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饥饿的女儿

    作者：(英)虹影

    出版社：四川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年3月第1版第2次印刷

    ISBN：978-7-5411-4166-9献给我的母亲唐淑辉

    (新版说明)

    十六年前第一次在台湾出版《饥饿的女儿》，扉页上写着献给我的

    母亲唐淑辉。

    2009年末，我出版了续篇《好儿女花》，写母亲和我自己内心那些

    长年堆积的黑暗和爱。扉页上写着给我的女儿。

    其实写给母亲的书，何尝不也是给我女儿的。

    幼年时我从未有过坐在母亲或父亲怀里或膝上的好光景，听他们讲

    一个长江里金竹寺神秘故事或大禹治水三过家门的神话——妻子每日在

    江边一块石头上等待他，天长日久化成一块呼归石。这自家门前的故

    事，是从街坊邻里道听途说而来。那时我不到五岁。

    现在我喜欢抱着女儿，让她坐在膝上，给她讲故乡的从前，我的从

    前，我母亲的从前，有的出现在《饥饿的女儿》里，有的出现在《好儿

    女花》里。女儿还不到五岁，听完会有不少问题，有时会说她也在那

    儿，会帮助大禹战胜龙王。她说她梦见了外婆，外婆摇着一艘船，带她

    在长江玩。

    重庆老家六号院子那一带马上要拆了，成为市建规划的一部分。曾

    回去办理相关手续，去拆迁办的路，全是乱石碎瓦和戴着安全帽的工

    人。我对三哥说，我想回家再看看。

    三哥说，没钥匙，进不了门，再说什么东西也没有，也没路可去。

    我看看手表，时间不够，只能作罢。

    心头却一直不松开。

    那些长江边半山腰的老院子，那些建在老院子边上的旧楼房，那些

    拐七拐八的陡峭的街巷，连着那些树草都不在了，说不定在我写这文章

    时可能就不存在了，从地图上消失殆尽。我的根再也寻不见了。

    奥德修斯离乡二十年，经历磨难后重返，没人能一下子把他认出

    来。我呢，如书中所言1980年离家出走，渡过长江，离开重庆，越走越

    远，最后到了英国。2000年返回中国，恰好也是二十年。我的经历没有

    奥德修斯那样奇险，少有辉煌耀眼的瞬间，多有失败和痛苦的岁月。这

    二十年，阅读人间，最后渡回长江，归于自己的故土，归于出生之地。

    我经常做一个梦，在老家的阁楼看到一个白色的身影，她是一个冤

    死的鬼，她飘出我的视线后，我要去追她。正在阁楼养鸽子的三哥却把

    我推下梯子。我呢，总会爬起来，再爬上梯子。他会再推我下去。我再

    往上爬。

    写作如同爬梯子，目的不是目标，而是为了看清自己从何而来，看

    见那些消失在记忆深处的人和景致，把他们的形象记录下来。三十五岁

    时写作《饥饿的女儿》这本书就是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四十五岁时写作

    《好儿女花》也经历了这样的过程。用文字重现我的故乡，纪念我不在

    人世的母亲、生父和养父，也包括那些去世的从前的邻居。

    谢谢阅读这本书的近三十个国家的读者。谢谢四川文艺出版社，2000年时出版了这本书的国内第一个版本，之后在国内经过了七八家出

    版社，去年遇到新任社长吴鸿先生，他问我这本书的版权情况，想出一

    个这本书的纪念经典版，并告诉我他读了我这本书的感想。我很感动，十六年过去，这本书回到了四川文艺出版社，也算新春伊始一件幸事。这是读来让人心生惊悸的书

    阿来

    这些日子，读了两本听说过很多年的书：《饥饿的女儿》与《好儿

    女花》。

    这是两本读来让人心生惊悸的书，本来我以为是小说，有很强自传

    性质的小说。但作者自己的说法——至少在《好儿女花》中，她不止一

    次明确指认《饥饿的女儿》是一部自传。那么，《好儿女花》也可以视

    为是自传了。前一本书的人物都在这本书里悉数登场，围绕着最主要角

    色的母亲的去世，与一场中国城市下层社会常见的葬仪，以沉痛的追思

    的方式延续了、丰满了母亲和与她一生密切相联的那些人物的故事。作

    者说，她是用这两本书写出内心深处的“黑暗与爱”。在我看来，前一本

    书更多是黑暗，和对黑暗的反抗。后一本书，则是爱，以及通过这种人

    类伟大的情感达成的宽恕。

    锋利的解剖，勇敢的坦陈，因为深挚的爱恋，因为无论对自己还是

    对世界还怀有美好的期待。

    作者写第二本书时，已经有了自己的女儿，所以她说，写这样的

    书，既是为了母亲，也是为了女儿。作者没有说出来的话，也许是希望

    自己不要再像书中的母亲，女儿也不会再是书中那个女儿。

    其实，所有这些，作者在这两本书前的寄语中都有充分的说明。而

    这两本书，母亲之外，另一个主人公正是那个既为女儿，如今已成为母

    亲的作者自己。女儿与母亲两个形象相互映照，才是这本书开启情感之

    门的锁钥之所在。

    而《你照亮了我的世界》这本短篇集，多数篇目中那些隐约或明晰

    的故事应是“发生”在写作前两本书之间的时间与空间，是不是也可以视

    为对这两本书的某种补充，补充了一些关于从反抗走向恕道过程中情感

    与精神嬗变的留白？同样可以为“照亮”我们的阅读提供一些帮助。

    此时，在一个清晨结束了漫长的阅读过后，我一边写下这些文字，一边强烈地感觉到这在我可能是一次错误。对于如此坦率真诚的写作，如此勇敢的写作还有什么可说的？

    我说自己可能犯错还有另一个理由。

    这三本书的作者是虹影，在我还是一个文学上藉藉无名的初学者

    时，她就已经很有名了。在已经变得相当遥远的20世纪80年代，我就常

    从半地下状态的四川诗人圈子里频繁听说她的名字。虽然，那时我只从

    民间刊物上读过她几首尖锐的诗，但她的确是很有名了。当她把叙事性

    的作品也写得很有名的时候，我还在似乎毫无前景的黑暗中摸索。而

    且，依然没有读过她的书。那时，虹影在媒体上常常是一个话题，或者

    某个事件，我总是对成为话题与事件的人物抱有某种警惕。

    如果不是几个月前和她见了迄今为止的唯一一面——这次见面的机

    缘还非关文学，是在一次推广牙健康概念的公益活动上。一起吃了主办

    方请的一顿午饭，除了互相认识，也没有深入交谈。晚上，再见面，是

    在一个地方喝德国啤酒，吃德式香肠。她和出版社社长商量三本书的重

    版事宜。我在旁边和别人聊天。记不得我是怎么加入他们谈话的。那

    时，酒已经有些上头了。酒会让身体和脑袋都变得轻飘起来，这种感觉

    会让人暂时摆脱了现实的压力与拘束。也许就是在那样一种情形下，我

    居然应承要为这三本书中文版的再版写这些文字。

    后来，一边后悔这个贸然至极的承诺，一面还是找了她的书来读。

    在这个过程中，真的为作者表现出如此的勇气感到震惊与佩服。当

    下，我们大多数的文学早已学会用一套娴熟的技术掩去现实的残酷，用

    中庸的温情遮掩着放弃了对人性弱点与黑暗的开掘，也正因为此，当我

    们试图从正面表达爱意时，也总是显得虚伪而孱弱。但虹影在涉笔与中

    国一部当代史密不可分的家族经历时，不回避，不躲藏，从家庭成员复

    杂的关系入手，坦率而直接地写出了时代，写出了一个城市被长期遮掩

    的一个残酷的角落。更为难得的是，作者意图并不止于暴露和控诉，而

    是专注于幽暗的同时也闪光的人性开掘，专注于曾经的青春所经历的中

    国式的残酷挣扎与成长，以及更多生命从坚韧充沛走向衰竭与消亡，专

    注于这些生命如何在这个过程动植物般生存却进行着人的自我救赎。

    救赎——不能通向哲学，但至少通过亲情、爱情，达至中国人朴素

    的宗教感。虽然宗教感中也充满宿命，但这就是人，出身于脏污现实中

    的人，挣扎求生，作孽而又向善，身行丑陋却心向美好。三天后的本周六，我要去一个图书馆讲讲非虚构文学。我将试图回

    答一个问题，非虚构文学为何开始越来越多被有思想的读者喜欢。我

    想，其间最重要的原因，也许是因为虚构的文学正在大面积地从现实撤

    退，尚未撤离者也正以中庸的温情和精致的美学遮掩了我们共同经历过

    的生活的残酷与艰难。

    那次答应写这篇序文的地方，是一个非常能代表今天城市光明繁荣

    那一面的场合，可以用来证明我们终于过上了中产生活。那样的场合适

    宜谈论风花雪月，适宜大家共同憧憬即将到来的更为丰裕的物质生活。

    但是，这三本书让我回到了我们这一代人程度不同地经历过的真实生

    活，共同置身其间的残酷现实——从肉体到精神。我们跟书中那些人物

    一样，有着黑暗的记忆，我们都需要情感与灵魂的救赎。如果我们没有

    勇气与能力自我实现，而且这个社会也没有人提供这种灵魂的指引，那

    么，我以为这三本书，尤其是《饥饿的女儿》与《好女儿花》，也是一

    种间接的启示。终于把内心的黑暗和爱大声说了出来

    费勇

    我特别注意虹影的小说，大约是在2000年，那时她因为小说《K

    ——英国情人》而陷入一场官司。那场官司好像和凌叔华有关，而我当

    时正在写一篇论文，讨论凌叔华的《绣枕》和严歌苓的《红罗裙》。我

    顺便读了《K——英国情人》，也读了她先前的《饥饿的女儿》，感觉

    十分震撼。《绣枕》和《红罗裙》引起我的注意，是因为相隔了差不多

    六十年，中国女性在欲望表达的方式上有一种潜在的轨迹耐人寻味，虽

    然凌叔华的女主人公是在军阀时代禁闭在幽暗的宅子里，严歌苓的女主

    人公在八十年代走到了时尚的美国，却都同样困在了某个狭窄的界域，只能依靠衣饰来曲折表达隐秘的欲望。

    虹影的《饥饿的女儿》让我想起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另一条传统，就

    是庐隐《海滨故人》到丁玲《沙菲女士的日记》的传统，这个传统就是

    女性以“自传”的方式率真地表达自己的欲望。然而，这个传统也无法说

    明虹影小说的意义。女性欲望在庐隐、丁玲那里，虽然率真，但还是被

    包装成了一种比较情调式的东西，转化成了某种流荡的情绪。而在虹影

    的笔下，再也没有扭捏、含蓄，而是直接、自然，是人性深渊里的一股

    瀑布，奔流不息。从庐隐《海滨故人》、凌叔华《绣枕》，到丁玲《沙

    菲女士的日记》，再到虹影《饥饿的女儿》，可以清晰地读到关于女性

    欲望叙述的中国谱系。

    当然，虹影小说的价值，不只是比丁玲们更直接而已，更在于她的

    视角不是停留在自己情绪的表达，而是涌动着身份迷失的焦虑。虹影小

    说里对于女性欲望的表达，读者几乎感觉不到任何情色的挑逗，在于虹

    影的欲望，不是一种简单的身心悸动，而是她作为一个现实中的私生

    女，一直萦绕不去的身份迷失的焦虑。有人指出“私生女”是虹影作品中

    一个重要的情结，虹影是这样回应的：

    我想这可以用来解释所有我的作品，因为这就是我到这个世界上来

    的使命，我被命运指定成为这么一个人，或者是成为这样一种类型的作

    家，或者是成为这样一个类型的女子。我走过的路，其实都是跟我母亲

    最后决定要把我生下来，我的成长背景连在一起，由此可以解释我所有

    的行为、言谈、包括写作，甚至我要找什么样的男人跟这个身份相关，我要走什么样的路，我要写什么样的书，包括女性主义的“上海三部

    曲”那样的书，也像《好儿女花》《饥饿的女儿》这样跟自身相关的

    书，都跟“私生女”这个身份相关。

    所以，虹影从早期写诗，到20世纪90年代定居英国后，陆续爆发出

    《饥饿的女儿》《好儿女花》等小说，一直到最近的《奥当女孩》等一

    系列“童书”，在我看来，显现的都是一个失去了现实身份的女性孜孜不

    倦地寻找自我的旅程，这个旅程从早期的诗的迷茫、到小说的狂暴、再

    到童话般的沉静。恰恰是一段精神觉醒的旅程。所以，在虹影小说里，欲望只是一个表面的东西，藏在深处的是她对于自我身份的焦虑。在中

    国文学史上，还找不出像《饥饿的女儿》《好儿女花》那样的如此深入

    如此痛楚地追寻女性自我的小说。

    我之所以用了“震撼”形容我当初读《饥饿的女儿》的感受，是因为

    虹影的小说不仅写了女性的自我追寻，还把角度聚焦在“母亲”身上。虹

    影说她写《好儿女花》是因为自己做了母亲，是写给女儿看的。虹影后

    来对记者谈道：

    “没有女儿之前，我的生活目的，如同博尔赫斯《失明》里谈到的

    一样：我总是感觉到自己的命运首先就是文学。他还说，将会有许多不

    好的事情和一些好的事情发生在身上。所有这一切都将变成文字，特别

    是那些坏事，因为幸福是不需要转变的，幸福就是其最终目的。一个把

    文学当作生命的作家，恐怕皆是如此。可是我有了女儿，一切都改变

    了。尘埃落地，菩萨低眉含笑。我首先是一个母亲，然后才是一个作

    家。一个母亲，她可以承受的东西是无限的，远远超过一个失败者，就

    像我的母亲生前一样。”

