策略促进或阻碍环境行为的可能性在以下著作的第526页进行了讨论。请参阅： Paul C.

    Stern (2000) Psychology and the Science of HumanEnvironment Interactions， American Psychologist

    55(5)：523-30.

    [45] 关于对人类决策制定局限性研究的深入总结，请参见： Richard H. Thaler and Cass R. Sunstein，Nudge： Improving Decisions about Health， Wealth， and Happiness， 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aven， CT，2008.我和这些作者分道扬镳之处在于，他们坚信非约束性的指导方针本质上优先于诸如法律和政

    策在内的社会规则。从历史上看，人权、环境保护和其他领域的巨大进步从来没有出现过。美国的开国元勋并没

    有推动英国给予他们独立。公民权利时代也不是在礼貌中被推进的。现在我们的空气更清洁了，这并不是因为企

    业被要求考虑改变他们的生产流程，或者司机善意地考虑在汽车上使用催化转换器。事实上，学者借以公开反对

    约束性社会规则重要性的权利本身，就是通过约束性的社会规则，即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

    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宗教活动自由；剥夺言论或出版自由；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诉冤请愿的权

    利)所保障的。

    [46] Herbert A. Simon (1990) Invariants of Human Behavior，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41：1-

    19. Quotes are from page 17.

    [47] Gottfried 2004， op. cit.， p.69.

    [48] Mancur Olson，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Schocken Books， New York， revised edition，1971. Quotes are from page 2.

    [49] 这些会员独享的利益有很多种形式。在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南部，那些忍受来自坐在白人专用午餐台

    上的人的羞辱和暴力的年轻民权运动家，他们不仅仅为促成更大的事业作出贡献。毕竟，为什么不让那些同样冒

    生命危险的其他人分享公权进步的共同利益？公民权利抗议者的动机是强烈的心理满足感，这种强烈的心理满足

    感来自与他们一起训练、游行、唱歌、分享监狱牢房的小团体的团结感和共同义务感。关于社会运动团结研究的

    概述，请参见： Scott A. Hunt and Robert D. Benford， Collective Identity， Solidarity， and

    Commitment， pp.433-57 in David Snow， Sarah A. Soule， and Hanspeter Kriesi (eds.)， The

    Blackwell Companion to Social Movements， John Wiley Sons， Hoboken， NJ，2008.

    [50] Michael D. Cohen， James G. March， and Johan P. Olsen (1972) A Garbage Can Model of

    Organizational Choice，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7(1)：1-25.

    [51] Michael D. Cohen， James G. March， and Johan P. Olsen (1972) A Garbage Can Model of

    Organizational Choice，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7(1)：1-25.

    [52] James G. March and Johan P. Olsen， Elaborating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pp.3-20 in

    R.A.W. Rhodes， Sarah A. Binder， and Bert A. Rockma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2006. Quote p.15.

    [53] 一个关于外交政策的现实主义视角的当代例子，可参见： Charles Krauthammer， Democratic

    Realism： A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for a Unipolar World， The Irving Kristol Lecture，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Press， Washington， DC，2004. For an alternative view see Joseph Nye， Jr.，The Future of Power， Public Affairs， New York，2011.[54] Reinhold Niebuhr， Moral Man and Immoral Society： A Study of Ethics and Politics，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Louisville， KY，2002(orig.1932). Quotes pp. xxv xxvi.

    [55] Reinhold Niebuhr， Moral Man and Immoral Society： A Study of Ethics and Politics，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Louisville， KY，2002(orig.1932). Quotes pp. xxv xxvi.尼布尔

    (Niebuhr)详细讨论了区分不道德和道义上合理使用强制力的必要性。但尼布尔并未充分认识到，这种衡量强

    制行为伦理的过程正需要他所低估了的作为社会进步手段的道德推理和审议的类型。

    [56] John Gaventa， Power and Powerlessness： Quiescence and Rebellion in an Appalachian

    Valley，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Urbana，1980.

    [57] 关于权力的这些维度之间的区别最初由史蒂芬?卢克斯(Steven Lukes)在1974年于纽约麦克米伦出版

    的《权力：激进观点》(Power： A Radical View)一书中发展起来。另见： Peter Bachrach and Morton S.

    Baratz (1962) Two Faces of Power，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6(4)：947-52.

    [58] 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2013.

    [59] 近年来，社会企业家的概念在非营利部门得到了普及，并在商学院课程中找到了立足点。请参见： J.

    Gregory Dees， The Meaning of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unpublished manuscript，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 Stanford University， May 30，2001; and David Bornstein， How to Change the

    World： Social Entrepreneurs and the Power of New Idea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2004.

    [60] Roger Fisher and William Ury， Getting to Yes： Negotiating Agreement without Giving In，Houghton Mifflin， Boston，1981.

    [61] 1993年，经济学家乔?沃德弗格(Joel Waldfogel)发表了一篇关于计算节日期间馈赠礼物所造成经济

    损失的文章。他对学生进行了调查，要求他们计算两个有关他们礼物的数字：每个礼物对他们个人的价值多少

    (他们愿意在商店中支付多少)以及他们对实际购买价格的最佳猜测。在此基础上，沃德弗格估计节日礼物会导

    致美国每年损失40亿美元的价值。当然，这项研究并没有衡量人们对礼物选择和交换过程的内在价值。(这是重

    要的思想，对吧？)但沃德弗格研究是如何创造或摧毁社会价值的经典演示。见Anon.， Is Santa a

    Deadweight Loss?， The Economist， December 20，2001; and Joel Waldfogel (1993)The Deadweight Loss

    of Christma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3(5)：1328-36.