    虹影的小说指涉到母亲、自己、女儿，透过女性宿命的社会角色，虹影创造了汉语写作里母亲叙述的另一种范式。冰心的慈母形象，一直

    深入人心，成为一种文学套话。而一些男性作家笔下受难的母亲，则是

    另一种文学套话。张爱玲可能是汉语写作里第一个触及母女之间隐秘情

    感的作家，但写得十分隐晦。虹影则把张爱玲隐隐触及的议题写得淋漓

    尽致，惊世骇俗，彻底颠覆了关于母亲叙述的既定话语，呈现了一个人

    性深渊里的母亲。这个母亲形象，不论是流言蜚语里的坏女人，不论是

    有很多情人，不论是坚强地生下婚姻外的孩子，还是晚年的捡垃圾等细

    节，都震撼我们的心灵，是中国文学史上从未有过的一个母亲形象：受

    难，爱，以及尘世的残酷、情欲与道德的波澜，都在这个形象里清晰地

    折射。虹影把母亲的历史置于大时代里，既是个人的史诗，也是时代的史

    诗。1949年前后到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历史，在一对母女的个人历史里

    充分展开，再一次显现了文学的记忆力量。她把这个时代个人的饥饿感

    上升为时代的饥饿感，确实抓住了这个时代的核心精神。

    《饥饿的女儿》《好儿女花》之后，虹影开始了另一个童书系列，第一部是《奥当女孩》。这个系列表面看是写给孩子看的童话，但在我

    看来，都是成人作品，是虹影关于母亲故事的继续。《奥当女孩》的主

    角变成了一个男孩子，叫桑桑，地点还是在重庆。桑桑在一个废弃的兵

    营遇到了一个女孩子。关于水手的爱。故事充满灵异的气息，悲伤但是

    优美。当一切的苦难经过时间的洗礼，当一切的欲望经过时间的磨炼，倾诉、呼喊都变得没有什么意义，剩下的是平静，是对于不可知的敬

    畏。人世间的一切都曾经经历，一切都在消逝，唯一抱持的，是对于爱

    对于美的永不疲倦的期待。

    读完《奥当女孩》，我的感受是：虹影终于把她内心的黑暗和爱都

    说了出来。当然，永远不可能都说出来。永远在等待着某种光亮，划过

    我们幽暗的内心。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第一章

    1

    我从不主动与人提起生日，甚至对亲人，甚至对最好的朋友。先是

    有意忘记，后来就真的忘记了。十八岁之前，是没人记得我的生日，十

    八岁之后，是我不愿与人提起。不错，是十八岁那年。

    学校大门外是坑坑洼洼的路面，向一边倾斜。跨过马路，我感到背

    脊一阵发凉——一定又被人盯着了。

    不敢掉转脸，只是眼睛往两边扫：没有任何异常。我不敢停住脚

    步，到了卖冰糕的老太太跟前，我突然掉转头，正好一辆解放牌卡车疾

    驶而过，溅起路沿的泥水。两个买冰糕的少年跺脚，指着车乱骂，泥水

    溅在了他们的短裤和光腿上。老太太将冰糕箱往墙头拉，嘴里念

    叨：“开啥子鬼车，四公里火葬场都不要你这瘟丧!”

    一阵混乱之后，小街还是那条小街。

    我愣愣地站在杂乱的路上。是不是我今天跟人说话太多，弄得自己

    神经兮兮？从童年某个岁数起，我时不时觉得背脊发凉：我感到有一双

    眼睛盯着我，好几次都差一点看见了盯梢的人，但每次都是一晃而过。

    那个男人，头发乱蓬蓬的，从没一点花哨色彩闪入我的眼睛。他从

    不靠近我，想来是有意不让我看清。只是在放学或上学时间才可能出

    现，而且总在学校附近，也从不跟着我走，好像算准了我走什么路，总

    等在一个隐蔽地方。

    这一带的女孩，听到最多的是吓人的强奸案，我却一点没害怕那人

    要强奸我。

    我从未告诉母亲和父亲，不知如何说才好，说不清楚。很可能，他

    们会认为是我做了什么不规之事，臭骂我一顿。好多年我独自承担这个

    秘密，渐渐这件事失去了任何恐惧意味，甚至不再神秘。每次有目光盯

    着背脊——大约隔半月或十天，我总有背脊发凉的感觉。事情本身没什

    么可怕可恨，可能与生俱来，可能每个人都会遇到。人一辈子，恐怕总依然在干苦力的人。整个漫长的南岸地区，几乎没有任何排水和排污设

    巷，扭歪深延的院子，一走进去就暗乎乎见不着来路，这里挤着上百万

    毛毡和瓦楞石棉板搭的棚子，朽烂发黑，全都鬼鬼祟祟：稀奇古怪的小

    南岸的山坡上，满满地拥挤着简易木穿斗结构的小板房、草盖席油

    奔涌的江水包围的城市，景色变幻无常，却总那么凄凉莫测。

    临。尤其细雨如帘时，听江上轮船丧妇般长长的嘶叫，这座日夜被两条

    出几条光束。这时，江面江上，山上山下，灯火跳闪起来，催着夜色降

    面，翻出闪闪的红鳞，傍晚太阳斜照，沉入江北的山坳里，从暗雾中抛

    靠着各式轮船，淌下一路锈痕的缆车，在坡上慢慢爬。拂晓乌云贴紧江

    山而立的各式楼房，像大小高矮不一的积木。沿江岸的一处处趸船，停

    处，是这座山城的门扉朝天门码头。两江环抱的半岛是重庆城中心，依

    站在家门口的岩石上，可遥望到江对岸：长江和嘉陵江两条河汇合

    二十分钟左右，才能到达半山腰上我的家。

    弹子石。不管过江到哪个渡口，都得在沙滩和坑坑坎坎的路上，往上爬

    坐渡船从对岸朝天门码头，可到离我家最近的两个渡口：野猫溪和

    有点安慰。

    像个最后才沉没的小岛，顽强地浮出水面。这想法，从小让我多少感到

    果长江发千古未有的大水，整个城市统统被淹，我家所居的山坡，还会

    南岸是一片丘陵地，并不太高的山起起伏伏，留下一道道沟坎。如

    我的家在长江南岸。

    2

    发一般，披挂下来。

    块，串成一个个结子，就像我行走的小路边，石墙上的苔藓如鬼怪的毛

    我不敢多想这件事，那一年我的世界闪忽迷离，许多事纠缠在一

    该拽紧，一旦看清，反有大祸。

    种确定，就像过分小心地逮一只翠绿的蜻蜓。或许虚飘飘的东西本不应

    每次我想抓机会捕捉这个目光，它都能躲开我。而我不过是为了某

    愿意看我一眼的人本来就太少。

    会有某个目光和你过不去，对此，我可以装作不在乎。说实在的，平时灰砖的房子，面前一块岩石突出在山腰上，伸向江面。这一带的人都管

    只会见到一个最不值得看的破屋子迷魂阵，唯有我能从中找出一幢黑瓦

    多分钟，抬起头来，一层层一叠叠破烂的吊脚楼、木房、泥砖土房。你

    从过江渡船下来，颤颤悠悠过跳板，在砾石和垃圾的沙滩上走上十

    角，是这个城市腐烂的盲肠。

    杂烂物的后院、没法理清的贫民区，江雾的帘子遮盖着不便见人的暗

    读革命书，时刻准备长大做革命的干部。而江南岸，是这大城市堆各种

    世界，到处是红旗，政治歌曲响亮欢快，人们天天在进步，青少年们在

    一江之隔，半岛上的城中心，便有许许多多的区别，那是另外一个

    变天账。

    或是一本写了各种奇怪符号的密电码本，或是用毛笔记录了各种怪事的

    随便在哪一寸地上，掘地两尺，没准儿就可挖到尚未爆炸的炸药炸弹，刀。阴雨天暗时，走在脏水漫流窄坡上的每个人，都是一副特务嘴脸。

    平绒绣花鞋；那匆匆消失在街转角的男人，黑毡帽压低，腿上藏着尖

    着黑夜，没准儿一个蜘蛛网罩住的房门，会神秘地露出一只旧时代的红

    只消走出门来，倚着潮湿湿的墙，侧着耳朵听：打更棒棒一声声敲

    义的人物出没。

    股臭味的南岸：这个本来不符合社会主义形象的地方，自然该反社会主

    岸中心区的水泥大厦间、柏油马路上活动，喜欢偷偷潜行在这个永远有

    ——都要出来搞破坏，杀人、放火、奸淫，做各种坏事。他们不会在对

    共产党的人，也有可能是假的。每天夜里，他们——男特务女特务们

    代初共产党的大镇压、大枪决，依然可能有无数特务漏网。解放后入了

    千吨，潜伏特务十几万——也就是说，成年人都可能是特务，经过50年

    沟渠，埋在地底；国民党1949年底才最后放弃这个城市，埋下炸药有几

    老是在说，抗战时日本人投下的炸弹，有好多没有爆炸，落在山坳

    要长个鼻子受罪。

    味道。在各色异味中生活，脚踢着臭物穿行，我不太明白南岸人为什么

    世界。我从未在其他城市的街道上，或是在垃圾堆积场，闻到过那么多

    南岸的坡道街上走十分钟，能闻到上百种不同气味，这是个气味蒸腾的

    一层层的污物堆积，新鲜和陈腐的垃圾有各式各样的奇特臭味。在

    边，等着大雨冲进长江，或是在炎热中腐烂成泥。

    施：污水依着街边小水沟，顺山坡往下流。垃圾随处乱倒，堆积在路得见灰暗的天。

    起来不小心，头会碰在屋顶上，把青瓦撞得直响。有个朝南的天窗，看

    我家幸好还有一间阁楼，不到十平方米，最低处只有半人高，夜里

    响，一点也不像野猫，倒像一群人在吵架，准备豁出命来似的。

    溪，在树前的峭壁上冲下陡坡，从那儿流入江里。夜深人静，溪水哗哗

    顶上看，可看到一棵大黄葛树的几枝丫丫。从中学街操场坝流下的小

    实，开了窗，房里依然很暗，白天也得开灯。从窗口使劲探出头往那墙

    下雨时才关上。而窗外不到一尺，就被另一座很高的土墙房挡得严严实

    像囚室。其实我们这种人家，强盗和小偷不会来光顾。窗只在冬天夜里

    我家一间正房，只有十平方米，朝南一扇小木窗，钉着六根柱子，3

    这个院子里住了多少人，数到一百时必掉数。

    子，大都是三代人，各自的乡下亲戚熟人时来时往，我从小就没弄清过

    这个原先的独家院子住了十三户人家，不管什么房间都住着一家

    阁楼，等等，只是方便的称呼。

    配半自动占领了这院子。所以当我说的什么堂屋、回廊、后院、偏房、台土织布机充公搬走了。住在沿江南岸木棚里的水手家属们，立即半分

    住房，1949年底共产党来了，房主人很聪明地落个下落不明，家具和几

    这么一说，像个土财主的宅子。的确，原先不知道是个什么人家的

    门。

    小回廊，连接后院，还有阴暗的楼梯，通向底层的三个房间和两个后

    斑。中间是天井，左右一大一小两个厨房，四个阁楼。大厨房里有一个

    山坡地势，略略高出前两个还算像样的院子，墙板和瓦楞长有青苔和霉

    二致的灰暗屋顶。和八号院子平齐的是七号院子，我家院子是六号，顺

    这还不是我的家。从窄小的街上看，只会看到一个与整个地区毫无

    来一些红砖填补。

    彩。那是得福于一场雷雨，雷电劈掉了半壁墙，重砌时，碎砖不够，找

    八号院子嘴嘴，院墙和大门黝黑，一侧墙青红砖相间，任意地泼了点色

    有时臭有时香的植物，歪立着好些早就应当倒成一堆堆木块的破房子。

    条陡峭的坡道，青石板石阶低低高高不匀，苦楝树，黄葛树，还有好些

    这一角叫八号院子嘴嘴，它位于野猫溪副巷。野猫溪副巷整条街只是一这两个房间挤下我的父母、三个姐姐、两个哥哥和我。房子小，人

    多，阁楼里两张我父亲手做的木板床，睡六个孩子。楼下正房也就是父

    母的房里，一个藤绷架子床，余下地方够放一个五屉柜，一把旧藤椅，一张吃饭桌子。

    家里孩子大了，夜里只能拆掉父母房里的桌子，放一个凉板床，两

    个哥哥睡。白天拆掉凉板床，腾出空来放桌子吃饭，洗澡的时候，再拆

    掉桌子和凳子。说起来手续繁杂，成了习惯也简单。

    1980年，我家住在这个院子已有二十九个年头了。1951年2月1日由

    江北刚搬进这间小房时，父母只带着两个女孩。毛泽东在50年代鼓励生

    育，人多热气高，好办事，而且不怕打核战争，炸死一大半人，中国正

    可称雄全世界。大陆人口迅速翻了一倍半，80年代迈入了十亿。

    从我生下，我们一家成了八口，我从未觉得家里挤一点有什么了不

    起。以前，下乡插队的姐姐哥哥只是偶然回来，现在“文革”结束了，知

    青返城，开始长住家中。到1980年这两间板房快挤破开了，像个猪圈，简直没站脚的地方。这年夏天的拥挤，弄得每个人脾气都一擦就着火。

    几天前母亲对我说，大姐来信了，就这两天回来。

    大姐是最早一批下乡插队知青，因为最早，也就最不能够回到城

    市。她离过三次婚，有三个孩子，最大的比我小六岁。她生了孩子就往

    父母这里一扔，自己又回去闹离婚结婚。“天棒!”母亲一提起大姐就

    骂，“我啷个会养出这么条毒虫？”大姐一回来，待不了几天，就会跟母

    亲大吼大吵，拍桌子互相骂，骂的话，听得我一头雾水。直到把母亲闹

    哭，大姐才得胜地一走了之。

    但不知为什么，大姐不在，母亲就会念叨。一听见大姐要回来，母

    亲就坐立不安，时时刻刻盼望。我总有个感觉，这个家里，母亲和大姐

    分享着一些其他子女不知道、知道了也觉得无关的拐拐弯弯的肚里事。

    这年夏天，好多事情让我开始猜测，恐怕那些事与我有点关系。一

    家人中唯一可能让我套出一点口风的，是大姐。因此我也和母亲一样，在盼大姐回来。

    我是母亲的一个特殊孩子。她怀过八个孩子，死了两个，活着的这四个女儿两个儿子中，我是幺女，第六。我感觉到我在母亲心中很特

    殊，不是因为我最小。她的态度我没法说清，从不宠爱，绝不纵容，管

    束极紧，关照却特别周到，好像我是别人家的孩子来串门，出了差错不

    好交代。

    父亲对我也跟对哥姐们不一样，但方式与母亲完全不同。他平时沉

    默寡言，对我就更难得说话。沉默是威胁：他一动怒就会抡起木棍或竹

    块，无情地揍那些不容易服帖的皮肉。对哥姐们，母亲一味迁就纵容，父亲一味发威。对我，父亲却不动怒，也不指责。

    父亲看着我时忧心忡忡，母亲则是凶狠狠地盯着我。

    我感觉自己可能是他们的一个大失望，一个本不该来到这世上的无

    法处理的事件。

    4

    父亲在堂屋裹叶子烟，坐在一张矮木凳上，叶子烟摊在稍高些的方

    凳上。方凳的红漆掉得只剩几个斑点，凳面有个小方块，嵌镶着四块瓷

    砖，中心是朵红花。这样一个讲究的凳子不知从哪儿来的。他熟练地裹

    烟。堂屋里光线暗淡，但他不需看见。他眉毛不黑，但很长，脸上骨骼

    突出，眼神发亮，视力却差到极点，一到黄昏就什么也看不见了。他很

    少笑，我从未见过他笑出声，也从未见他掉过泪。成年后我才觉得父亲

    如此性格，一定累积了无数人生经历。他是最能保守秘密的人，也是家

    里我最不了解的人。

    我放学回家，见房门紧闩，里面传来洗澡的水声。

    “是你妈回来了，”父亲说，极浓的浙江口音，“饿了没有？”他掉过

    头来问。

    我说，“没有。”

    我把书包挂在墙钉上。

    父亲说，“饿了的话，先吃点填肚子。”

    “等五哥和四姐他们回来。”我说。听着房门里的洗澡声，我突然不安起来。

    母亲一直在外面做临时工，靠着一根扁担两根绳子，干体力活挣钱

    养活这个家。四人抬的氧气瓶，过跳板时只能两人扛过去。她抢着做这

    事，有一次一脚踩滑掉进江里，还紧抱氧气瓶不放。被救上岸，第一句

    话就说：“我还能抬。”

    她不是想做劳动模范，而是怕失去工作，临时工随时都可能被开

    掉。她抬河沙，挑瓦和水泥。有次刚建好的药厂砌锅炉运耐火砖，母亲

    赶去了。那时还没我，正是大饥荒开始时，母亲饿得瘦骨嶙峋。耐火砖

    又厚又重，担子两头各四块，从江边挑到山上，这段路空手走也需五十

    分钟。一天干下来，工钱不到两元。另外两个女工，每人一头只放了两

    块砖，又累又饿，再也迈不开步，就悄悄把砖扔进路边的水塘里。被人

    看见告发了，当即被开除。

    不久母亲得罪本地段居民委员，失去了打临时工的证明，只得去求

    另一段的居民委员介绍工作。

    那里的居民委员是个好心人，对母亲说：有个运输班班，都是些管

    制分子，你怕不怕？母亲赶紧说不怕。所以和母亲在一起工作的尽是

    些“群众监管”有历史或现行政治问题的人，没人肯去干的活，才轮到这

    批人去干。

    母亲随整个运输班班转到离家很远的白沙沱造船厂，下体力活，汗

    流浃背，和男人一样吼着号子，迈着一样的步子，抬筑地基的条石，修

    船的大钢板。她又一次落到江里，差点连命都搭上了，人工呼吸急救，倒出一肚子脏臭的江水。

    做了十多年苦力后，心脏病，贫血转高血压，风湿关节炎，腰伤，一身都是病。在我上初中时，才换了工种，在造船厂里烧老虎灶。算是

    轻活，烧全天。半夜里把煤火封好，凌晨四点把火启开，捅煤灰，添新

    煤旺炉火，让五点上早班的人可打到滚烫的开水。

    她住在厂里女工集体宿舍，周末才回家。回家通常吃完饭倒头就

    睡。哪怕我讨好她，给她端去洗脸水，她也没好声好气。

    卷起她的衣服擦背，她左右肩膀抬杠子生起肉疱，像骆驼背，两头

    高，中间低，正好稳当放杠子，是杠子的肉垫。擦到正面，乳房如两个干瘪的布袋垂挂在胸前，无用该扔掉的皮叠在肚子上。等不到我重新拧

    干一把毛巾，她就躺在床上睡着了。她的右手垂落在床档头，双腿不雅

    观地张开。房间里响着她的鼾声，跟猪一样，还流口水。我把她垂下的

    手放回床上，厌恶地把脸掉转到一边去。

    母亲在外工作，病休的父亲承担了全部的家务，到晚上天黑，他眼

    睛看不见，依然能摸着洗衣做饭。我生下后全是父亲把我带大。

    星期六，我和四姐天麻麻亮就去肉店排队，全家肉票加起来，割半

    斤肉。做成香喷喷的一碗，眼睁睁盼到天黑母亲回家。母亲还不领情，挥挥筷子，绕过肉不吃。父亲有次火了，拍桌子，搁了碗筷。他们两人

    你来我去，然后把我们轰出门，关门吵架，争得越来越激烈，声音却明

    显放低，很怕我们听明白似的。我认为母亲是到父亲身上撒气，心里更

    对她窝一肚子火。

    母亲很少带我们出门，不管是上街还是走亲戚。母亲岁数越大，脾

    气越变越怪，不时有难以入耳的话从她嘴里钻出来。粗话，下流话，市

    井下层各路各套的，点明祖宗生殖器官的骂法，我从小听惯了。但这是

    我的母亲，她一说粗话脏字，我就浑身上下不自在。

    我左眼右眼挑母亲的毛病：她在家做事放东西的声音极重，经常把

    泡菜坛子的水洒在地上；她关门砰的一声，把阁楼都要腾翻的架势；她

    说话声音高到像骂人，这些我都受不了。

    我当面背后都不愿多叫她一声妈妈，我和她都很难朝对方露出一个

    笑容。

    我总禁不住地想：十八年前，当母亲生我养我时，更明白说，十九

    年前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母亲，怀上了我？

    打我有记忆起，就从未见到我的母亲美丽过，甚至好看过。

    或许是我自己，故意抹去记忆里她可能受看的形象。我看着她一步

    一步变成现在这么个一身病痛的女人，坏牙，补牙，牙齿掉得差不多。

    眼泡浮肿，眼睛混浊无神，眯成一条缝，她透过这缝看人，总认错人。

    她头发稀疏，枯草般理不顺，一个劲儿掉，几天不见便多了一缕白发，经常扣顶烂草帽才能遮住。她的身体好像被重物压得渐渐变矮，因为背驼，更显得短而臃肿，上重下轻。走路一瘸一拐，像有铅垫在鞋底。因

    为下力太重，母亲的腿逐渐变粗，脚趾张开，脚掌踩着尖石碴也不会流

    血，长年泡在泥水中，湿气使她深受其苦。

    唯有一次，早晨刚醒来，我听见母亲趿着的木板拖鞋，在石阶上发

    出好听的声音。她从天井走到院外石阶上，打着一把油纸伞，天上正飘

    着细雨。我突然想她也有过，必然有过丝绸一样的皮肤，一张年轻柔润

    的脸。

    我慢慢地明白了，母亲为什么不愿照镜子。她曾向三个姐姐抱怨，说家里一面像样的镜子都没有。谁也没搭这个茬儿，看来，她们比我还

    知道母亲实际上讨厌镜子。

    在母亲与我之间，岁月砌了一堵墙。看着这堵墙长起草丛灌木，越

    长越高，我和母亲都不知怎么办才好。其实这堵墙脆而薄，一动心就可

    以推开，但我就是没有想到去推。只有一两次我看到过母亲温柔的目

    光，好像我不再是一个多余物。这时，母亲的真心，似乎伸手可及，可

    惜这目光只是一闪而逝。

    只有到我十八岁这年，我才逐渐看清了过往岁月的面貌。

    5

    房门打开了，洗完澡的母亲对我说：“六六，你把倒水桶给我提

    来。”她穿了件自己缝的和尚领无袖衫，裤子短到膝盖，脚上还是一双

    旧木板拖鞋。

    母亲和我一起端起洗澡用的大木盆，往木桶里倒洗得混浊的水。母

    亲说大姐不是今晚就是明天，应该到家了。

    我故意说：“你等不到她，她准是骗你的。”