    [62] Eugene Bardach， A Practical Guide for Policy Analysis： The Eightfold Path to More

    Effective Problem Solving， Chatham House， New York，2000.

    第二部分谁拥有地球

    4 一段冒险之旅

    大自然的财产纯粹就壮观景象而言，几乎没有自然奇观能够超越横跨地球的鸟类季节性迁

    徙。每年冬季约有1000亿鸟类穿越整个地球寻找过冬的绿地，待气温变暖时又重返

    它们的繁殖地。像北极燕鸥这样的纪录保持者要飞行数千公里才能到达它们的目的

    地，但是，甚至连鸟类大家庭中不太擅长运动的成员们都会感到迫切的压力。每当

    冬季到来，加州山鹑成群结队蹒跚步行15公里至山谷中的安全地带，当春天来临时

    又稳步返回山坡上。在一个由人工制品和受控环境支配的星球上，鸟类让我们想到

    了古老的现象——在最早的人类在大地上漫步前，大自然便在周而复始。这如同它

    们的晨歌一样真实。如果你站在北极点，随身带着一个足以用来侦测的麦克风，你

    就会听到一股巨大的音乐浪潮每天都在缓慢地环绕地球，如同成千上万只被唤醒的

    鸟儿在合唱，它们的歌声沿着阳光的前缘，一直向西移动到地球的周边。

    当我们想到地球自然奇观的研究时，脑海中浮现的是自然科学的景象——实验

    大褂、试管、手套和胶鞋、鱼网和土壤样品。而当我们希望更多地了解我们的环境

    时，也会参考同样的专业知识。以观鸟指南为例，如果你在春天去美国的东南部，运气好的话能瞥见一种可爱的小蓝鸟，它名叫蓝莺，被称为“天蓝色的歌手”。如

    果查询彼得森指南之类值得信赖的观鸟指南，你就会学到某些东西。蓝莺有4.5英寸

    长，它长着又厚又尖利的喙，正好用来捕食它喜欢的昆虫。它在北美繁殖，在那

    里，它在树上高高地筑起杯状的巢孵蛋。但是还有其他跟蓝莺的生存同样重要的信

    息，而你在观鸟指南中找不到，那就是：谁拥有它?

    在1920年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判决中，这个问题令最高法院著名法官奥利弗·

    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感到苦恼。当时霍姆斯和他在高等法院

    的同事们正在考虑，美国政府是否有权管理候鸟的捕猎。19世纪晚期，北美的候鸟

    正在被女帽制造业消灭，珍禽的羽毛被用来装饰时髦的女士帽子。每年有几十万只

    鸟儿为此被杀，然后被装船运往纽约和伦敦等时尚中心，远至哥伦比亚的波哥大。

    在可能是第一次的全球公民环保运动中，北美和欧洲的环保人士游说阻止这种做

    法。作为回应，美国在1918年与英国(代表仍在英国控制之下的加拿大)签署了一项

    条约，以禁止狩猎或捕捉所有候鸟。

    然而，19世纪美国管理财产权的法律规定，各州(而非联邦政府)在州界范围内

    拥有野生动物。[1]

    当联邦政府官员试图执行该条约时，密苏里州不同意此做法，并

    对美国政府提起诉讼，称州的财产权同样适用于候鸟。霍姆斯不服气，他在多数意

    见中写道：“野生鸟类不为任何人占有，因为占有是所有权的开始。州权利的全部基础是鸟类出现在其管辖范围内，这些鸟类昨天还没到达，明天可能就出现在另一

    个州，而一个星期后，又会飞到一千公里之外。”[2]

    霍姆斯比他了解得更为正确，在北美近乎三分之二的“我们的”鸟类全年大部分时间都在中美洲、南美洲和加勒

    比海地区度过。最高法院的裁决是联邦政府在保护美国野生动物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的第一步。一个世纪后，这条规则将会拯救美国国徽上的秃鹰，它允许政府对破坏

    这种巨鸟鸟蛋的杀虫剂进行管理。然而，法院的决定并没有解决由谁控制鸟类赖以

    生存的土地和水这一问题，我们将很快考虑随之而来的后果。

    谁拥有这些鸟的问题是由我们管理人类行为的最强有力规则之一形成的：财产

    权。财产权即规定人和物关系的社会规则。因为这些“物”包括自然资源——鸟类

    和山谷、山脉和石油、淡水和耕地——毫不夸张地说，我们制定的财产规则决定了

    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财产权明确规定了由谁来做出有关自然环境的决定，以及我

    们可以从中提取什么，当我们使用这些资源时对地球和彼此有什么义务。

    财产权不是自然科学研究的重点，但在300多年的时间里，法律、政治和经济学

    者对其进行了 ......

http://www.100md.com/html/file/202002/213354.htm

您现在查看是摘要介绍页，详见PDF附件(5697KB，2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