    “不会的，”母亲肯定地说，“她信上说要回来就得回来。”

    提起大姐，母亲的脸变得柔和多了，我瞥了她一眼，一不小心，水

    淌在三合土地上。她骂道：“好生点嘛!叫你做事，你就三神不挂二

    神。”

    我提着满满一桶水，迈过门槛。“别倒掉，隔一阵，你得拖楼上的地板。”母亲在房里大声武气地说。

    水金贵，一是水费高，二是常停自来水。几百户人家，共用一个在

    中学街后的自来水管。排队不说，那水总黄澄澄的，如果下江边去担江

    水，汗流浃背地挑上来，还得用明矾或漂白粉澄清消毒，做饭菜有一股

    铁锈味。除非断了自来水，平日江水只拿来洗衣拖地板。

    每家地小，仅容得下一个不大的水缸，还只能放在公用厨房里，一

    整家人用，再多的水也不够。男人都下河洗澡，懒得下坡爬坡的人就在

    天井的石坎上放一盆水，身上只剩裤衩。反正这里的男人，夏季整个白

    天也只穿裤衩，打光背。

    讲点脸面的男人夜里洗，大部分男人不讲脸面，光天化日下照洗不

    误，一盆水从头浇到脚，白裤衩被水一淋，黑的白的暴露无遗。我是个

    小女孩时，就太明白不过男人有那么个东西，既丑恶又无耻地吊在外

    面，我到厨房去取东西或往天井水洞倒脏水，就看见天井站着一排男

    人，老的，少的，白肉生生，一个紧挨一个，挤在唯一必经的过道边

    上，他们甚至当众在天井的水洞里解小便。

    绵长的夏天，经常一个月不下一滴雨。长江开始涨水，上游的水仿

    佛来得慢，一旦到了旺水季，一夜间便会淹没上百米宽的泥滩。这城市

    之热，没住过的人，不可能明白：从心烧，贴着皮肤的毛孔，火苗般一

    丝丝地烤。没有风，有风也是火上加热，像在蒸笼里，紧压着让你喘不

    出气。

    家里女人洗澡，男人得出去，到街上混，待到家里女人们一个个洗

    完了，才怏怏回家。女人放好木盆倒上水，掺一丁点热水，然后闩好房

    门，快快脱了衣服，洗得紧张，动作飞速：身上擦一遍水，打一点肥

    皂，用水冲一下，就算洗过了。

    我们家有五个女人，时间来不及，就不能一个一个洗，有时几姐妹

    得一起钻进房里。我受不了赤裸的身子被人看见，哪怕姐姐或母亲也不

    行。我经常等到最后，端一盆冷水钻进房内，闩上门，擦洗身体。家里

    人认为我有怪癖，一家老小共有的一间房间被一个人独占，谁也不会高

    兴。

    这是夏天。天稍稍凉快一点，洗澡就更不方便——没那么多热水，又上不起付几角钱的公共浴室。不方便就少洗不洗。干活的人一走近，就可闻到一股汗臭，街上每个角落钻出的许多气味，又增加了一种。

    冬天的冷，跟夏天的热，同样是难忍，这里从来没暖气，也没取暖

    的燃料。人们只能用玻璃瓶装热水，暖暖手，一家人围在煮饭的炉子

    边，有时干脆蜷缩在被窝里。夜里睡觉，把能穿上的衣服，都套在身

    上，躲进被窝，手脚冰冷，到半夜也暖和不过来。我的手难得有个冬天

    不生冻疮，手指不像胡萝卜。

    我把拖把放入水桶，右手提着水桶，用手臂扶着拖把的杆，身子倾

    斜着小心翼翼，走到堂屋左侧的楼梯前，右手换到左手，右手抓住咯吱

    响的楼梯扶手，准备上阁楼去。

    “你别忙着去拖地嘛，炊壶里还有热水。”母亲不高兴的声音，冲着

    我的耳朵，“你先洗澡，等会儿洗不成。”

    母亲一会儿要我这样，一会儿要我那样。我搁下水桶，沉着脸，站

    在楼梯前不动。

    她在扫洒在地上的洗澡水，把扫帚拿在堂屋干的地方舞了几下，扫

    帚上残留的水被干的地吸去不少。

    父亲抬起头，示意我按母亲的意思办，先洗澡。

    我只得听父亲的，取了脸盆去厨房倒来壶里的热水，关上房门，脱

    光衣服准备洗澡。看着自己汗渍渍赤裸的身体，闻到自己腋下的汗味，我觉得恶心透了。第二章

    1

    这个有四百万城市居民的大城市，有十来所高等学院，没有一

    条“大学街”。南岸却因为山顶上有一所中学，有条中学街。可能若干年

    前，这个贫民区有了第一所中学，是件头等大事。

    但这一带的中学，与大学无缘，每届高中毕业生，考上大学的幸运

    儿掐着手指可算。有的中学连续十年交白卷，明白此地学生不堪造就，就取消了高中。但在这一带的小贩、江面的水手、造船厂的工人中，很

    容易把校友召集起来。

    中学街离我家不远。石阶较宽不太陡。街两旁依坡全是低矮简陋的

    木板房子，街面房子的人家大多做点小本生意，卖油盐酱醋，或是针线

    鞋带扣子。石阶顶头有个小人书摊，兼卖糖果花生米。下雨的时候，老

    太太将书摊移回房里，在门槛内放几张小木凳。

    经常整条街无法通行，石阶上、屋檐下、房门、窗口挤满人。

    “你龟儿子尖嘴滑舌，夜壶提到老子头上来，耍假秤!也不去打听

    打听，老子是可以洗刷的么？你猫抓糍粑，脱得了爪爪喽？”

    “啰唆啥子，把他洗白。”

    “我日你先人，你装哪门子神。”

    “我日你万人，祖宗八辈。”

    旁边的人添油加炭，唯恐打不起来，“好说个卵，锤子!”

    重庆人肝火旺，说话快猛，像放鞭炮，声音高，隔好几条巷子也能

    听见。重庆人动怒不是虚张声势，不到动刀子不罢休。南岸贫民比城中

    心居民更耿直，肠子不会弯弯绕。彼此投缘时，给对方做孙子做牛马都

    行。城中心人会看风向，瞄出势头，不吃眼前亏，背后整人却会整得你

    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我从小看这种街头武打，等到读武侠小说看功夫电影时，一眼就明

    白其中的英雄好汉，不过是打扮得精致一点的街痞子，说话还没街头对

    骂精彩。

    该到动手的时候了，人群自动往后靠了些。地方上的歪人，今天惹

    到冤家对手了。

    “还不拉架，见红喽!”没人理睬这喊声。

    “户籍来了!”这有用，街上的男人冲进场子中心拉架。这些人平常

    最看不起户籍，一有争斗还得互相扭到派出所讲理。人到底还是敬服权

    力。

    杂货铺上端的一间房子最大，可容下一百来人，是茶馆，以前晚上

    讲评书，讲三国水浒杨家将，满堂听众如痴如醉。在我未出生前就被改

    作大锅饭街道食堂，我四五岁时被改成向阳院，毕恭毕敬效忠毛主席，跳忠字舞。后来成为造反派司令部和批判“牛鬼蛇神反革命”的会场，被

    打倒的人戴了尖尖帽游街从这儿出发。我那时还不让进这门，只是踮着

    脚尖站在外面石阶上，着急地等着里面变出新花样。后来有好几年挂

    了“学习班”的牌，“学习”的人一茬茬换，个个精神委顿，脸上身上长起

    了霉点，气味难闻。到70年代末，最后一批人才不见了，每天晚上放上

    一个光刺刺的黑白电视机，挤满大人小孩，闹闹嚷嚷，前面坐凳子，后

    面站凳子。

    我不能去看，我得复习功课，准备考大学。

    2

    背着书包，我拣阴凉处走。到放学后，太阳仍未减弱逼人的猛劲。

    夹竹桃粉白嫩红的花，沿着斜坡一路盛开，盖满湿漉漉青苔的石墙，将

    枝杆高高托起。我从两块黑板报的空隙中穿进树丛。浓荫里的湿土有一

    股甜熟的霉味，太阳再猛，我还是情愿在树荫外走，我在心里对自己下

    命令：回家，不去，今天不去，这次不去。下次去不去再说，至少我可

    以不去一次。

    但经过学校办公楼时，我的脚仍然向石阶上迈。拐上楼梯，来到熟

    悉的门前。“进来!”还是那两个字，他永远知道是我敲门。

    已经进门，我心里便没了路上乱糟糟的想法。在历史老师办公桌对

    面一张旧藤椅上，我坐了下来。

    办公室原是一间大教室，隔成几个小间。书柜上堆了些红色喜报

    纸、几把折柄秃毛的排笔什么的。一个教师一张办公桌，除了一把露出

    竹筋的藤椅，还有几个没靠背的方凳。没有窗帘，朝南的窗大敞，阳光

    曝亮。他桌边的玻璃窗涂着绿漆，沥沥挂挂很不均匀，但遮住了强光，远处篮球场上的喧叫变得模糊了。

    这城市四周绿荫密掩的山里，有不少达官贵人的英式法式别墅，原

    先住的是蒋介石的近臣、美国顾问，现在住的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我

    从来没去过那些地区，心里没有这个对比，这是一个不属于我的城市。

    这幢两层中学办公楼，斜顶方框窗，确实称得上是我十八岁前走进

    过的一幢上好的房子。虽然人走在楼梯上，楼板就吱吱嘎嘎哼唱。门和

    窗扉旧得钉了几层硬纸板，只需稍用劲踢，便轰然散架，近几年已被踢

    破过多次。

    头一次到这楼里时，我告诉历史老师，觉得这里好熟，包括那绿漆

    的窗子，硬纸板的门，厚实的砖墙，要不是前生，就是在梦里来过。其

    实我在梦里还见过他这样一个人，或许就是跟踪的男人，使我梦境不

    安。我还未来得及说，他就好奇地瞅了我两眼，不为人觉察地微笑了一

    下。从那以后，他就不再用老师的口吻跟我说话。

    他头发总剪得很短，叫人不明白他头发是多是少，是软是硬，看起

    来显得耳朵大了些。一件浅蓝有着暗纹的衬衫，是棉布的，不像其他教

    师穿的确良衬衫，整齐时髦。但是，与别的办公桌相比，他的那张桌

    子，一点粉笔灰渍也没有，很干净。他不抽烟，却一个劲地喝茶，不断

    地从地板上提起塑料壳的热水瓶，朝杯里倒开水。他的眉毛粗黑，鼻子

    长得与其他器官不合群，沉重得很。

    仔细想想，他没什么特殊的地方。他讲课也是平平淡淡的，不是那

    种教师，能把历史讲成娓娓动听的故事，他不过是一名很普通的中学教

    师。但是在这个世界上你会遇上一个人，你无法用一种具体的语言去描

    述，不用语言，只用感觉，就在漆黑中撞进了通向这个人的窄道。一旦

    进了这窄道，不管情愿不情愿，一种力量狠狠地吸着你走，跌跌撞撞，既害怕又兴奋。

    我快满十八岁的那一年，忽然落到这种心境中：感觉哗哗地往外

    溢，苦于无法找到恰当的语言对自己说个清楚。我只知道第一个感觉是

    恨他不注意我，很恨。我只是班上许多小不丁儿女学生中的一个，或许

    是最不引人注意的一个。于是，我有意在课堂上看小说，而且有意让他

    看见。

    他用老师对付学生的老办法——让我站起来回答问题。他故意提了

    一个我肯定知道的常识问题。但我站在那里，一声不吭。

    历史老师走到我跟前，我直视他的眼神，使他很吃惊，这才看出这

    个女生的反应异样。他一时愣住了，忘了在课堂上，必须迅速处置一切

    挑战纪律的学生。这时教室里有点乱了，调皮的学生开始捣出怪声。

    “坐下，”他轻轻说，“课后到我办公室来。”

    我坐下了，兴奋得心直跳。我达到了他把我挑出来的目的。从那以

    后，我因“违反课堂纪律”多次走进他的办公室。

    3

    我快到十八岁时，脸一如以往的苍白，瘦削，嘴唇无血色。衣服的

    布料洗得发白，总梳着两条有些枯黄的细辫子。毛泽东已经去世了四

    年，人们的穿着正在迅速变化，肥大无形的青蓝二色正在减少，角角落

    落之处又冒出30年代的夜总会歌曲。在过于严肃的四十年革命之后，这

    个城市在小心翼翼品尝旧日的风韵，胆子较大的妇女，又开始穿显出腰

    肢胸部的旗袍。老是在上坡下坎，这城市女人的腿特别修长而结实，身

    段苗条，走平路也格外婀娜多姿。

    旧时代特有的气息甚至漫入南岸破烂的街巷。看多了，我对自己的

    模样、穿着就越发不知所措，就像赶脱一班轮船，被弃留在冷落的码

    头：一件青棉布裙，长过膝盖，一件白短袖衬衫，都是姐姐们穿剩下

    的，套在身上又大又松，使我个子看起来更小。乳白色塑料凉鞋，比我

    的脚大半寸，赤脚穿着，走起路来踢踢踏踏。我就这么副样儿，走近历史老师的办公桌。办公室已经没有人，下

    课后男女老师都赶回家去了，就我俩面对面坐。他端详着我，突然冒出

    话来，声调很亲切，“我想你误会了，你以为我看不起贫民家庭出身的

    学生。”

    我心里一动，明白他是对的，至少对了一大半。就是为了这个，我

    在学校里觉得很别扭，几乎从来没有快乐的时刻。

    “其实我也算穷人家出身，”他自嘲地一笑，不像上课时那么脸无表

    情，“现在更算穷人家，真正的无产阶级。”

    他说他父亲算“历史反革命”，因此从小就绝了读大学的希望。他和

    弟弟长很大了，还帮父亲做爆玉米花活计，或给人担煤灰，走家挨户，南岸哪条小巷他都熟。“那阵，你才这么一丁点大，在地板上爬，拖着

    鼻涕。”他不屑地笑笑。

    “噢，你嫌我太小。”我站起来，怪不高兴地说。

    “我比你大差不多二十。”他说。

    这话是什么意思？我在想，他为什么说年龄？他的意思是我们不相

    配。

    这么说，他已经想到我们配不配。男女相配!我的脸一下子红了，眼睛也不敢往他看，心跳得更厉害，好像在偷一种不该偷的东西，突然

    我泪水流了出来。

    “嗨，嗨，”他说，“你哭什么？”

    “你欺侮人。”我赌气地说。

    “欺侮人？”他慢慢地重复我的话。然后站了起来，从裤袋里掏出手

    帕，到我身边，递过来。

    我没有接。泪水流进鼻子，马上要流出来，很难受。但我就是不

    接，我想看他怎么办。我感到他的身体在靠近，仍未抬起头。我就是不肯接眼前的手帕。我被自己的大胆妄为吓得喘不过气，再

    过一秒，我想，再过一秒钟，他的身体就会碰上我了。心一紧，我几乎

    要晕倒。

    他碰到我了，他的手紧紧按住我的脑袋，像对付一只小狗，手帕使

    劲地擦我的眼睛和脸，强捏我的鼻子。我不由自主地擤出了鼻涕，在他

    的手帕里。

    我跳开了，离桌子一尺站着。这个坏蛋，把我当作小娃儿？

    他满意地看了看手帕，放进裤袋，走回桌子那边坐下来，看着我又

    羞又恼，嘴上浮出了微笑。他理由十足地值得笑：他胜利地证明了我们

    的年龄差，而且，胜利地拒绝了与我的接近。我们又成了老师和学生，我气得一脸绯红。

    他平静地说，你在准备高考，虽然还有时间，但要背要记的内容很

    多。他装样地翻翻桌上的纸片，好像那些是我的功课。他又说我成绩并

    不是最优等，得好好努力才行。他重复地说他们那一代，出身不好，完

    全没资格，从来就没有上大学的奢望，他让我珍惜考大学这个机会。

    他的话是真诚的，如此说也没恶意，他明白我最弱的就是死记功

    夫。我们互相看着。我喜欢看着他，我觉得他也喜欢看着我。没一会

    儿，我心情就好多了。

    4

    差不多每次我们都一起出办公大楼，在操场上高高兴兴地道了再

    见。我想，第二天我又会见到他，至少在课堂上。

    学校围墙一段站立一段坍塌，可有可无。间隔着小块菜田，操场

    外，每条小道都弯曲绵长。附近药厂烟囱在隆隆吼着，排出的污水顺着

    田坎淌。阴沉的云包住太阳，天气更加闷热，只能等雨来降低气温。

    阁楼漏雨，能接水的桶盆都搁在床上地板上，人缩在不漏的地方。

    我端着接满雨水的盆子，小心地下楼，准备倒在下雨的天井里。

    这个早已不该住人家的院子，木板漏缝，墙灰剥落，屋梁倾斜，镶

    在壁龛里的灶神爷石像，被烟火熏得面目全非，用力擦抹才会现出眉开眼笑的脸。

    天井四周墙根和石角长年长着青苔，春夏绿得发黑，秋天由青泛

    黄，带点碧蓝，干燥的地方毛茸茸一片，潮湿的地方滑溜溜一顺。二娃

    一家五口住着碎砖搭就的两个小房间，在天井对面。二娃的妈，一个瘦

    精精的女人，拈起扫帚，扫门前的那一块地。每次清扫，每次放开喉咙

    骂，什么人都骂。不知为点什么小事，多少年前，我母亲得罪过她。她

    不想忘记这件事，反正欺侮我家，算政治表现积极。七上八落的语言，好像影射性病，无头无绪，我一点听不明白。她丈夫从船上回家，发现

    她与同院的男人疯疯闹闹打情骂俏，就把她往死里打，用大铁剪剪衣

    服，用锤子在她身上砸碗，吓得她一个月不说话，也顾不上骂我家。

    但不久满院又响起她特殊的声调，像有瘾似的。父母沉默地听着泼

    妇乱骂，不仅一声不吭，脸上连表情也没有。

    在学校，最呆最没劲的男同学对我也没兴趣，觉得招惹我不值得。

    有的女同学会突然拿我撒气。有一次我蹲在厕所里，被人猛地撞了一

    下，差点一条腿掉进茅坑洞里。我没来得及稳住身子，一个大个子的女

    同学已经走了出去。站在门口，她回过头来，挑衅地说：“你吼呀，你

    啷个连吼都不会？”我没有吼，拉上裤子，从她身旁挤出门，匆匆地跑

    了。我甚至没感到屈辱。

    表露情感，对我来说是难事，也没有什么人在乎我的情绪反应。我

    的家人，会觉得我想说的一切纯属无聊。至今唯一耐心听我说的人，是

    历史老师，他立即获得了我的信赖。终于我遇见了一个能理解我的人，他能站在比我周围人高的角度看这世上的一切。他那看着我说话的眼

    神，就足以让我倾倒出从小关闭在心中的大大小小的问题。

    我喜欢他听我说，我需要他听我说。他一定明白，这些听来枯燥无

    聊的琐事，对我究竟意味着什么。只有在他面前，我才毫不拘束，有时

    很想把横在我与他之间的办公桌推到一边去，我想离他近一点。

    有一天，他一边听我说，一边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画板，钉上

    纸，“你坐好，我给你画一幅像。”我坐正了，但继续往下说。

    他不断地从画板上抬起头来端详我，每次都很短暂。最后，他停下

    笔来，看着我郑重地说：“你最好忘了这些事。为什么到集中精力复习

    高考的时候，你偏偏想这些事？”我说我也不知道，我从来没有向任何人说过这些事。

    接过他递过来的纸，是一幅素描，纸上的头像分明是我。几条线就

    勾勒出我的脸，只是眼睛太亮，充满激情的样子。脖子、肩，没有衣

    领，他一定是嫌我的衣服难看。纸空了很多，画太顶着上端。

    “像吗？”他问。

    “像只小猫，”我说，“这眼睛不是我。”

    他起身，伸过手把画抢过去，“你哪懂，你还是太小。”他有点夸张

    地叹了一口气，把画往抽屉里一塞，无论我怎么找他要，他都不肯给

    我，说以后画完再给。第三章

    1

    母亲回家，家里比平日多了一菜：豆豉干煸四季豆，照旧熬了个酸

    菜汤。

    我在楼上拖地。说拖地，不过是把弹丸大的空地弄湿，降降温。两

    张木板床几乎把阁楼的空间占满，一张矮小方桌，我学习的时候才架起

    来放在电灯下。常常忘了拆，人经过得侧着身子。地板薄，两层夹板

    里，耗子在里面不停地跑着。我尽量把拖把的水拧干，以免水直穿过地

    板，滴到楼下正屋。敞开的天窗没有引来风，刚洗了澡，又是汗腻腻。

    “六六，下来吃饭。”四姐站在堂屋叫。

    我提着拖把水桶，走出来。从木廊望下去，四姐碗里的菜，喷香，绿绿的。她脸瘦了一圈，可能是因为当建筑工人，天天日晒雨淋，面颊

    皮肤紫红得像个农妇。她比我好看多了，身材苗条，一米六二，比我高

    整整三公分。只有牙齿不整齐，我们姐妹几个牙齿都长得挤挤歪

    歪。“换牙齿时尽吃泡酸萝卜，不听话。”母亲骂我们。

    我下楼和父母一起坐在桌前，刚端起饭碗，五哥悄无声息地进屋，在靠门右侧洗脸架那儿洗手。他的背影像个女孩，肩比较窄，头发也不

    浓密，五官长得细巧，但上嘴唇有道明显疤痕。五哥生下来，上嘴唇就

    豁，吃东西时裂得更开，样子很丑。母亲看着伤心，就怪父亲，说父亲

    在她怀五哥时，在家门槛上用柴刀砍柴，叫他别砍，他不听，砍得更来

    劲。

    半岁时五哥在地区医院做缝合手术，手术做得太差，粗针粗线，拆

    线又马虎，伤口感染，嘴唇正中间留下一条很不美观的痕迹。他大我四

    岁，已是一个二十二岁的青年，晃然一看，却比我还像孩子。他尽量不

    开口，比父亲还沉默寡言，可能是怕人看到他，就会注意到他的嘴。五

    哥在造船厂做电焊工，有便船就搭乘回家，没有便船就走两个半小时山

    路回家。

    昏暗的灯光下，我们一家五口围着桌子吃饭。院子里的人，喜欢到院门外的空坝和石阶上去吃，邻居乡亲，互相

    不必请就可以夹对方碗里的菜。一言不合，筷子可能就对准对方脸，破

    口大骂。火一点爆，碗就扣在对方头上，稀饭混着血往下流。马上，就

    满街是边看热闹边吃饭的人。

    桌上清汤寡水，不值得挤在一起，父母却不允许我们端着饭碗到处

    跑，倒不是我家特别讲礼，而是尽量躲开邻居。院里街上的人瞧不起我

    家，父母情愿待在家里，我们家的孩子最多也就在堂屋或天井站着，不

    像其他人家的孩子吃到院门外，蹲在石坡上，甚至吃过几条街，吃到江

    边去。

    五哥端着饭碗，坐到堂屋里一张矮凳上，紧靠房门。

    母亲没好气地看了我一眼，接着就开始说，她才五十三岁，厂里人

    事部门说她病多，要她提前两年退休。若回家，只能领一点儿津贴。

    屋子里的人都握着筷子，停住吃饭。我问母亲，那样一月有多少

    钱？

    “二十八块不到。”

    见我们没说话，母亲又说，“以前二十八块钱还管用，现在就不值

    钱，工资、退休津贴往上提升，慢得眼珠子都望下来了。看嘛，六六，你上高考补习班，就缴掉二十块，读书有啥用？我们家既没钱又没路

    子，供养不起你上学。”

    母亲在上星期天也提过退休缺钱的事，让我别再考大学。但这次话

    几乎说绝了：希望我马上去找份工作做，补贴家里。大学教育是个无底

    洞，再负担我四年的学习生活。哪怕读完大学，没后门，毕业时只

    能“服从党的需要”，不知分配到什么鬼地方。我们全家工人，在这个号

    称工人阶级掌权的国家，“权”与我们从来没一点儿缘。虽然这个时候，我们家孩子，除我之外，都能靠双手养活自己，不再去江边挑沙子卖

    钱。我们家生活与我生下时没多大变化，邻居有办法的都离开这破院

    子，我们却在老地方过着一成不变的日子。

    母亲说我不懂做父母的苦心，他们一生为儿女操劳，假如家里稍微

    有点钱，父亲的眼睛就不会坏到现在这个地步。要是有点钱，重庆的医

    院治不好，还可以到上海和北京的眼科医院去治。母亲一边念叨，一边给父亲夹一筷子四季豆。

    我从小就发誓：等我长大后，我什么都愿去做，什么都舍得，只要

    能有办法让父亲的眼睛医好。但在这时候，我哑口无言了。

    母亲没看我，心思很乱。桌上酸菜汤已见碗底，酸菜余下不少，母

    亲往父亲碗里夹。

    “我已吃完了，你不要夹菜给我。”父亲的浙江口音说快了，本地人

    听不清他的话，但我听得懂。父亲说：“六六要读书，就让她读，你不

    是也说过，有文化少受人欺侮。”父亲不爱说话，但一两个字就点中了

    要害。

    “这事你别多嘴。”母亲寸步不让。

    我气得起身离座，搁了饭碗，就往阁楼走。

    2

    我无法忍受委屈，我总没能力反抗。退让，反使我对抗情绪更强

    烈：我会很长时间不说话，一个人面对着墙壁，或是躲到一个什么人也

    找不到的地方去，想象我已经被每个人抛弃。我的自怨自艾会变成愤

    怒，刺刺冒火，心里转着各种各样报复的计划，杀人的计划，放火的计

    划，各种各样无所顾忌的伤害仇人、结束自己的计划。总之，让亲属悲

    痛欲绝悔恨终生，我却不给他们任何补救赎罪的机会。想到没有我以后

    种种凄凉的场面，连我自己也觉得值得好好伤心。

    这么一路想下去，我竟然会感到伤害的切实，觉得肝和心脏在一块

    块爆裂，往我的胃道喷着鲜血，沿着食道往上猛升，然后我的喉咙堵

    住，气透不过来，咯咯地冒着血腥的泡沫。有时，我感到我的肠子痛苦

    地绞起来，打成一个哪个医生也解不开的怪结，肠子里的东西往两头挤

    压，一股酸臭翻出我的胃，直冲到嘴里。急得我赶快去找药，父亲的小

    药箱里有一些包治百病的药：桂皮金灵丹、牛黄解毒丸、银翘上清丸，等等。

    父亲问我出什么事了，我只说肠胃不舒服。他焦虑地看看我，帮我

    找他觉得合适的药丸：清火的，祛风散热的，退火解毒的。拿了药我赶

    快走开，不想告诉他肚子怎么又会突然难受起来。过后，父亲爬到阁楼上来，问我好些了没有。

    他好几次说，不要紧，你这肠胃是生下来的毛病：你恰恰擦边躲开

    了饿肚子的三年困难时期，是福气。但这边擦得够重的，你在娘胎里挨

    了饿，肠胃来跟你要债。为了让你母亲不挨饿，也就是让你不挨饿，这

    一家子淘了多少神，伤透了脑筋。

    从我的生日推算，母亲怀上我时，是1961年的冬天，是三年大饥荒

    最后一个黯淡的冬天。仅仅我们这个四川省——中国农产品最富裕的一

    个省，美称“天府之国”——就饿死了几百万人，全国饿死的四个人中就

    有一个是四川人，大部分人饿死在1959年、1960年、1961年冬天的冰雪

    中，以及1962年“青黄不接”的春天。

    对这场大饥荒，我始终感到好奇，觉得它与我的一生有一种神秘的

    联系，使我与别人不一样：我身体上的毛病、精神上的苦闷，似乎都和

    它有关。它既不是我的前世，也不是我的此生，而是夹在两个悬崖间的

    小索桥。我摇晃着走在这桥上时，刮起一股凶险的大风，吹得我不成人

    形。

    有一天我问历史老师我出生前的大饥荒，他脸色忽然变得很苍白，眼睛移开了去。我惊异地问他怎么回事？他没有回答我，而是猛地站起

    来，走到窗口，双手狠抓头发，静止在那儿，过了一阵才开口，“别相

    信你的肉，别相信你的骨头，把石头扔进腹中。灰火咝咝作响时，我们

    就能抛开天堂危险的重量。”

    我吓得呆住了，他朦朦胧胧的怪话，在我听来，比几千万几千万的

    死人数字更令我震动。

    过了很久，他才平静下来。我才知道，他个人开始挨整，就是在那

    时候写了一封信，向中央政府反映四川饥馑的现实情况。那时他还不到

    二十岁，而我还没出生。信被退回地方公安部门，他被宣布为右倾机会

    主义分子，拘押检查。他写的只是说这场饥荒是干部造成的。干部们都

    讨好上级，往上爬，集体哄瞒不管老百姓的死活。他们一连好几年坚持

    谎报特大丰收，饿死多少人，没见一个人承担责任。

    大部分老百姓是不说这些事的，他们软弱而善忘，他们心宽而不记

    仇。饥饿与我隔了母亲的一层肚皮。母亲在前两年中一直忍着饥饿，省

    下粮食给五个子女。当时这个城市成人定量二十六斤，“主动”节省给中

    央两斤，节省给本省两斤，节省给本市两斤，节省给本单位两斤，落到

    每个人身上只有十八斤，其中只有六斤大米，其余是杂粮——玉米、大

    豆、粗麦粉之类的东西。四川人很少尝过饥饿的滋味，饥荒一向是水土

    流失的黄淮河流域的事，在长江嘉陵江流经的肥沃土地上，粮食从来像

    年轻人的毛发一样茁茁壮壮。

    我们家的五个孩子，都在生长发育期，个个都是抢着要吃。

    要吃，也有办法：买高价饼，一个饼要两块钱，相当于一个工人两

    天的工资。我们家一个月的余钱全用来买这种高价饼，也只能每个人半

    个。过什么节下决心后才去买一个饼，遮遮掩掩拿回家，每人一小角。

    三天两头，便有公安局带着手铐，将我们家附近这几条街上的一些

    人铐走。抢国家粮食仓库的判刑，全是十年以上。再饿死人，国家的粮

    仓必须满满的，预备与苏修美帝打仗用。说野猫溪一带的人，十有七八

    做过偷鸡摸狗见不得人的事，真是一点也不过分。为了填饱肚子，很少

    有几个人能够响当当拍胸膛说：我们家一清二白。我们院子里有一家

    人，四个儿子有三个进监牢，轮换着出出进进，才使一家人没饿坏。

    菜也是按票定量供应的，每人每天只有几两，卷心菜连菜带皮一起

    卖，不然，菜边皮都会被人哄抢。做豆腐滤下的豆渣，也是定量分配的

    东西。花生榨油后剩下的渣，挤压成紧紧的一个大圆盘，是美食，有后

    门才能弄到。老百姓能自己弄到的食品，是榆树的新叶，是树皮剥开露

    出里面一层嫩皮，在石磨上推成酱泥。那年四川树木被毁掉不少，就是

    这样剥光皮后枯死的。野菜野蕈，早就被满山坡转的小孩，提着竹篮

    子、背着小筐摘尽了，抢吃野蕈中毒的孩子多得让医院无法处理。

    大姐带着弟妹们，到附近农村去采一种与草不太能分清的香葱，她

    让弟妹们在草里找，自己钻进农田里偷菜。农民守命似的守着几棵菜，一发现就拿着长棍子猛追狠打。大姐的背篓里，偶尔才有点又老又硬的

    菜根。

    三哥决不会跟着大姐去挑野菜，也不屑与其他小孩在山坡或田坎上

    慌神地打转，也不在那些蹲坐在江岸石礁的垂钓者中求运气。他靠江吃饭，再冷的水也敢跳下去。只要看到有什么像食物的东西从上游冲下

    来，什么菜皮、菜叶、瓜皮之类，他能游出好几里，跟着目标不舍。直

    到把那东西捞回岸，带到家里，让母亲用水冲洗干净，去掉腐烂的部

    分，做上几口菜。有时，还能捞双破塑料凉鞋，拿到收购站去卖几分

    钱。

    他不是总那么幸运：江上大部分时间只有泥水滔滔，他常常是两手

    空空，回家还得受大姐嘲笑。但他还是幸运者，有不少用这种方式寻食

    的孩子葬身江底——从西藏雪山一路奔下来的江水，一年大部分月份江

    水冰冷彻骨，在水里一旦抽筋就很难游上岸，眼睁睁被江水卷入旋涡。

    这些孩子，本来就已经饿得没有力气。

    一个孩子用各种方式采集回来一点可吃的东西，有功当然有权多

    吃。三哥从江里捞回一把萝卜缨的那天，他的脸骄傲地在家人面前转

    动，吃东西时，故意发出响亮的声音。

    哪怕一家人，每个人都眼珠瞪得好大，生怕自己少吃了一口。有时

    他们还为互相偷藏起来的食品吵闹而大打出手，大姐个儿最大，吃亏的

    自然不是她。

    偶尔从船上回家的父亲挥着瘦削的手臂，用竹棍赶散扭打的孩子

    们。父亲吃得最少，有权威。

    3

    这城市有个动物园，有一只华南虎，已经绝灭的珍贵品种，按规定

    供给活物。即使灾荒日子，全省就它独一只华南虎，也得优先照顾，就

    像所有高级干部、中级干部，按等级得到特殊待遇。负责饲养老虎的是

    一个矮个子，他和凶猛暴戾的老虎相处融洽。老虎也只认他，若他病

    了，旁人代班，只能隔着高高的铁笼将食物扔给老虎。他到大铁笼里，老虎有时还向他做出让游客惊吓的动作，只有他知道那是老虎在向他撒

    娇，表示亲热。他是饲养有功的劳动模范。

    大饥荒了，劳动模范更是饥肠辘辘。熬了一年，未熬过第二年，他

    把该给老虎吃的活兔每星期留下一只，杀了自己吃。都说老虎并不完全

    是饿急了，才将劳动模范吃了，而是嗅出他身上有兔子的气味，才把他

    撕碎了吞进肚。但这无法解释老虎为什么要留下他的一只脚？公安人员

    研究几天，才弄懂老虎的动机是在有意警告接班的人，甭想偷吃该它的那份。

    这个故事只流传了一阵子，恐怕属于政治谣言。此后老虎也饿死

    了，模范饲养师趁有点小权时解了馋。不成为老虎食，到此时也一样得

    饿死。

    没权的人唯有干熬，父亲船上，每个船员早饭一两稀饭，中午和晚

    上各二两，自己用小秤称，装进自己的饭缸里蒸，快蒸好后，再往饭上

    不断地浇水，使米粒发胀起来，“提高出饭率”，哄骗肚子。船员们进进

    出出船上的大厨房，盯着自己的饭缸，怕人偷去一些，大家的眼睛全变

    得贼明贼亮。

    到处流动的工作，使船员们关系越发怪诞。船每到一地，就上岸弄

    少得可怜的土产，再到另一地转手卖出，从中牟利。船员之间也因分赃

    不均而彼此告发，那些时候的处置迅速而严厉，开除公职裹铺盖卷回

    家，省了公家一份定量。

    父亲是老实人，连仙人掌之类勉强能吃的植物也弄不到。棕树开

    花，花大，形状大如玉米，也是抢手货，轮不上他。偶尔运气好，得到

    点芭蕉头，煮过水，去了点涩味，切成片看上去像芋母子，难吃。但比

    起其他充饥的东西，算不错的了。父亲想到母亲正拖着大大小小的孩子

    去山坳里挖野菜草根，他就勒紧裤带限制着自己每天的定量，节省下来

    带回家去。

    终于有一天，他脚一绊，一头从驾驶舱栽到甲板上，扑腾着却没能

    站起，反而滚落到江里。他的头摔了个大口子，血流不断。船从宜宾开

    到泸州，父亲才被送进医院，检查时发现他的眼睛出了问题，视力严重

    衰弱。

    那个饥饿的冬天，母亲已有身孕，还在塑料厂做搬运工。她有必要

    多吃一点，为了肚子里的我。

    没有，母亲没有这个权利。我的姐姐哥哥没感到有这必要，让母亲

    多吃——没必要让尚未出生的我多吃一点。在那难忍的日子里，他们为

    我做了不必要的牺牲。后来，他们脑子里忘了这一点，心里却很难忘

    记。我感觉到了，却一直未弄懂他们怨气的由来。

    我在母亲肚子里就营养不良，在胎中就拒绝动弹。母亲觉得怪异，一直担心害怕。我是在城中心七星岗那个妇幼保健中心生下来的。母亲

    说她到医院去的路上，路过一家电影院，那里正在演一个歌颂共产党游

    击队女英雄的电影《洪湖赤卫队》。在电影院门口，羊水流了下来，她

    忍着继续走，痛得受不住就坐在街边石阶上。过路的好心人见她大肚

    子，咬着牙，脸色惨白，就把她扶到这家医院去。

    母亲生过那么多孩子，都不是在医院生的，她自己生，自己剪脐

    带，洗和包。母亲掐算日子，我早过预产期，早该出生了，她怕我是死

    胎，这才去了城中心。我生下来，过了许久也没哭，医生倒抓我的腿，使出力气打屁股，才拍出我满喉咙自胎里带来的苦水，我的哭声只是呻

    吟一样的哼叫。

    4

    都说我有福气，生下来已是1962年夏秋之际。那年夏季的好收成终

    于缓解了连续三年的饥荒。

    等我稍懂事时，人们又有了些存粮，又劲头十足地搞起“文化革

    命”政治实验来。都说我有福气，大饥荒总算让人明白了，前无古人的

    事还可以做，全国可以大乱大斗，只有吃饭的事不能胡来。“文革”中工

    厂几乎停产，学校停课，农民却大致还在种田。虽然缺乏食品，买什么

    样的东西都得凭票，大人孩子营养不良，却还没有到整年整月挨饿的地

    步。人饿到成天找吃的，能吃不能吃的都吃的地步，就没劲儿到处抓人

    斗人了。

    饥饿是我的胎教，我们母女俩活了下来，饥饿却烙印在我的脑子

    里。母亲为了我的营养，究竟付出过怎样惨重的代价？我不敢想象。

    我整个平静的身体，一个年轻的外壳，不过是一个假象。我的思想

    总是顽固地纠缠在一个苦恼中：为什么我总感到自己是一个多余的人？

    我真希望那个跟在我身后的陌生男人不要离开，他该凶恶一点，该

    对我做点出格的事，“强暴”之类叫人发抖哆嗦的事。那样我就不多余

    了，那样的结局不就挺狂热的了吗？这想法搞得我很兴奋。

    每天夜里我总是从一个梦挣扎到另一个梦，尖叫着，大汗淋漓醒

    来，跟得了重病一样。我在梦里总饿得找不到饭碗，却闻到饭香，我悄

    悄地，害怕被人知道地哭，恨不得给每个手里有碗的人下跪。为了一个碗，为了尽早地够着香喷喷的红烧肉，我就肯朝那些欺侮过我的人跪着

    作揖。醒来一回想，我便诅咒自己，瞧不起自己，不明白哪来那么多强

    烈的身体需求。

    我一次次对自己否认：你不是生来这样，胎儿不会有记忆，不会受

    委屈，不会有创伤。但是我无法解释我的某些行为。比如，我对食物的

    味道特别敏感，已经这么大一个姑娘了，还是永远想吃好东西，永远有

    吃不够的欲望，而且吃再多还是瘦骨嶙峋。闻见邻居家灶上在炒鸡蛋

    饭，我清口水长流。我从不吃零食，讨厌同学中有小钱买零食的“五香

    嘴”，却对肥肉特别馋，幻想以后的一天，能自己做主了，就天天吃

    肉。

    而且，我对受亏待特别敏感，不管什么样的亏待，别人受得了，我

    就不行。心里一闹，怎么想也想不开。

    我知道自己并不是个特别好高要强的女孩，我嘴笨，一到公众场合

    就紧张得什么也说不出来。无论在学校，还是在家里，在似锦如花的少

    女堆中，我不仅个儿矮人一截，脸也瘦削些，连头发也长得稀疏些。我

    总在最不扎眼的角落里待着，觉得受到别人的有意压制：别人得意，总

    拿我做牺牲。

    十八年过去了，难道饥饿的后遗症就这么严重？比我大几岁的人出

    生后挨了饿，与我同年龄的人大都胎中挨过饿，几乎都是死里逃生。为

    什么他们高高兴兴忘掉了，现在享受着青春年华，日子过得自得其乐，我却抑郁寡欢。

    难道我出生前后还经历过别的什么事？

    我很想让母亲讲讲这一段时期，但母亲总说：“灾荒年嘛，苏修美

    帝吧，‘反华大合唱’吧。不也把你们几个没心没肝的拉扯大了，不也熬

    过来了，数那些陈年烂谷做啥子呢？”

    母亲有意冷漠，我好奇心更强。一个抬杠子的女工，重庆所谓

    的“棒棒”女子，她怎么度过这饥荒之年的？有谁会关心她？母亲有的只

    是她自己，或许，她曾讨好过大锅饭食堂打粥掌勺的，手一低一转，也

    就比别人稠了几分；或许，她曾向打菜的师傅赔过笑脸，手一高一扬，也就比别人多了小半。饥荒年每个人眼睛都瞪得癫狂圆亮，随时会为缺

    半两少几钱大动肝火哭闹打架，但食堂总是有油水，养得活一二张嘴，包括肚子里的小嘴。当时食堂总由最严格最靠得住的党员来管，这样的

    好事，怎么可能轮得上我们这种毫无靠山的人家？

    大姐不止一次在与母亲的吵闹中说，她去食堂打饭，那些掌勺的人

    给她打最清最淡的稀饭，跟水差不多。她坐在凳子上哭，没用，便把清

    汤水饭端回家，在路上喝掉一半，让家里饿得七歪八倒的弟妹一起去食

    堂闹，弄到一圈圈人围观，掌勺人只好给大姐重新添几勺稠的。

    “就是因为你，我们才被人欺，差点都成了饿死鬼!”大姐一向关不

    住嘴，但这样指责母亲，太不像话了。

    母亲气得脸通红，大口喘气，竟也忍住了要脱口而出的话。为什么

    家里人一提到饥荒之年，向母亲发脾气，母亲就哑口无言了呢？她做了

    什么理亏的事？

    5

    第二天上午的四节课，我脑子里都在想母亲的话，她将退休，领少

    得可怜的退休津贴。

    我怎么办？听从母亲？不准备高考，就不能去学校，等于就见不到

    历史老师。后者最让我难受。而继续复习，别说下学期，就是本学期还

    得用的课本、作业本，都别想让母亲给钱。课本也许能借，作业本呢？

    着急之中，我想起父亲的病休工资那么低。夜盲症应该算工伤退休，该

    给全薪。如果我去把这件事办成了，父亲补几年的工资，不就有我的一

    份了吗？我壮起胆，乘轮渡过江到城中心。

    “上不沾天，下不沾地，鬼都不到这个旮旯角角来。”邻居经常抱怨

    住在这个地方。医院、煤店、菜市场、电影院、邮局，不仅隔得老远，而且高了或低了上百米，办任何小事，都得打定出远门爬坡的主意。我

    更是难得过江到城中心去。

    1980年重庆长江大桥建成，从城中心跨江通南岸，南岸人兴奋若

    狂，欢呼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以为从此就是半个城中心人。但不久就

    发现，我们这些住在隔江半山坡上贫民区的人，得往山顶走，直走到有

    马路的地方，乘公共汽车绕一个大圈，才能过桥。时间长不说，付的钱

    还贵，没沾到什么好处。只有遇上大雾封江，或洪水暴涨，渡船停开

    时，才去拼命挤公共汽车，从大桥上过江。坐轮渡，路要短些，还省钱，因此一切如故。

    这天找到省轮船公司劳资科，大约下午三点左右。好几个干部模样

    的人，坐在各自的办公桌前在看报喝茶，有个人在打电话聊天。

    我问了好几声，没有一个人理我。然后，我走进办公室，说我是退

    休职工子女，来这儿主要是想问问父亲为什么没拿工伤退休工资？几个

    人仍然照旧，不予理睬。我再说了一遍，打电话的人搁了电话走过来，看看我，打着官腔说：

    “一个姑娘家，还能到公司来，还晓得来问父亲的工资。回家去，我们做这种工作都按党的政策按中央文件办事，哪会有错？”

    我觉得牙齿在抖，我不看说话人，眼睛盯着桌子，按打了一上午的

    腹稿说了下去：我父亲不仅不该拿病休工资，我父亲的工龄也有错，不

    该从1950年底解放后算起。他是1945年前参加轮船公司的，那时国共联

    合抗日，按文件该算工龄。

    不等我的话说完，一个喝茶的脸刮得光光的男人站起来，从鼻子里

    哼了一声，“看你人年轻，还真有两刷子。也好，让你看，看完就别在

    这儿给我们添乱。”他掏出钥匙，打开柜子的锁，从摞成小山的卷宗

    中，取出一袋卷宗，翻了半天，才从一堆纸片里找出一个本子，翻到某

    一页：“你自己看吧!”

    我按照他指着的地方，一看，吓了一跳：“梅毒治愈后遗症目

    衰。”我的父亲规矩得不让我们家孩子说话带一个脏字，他会有别的女

    人？决不会的，他心里唯有我母亲，他怎会和这样的病有丝毫的联系

    呢？我大声嚷了起来，“这怎么可能？我父亲是世界上最老实的人!”

    几个干部相视一下，大笑起来。

    我很惶惑，父亲那么多年白天黑夜都在开船，眼睛累坏了，明明是

    在船上工作时跌下河去的，差点还送了命，该算工伤。

    “他的工资搞错了，你们行行好纠正过来。”我声音放低，恳求地

    说。

    有人在问：“这不知高低的丫头是他的第几个女儿？”“好像是老六。”

    “哦，老六。”笑声里夹有一种暧昧的鄙视，那种盯着我看的目光，仿佛在从头到尾地剥开我，检验我。劳资科的人经手近万名职工，对我

    父亲的什么事，却比我清楚得多，他们的档案袋掌握着职工的命运。

    我委屈极了，费了好大劲才没让泪流下来。我的脚步跨出这间办公

    室后，心里很害怕，人怎么都有好多秘密？弄不好一下冒出来，令我惊

    吓不已。第四章

    1

    晚饭后我呆坐在桌边，心事重重，看着哥哥姐姐在屋子里出出进

    进。“六六，别拿脸色给妈看。实话讲，让你活着就不错了。人活着比

    啥子都强，不要有非分之想。”母亲坐在床边，边说边用针线缝枕头套

    脱线之处。

    好几天没见母亲，母亲还是揪住老问题不放，考大学在她看来就是

    不安分。我赌气地说：“你不支持我继续读书就算了，何必死啦活啦

    的!”

    “就是死和活的事，”母亲说，“你的三姨，我的亲表妹，比一个妈

    生的还亲，不就是没活成!”

    母亲说她最后一次提着草药，到石板坡我三姨家时，那是1961年刚

    开春。三姨躺在床上，营养不良得了浮肿病，皮肤透明地亮，脸肿得像

    油纸灯笼。母亲熬草药给她洗身治病。三姨夫原是个开宰牛店铺的小商

    人，雇了个小伙计，日子过得还像模像样。50年代初，不仅不能雇伙

    计，店铺也“公私合营”了。三姨夫是1957年被抓进监狱的，他在茶馆里

    说，现在新政府当家，样样好，就是他个人的日子还不如以前好。被人

    打了报告，一查，他参加过道会门，就被当作坏分子送去劳改了。

    三姨为了活命，只好自己去拉板车，做搬运，抚养两个年龄很小的

    儿子。两个儿子先后得病死了。她没力气拉板车，就到菜市场捡菜根菜

    帮子，给人洗衣服。

    母亲听人说她病重，赶过江去。

    她一见母亲就泪水涟涟，从床上挣扎着坐起来，紧抓母亲的手臂，说：“二姐，你看我这个样子，是等不到你妹夫回来了。”

    母亲赶快给她做开水冲黄豆粉羹，那时，都说豆浆营养好，能救

    命。三姨不吃，说你家那么多口嘴，二姐你带回去。

    母亲把那袋豆粉留下了，她没有想到三姨会死得那么快。那是1961年初冬一个礼拜日，母亲在堂屋，一个憔悴不堪的男人，挺陌生的，从院门口朝她一步一挪走来。走近了，男人开口叫二姐，母

    亲才认出他是三姨夫。他七年劳改，坐了四年，还应当有三年。母亲吃

    惊地问你咋个出来啦？

    三姨夫也不坐母亲递上去的凳子，就坐在我家门槛上。他衣衫极为

    破烂，眼睛几乎睁不开，以前他一说话就笑，并且很会说笑话，还能稳

    住自己不笑，让别人笑个不停。爱干净，头发总梳得有样式，哪像这么

    一头野草，还生有许多斑疮，而且哪会一屁股坐在门槛上？

    他说劳改营里没吃的，犯人们挖光了一切野菜，天上飞的麻雀，地

    上跑的老鼠，早就消灭得不见影子。当地老百姓，比犯人更精于捕带翅

    膀和腿的东西。劳改犯中有病的，年老的先死。剩下活着的人已经没力

    气再埋死人。管理部门给他个提前释放，让他回重庆，交给街道“管

    制”。

    他说：“她走了，就不肯多等几个月!”母亲正在苦想怎么告诉他三

    姨饿死的事，可他已知道。

    三姨夫说，他已没去处了，街道上说这一家已经没有人，就把一楼

    一底三间房收了交给房管局让别人住。新住户当然拒绝他进门。

    母亲还没听完三姨夫的事，就被一个邻居叫到大厨房，那里已站了

    几个阶级觉悟高的邻居，有男有女。他们直言直语对母亲说：“你不能

    让这个劳改犯留在这个院子!留下也没人敢给阶级敌人上户口!你哪来

    吃的喂一张本来就该死的嘴？还不快些赶走他，让他赶快离开这个院

    子!”他们不容母亲有一个插话的机会，婆娘们的声音尖又细，故意让

    坐在门槛上的三姨夫听见。

    邻居们还算对我三姨夫客气，没直接去赶他轰他。母亲犹犹疑疑走

    出大厨房，三姨夫已经走掉了。母亲连忙挣脱这群还围着她的人，追出

    去。

    三姨夫病歪歪的身子走不快，母亲追上了。坡上坡下，这年树枝光

    秃秃都还未抽出芽，吃嫩叶还不到时候。母亲拿出两元钱递过去，三姨

    夫好歹不收。母亲说你不收，今天随便啷个我也不让你走。

    三姨夫边收钱边说：“我这么落难，你还同情我。”他哭了起来。母亲也哭了，哭自己没能力留下这个亲戚。

    两个星期后，母亲不放心，就乘渡船去石板坡三姨夫原先的住房看

    他。打听了几个人，都说不知道。那儿已有一家六口住着，果真如三姨

    夫说的，房子交了公，房管局把房子里家什卖了，房子分给了人。

    三姨夫在周围流浪了几天，无处可去，当然没人给他上户口，给定

    量的口粮。他脸和身子都饿肿了，这种时候要饭也太难了，乞丐越来越

    多，给剩饭的人几乎没有。他夜里就住在坡下那个公共厕所里，没吃没

    喝的，冷飕飕的天连块烂布也没盖的，活活饿死了。“眼睛也没闭上，睁好大。”住着三姨房子的女人一边比画一边说。

    “尸体呢？”母亲觉得自己整个人直在摇晃，连忙扶住门框。

    “弄走了。”那女人突然反应过来，对母亲说，“你是他啥子人？管

    你是啥子人，听我一言，别再打听他。他是劳改犯，别惹麻烦。”说完

    女人把两扇木门合拢，母亲只得退出门槛，让那门在面前哐当一声关

    上。

    “我怎个就给他两块钱？我身上明明还有五块钱，他是专来投奔我

    们的。那阵子我已经怀上了你，我是为了你，活活饿死冻死了他。以前

    他搭助我们时，真是大方。”母亲用牙齿咬断线，把针线收拾好，瞟了

    我一眼。那句她说过的话又响在我耳边：让你活着就不错了。

    那个公共厕所，和每个公共厕所没多大差别，脏，臭，烂，脚踩得

    不小心，就会掉下粪坑。死在那种地方，比死在露天还不如。我觉得母

    亲的后悔药里，全是自圆其说——她可以顶住一切压力，让又病又饿的

    三姨夫在家中住下来，起码住几天是可以的。不过母亲如果能顶住那种

    压力，也太完美了点。她没有那么完美，她自私，她怕。米缸里没米，锅里没油，头上随时可能有政治“辫子”。为了姐姐哥哥们，更为了我，母亲畏缩了。

    为了我，母亲行了不仁不义，让三姨夫饿死。就这一点，我也不必

    再与她纠缠读书的事，起码今天我不能跟她闹别扭。

    这么说来，我还没有出生，就是一个有罪的人？2

    收拾起碗筷，我到大厨房自家的灶前洗碗。一盏十五瓦电灯悬在房

    中间，投下微光。脏碗都泡在炒菜用的大铁锅里，水是凉的，炉火已灭

    了，烧热水费煤，好在碗筷几乎没有油腻。父母说：我们穷归穷，但我

    们得干净。每隔半月或二十天，就用碱清洗碗筷、木锅盖和灶前的竹桌

    子。

    女人响亮的哭泣声，从正对着厨房的王妈妈家传出。

    没隔一会儿，她家开着的门被一脚狠狠蹬上了。“成天打，有完没

    完？想逼我进高烟囱呀？”王妈妈在劝架，同时也在骂架。她的幺儿和

    幺儿媳都有三个小孩了，还三天两头打架。闹得王妈妈的两个女儿，即

    使回家也坐不上半天。一家三代人窝在一起，隔不了几天，就有场戏

    演。

    王妈妈的二儿子参加解放军，正是1956年康巴地区叛乱之时，被派

    到四川与西藏交界的地区剿匪。剽悍的康巴牧民马队，在草原上来去如

    风。夜里摸了帐篷，袭击部队，砍了所有俘虏的头颅。后来国家调动大

    批飞机，空投伞兵，用喷火器迎着猛烧，才挡住了狂奔的康巴马队。像

    王妈妈儿子这样的新兵去剿匪，干脆是去送死。

    王妈妈在一夜之间成了光荣的烈属，逢八一建军节和春节，街道委

    员会都敲锣打鼓到院子里来，把盖有好几个大红圆章的慰问信贴在王妈

    妈的门上。有一年还补发了一个小木块，红字雕着“烈属光荣”，醒目地

    挂在门楣右侧。王妈妈周身上下落得光彩，脸上堆满喜气。鸡毛蒜皮事

    与人口角，不出三句话，她总会说：“我是烈属。”

    “儿子都没了，你一回也不伤心落泪。”幺儿媳骂架时洗刷王妈妈。

    “我为啥子要伤心，他为革命没了，我高兴还来不及呢。”她振振有

    词地答道。

    王妈妈死去的二儿子，是她四个儿女中生得最周正、也最听话的，学习成绩一直冒尖，有点像是读大学的料，但十九岁的青年，觉得能当

    上解放军那才是最了不起的事。

    “儿子太乖，鬼都要来找。”工休从船上回家的王伯伯自言自语说。每次回家他心头怄气，总是未到工休结束便返回船上。老二放大成五寸

    的黑白头像，一个中学生腼腆的笑容，镶在玻璃镜框里，挂在立柜和床

    间的墙上。每次我看见这照片，老是怕去想这颗头颅是怎么滚下地的。

    三四岁的孩子，一上幼儿园就得被带去参观阶级斗争展览馆。上幼

    儿园要缴几元学费，我只能在幼儿园的围墙外，眼红地听着围墙内传来

    的歌声，手风琴伴奏着“不忘阶级苦”。上小学，我七岁，才有这幸运走

    进展览馆，里面有反动派对革命人民用酷刑的刑具、被害的革命战士血

    肉模糊的照片，还有人民大胜利后，枪毙了的反革命一个个死相狰狞的

    照片。

    你们要注意，时刻警惕，有很多国民党的残渣余孽改头换面留下

    来，革命小说告诉我们国民党溃败前安排潜伏人员，要破坏这座山城，破坏我们新中国的幸福生活。你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对那些在阴

    暗角落偷偷摸摸鬼鬼祟祟的人，要赶快去派出所赶快找党支部报告。

    不断的警告和训示，搞得几岁的孩子成天眼睛东瞅瞅西瞧瞧，心里

    充满了紧张和恐慌，觉得个个人都像特务。下雨天，个个人头上戴着斗

    笠，遮住脸，阴暗的天色下，个个都不像好人。

    我很少到王妈妈家去，一看到她那革命烈属骄傲的笑容，我就想起

    阶级斗争展览会，吓得赶紧手捂住嘴。白天一想，夜里就添噩梦。

    倒掉铁锅里的洗碗水，我把铁锅往木板墙上的钉子上一挂，拿起筷

    勺，端起一摞碗，赶快离开厨房。王妈妈怕幺儿，她只不过借机发泄几

    句，几句之后就会转移目标。果然，我刚经过堂屋左侧楼梯，还未跨进

    我家门，就听到她骂起来：

    “电灯这么早就拉亮!天还亮晃晃的，又不是看不到。政府号召要

    节约一度电一滴水，这幸福是用鲜血换来的。这个月电费肯定贵到娘心

    尖尖上去了。”她的声音又伤心，又气粗理壮。

    我想复习数学，被那没完没了的声音吵得心烦，就只好到院门外

    去。天都黑得快垮下来，还说成白天？这电又不是你一个人缴费，每家

    每户分摊。我心里这么一嘀咕，就马上想起被枪毙的照片，革命反革

    命，一张张挂满了墙壁。不知为什么，被枪毙的反革命裤子都掉下来，上面是血淋淋白花花的破脑袋，下面是黑乎乎不知什么东西。说是怕囚犯自杀，怕他们到刑场路上挣扎逃跑，统统没收了裤带。旧式裤子宽大

    容易掉，男人的那玩意儿怎么如此丑，而且只要是坏男人，挨了枪子，就会露出那玩意儿来？

    3

    乘凉的人，街沿摆龙门阵的人，全都回屋里去了。我在路灯下，默

    默地看着功课。眼睛开始打架，书页上字迹逐渐模糊，扭动起来。我不

    时留意院门，怕被人插上，又要叫半天门，才会叫开。

    我终于坚持不了，便拿起课本，端起小板凳，进院门。掩好重又厚

    的院门，拉上比粗杠子还长大的插销。院子里很静，白天的喧闹变得像

    前世的事，此时的寂静让人感到非常不真切。

    阁楼门半敞着，我进去后，关上门。秋老虎过后，夜比白日里要低

    许多度，天窗不时吹进些许风，空气不那么闷热，但也不必盖薄被。我

    脱掉衣服，换了件棉质布褂，躺在麦席上，扯过被单搭在身上。忽然布

    帘那边，四姐和她男朋友德华在床上翻身的声音传入我耳里，我的瞌睡

    顿时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四姐睡的那张床，以前是我们家几个女孩挤着睡，正对着阁楼的

    门。另一张床，靠门口，也就是我此刻睡的床，稍微窄些，过去是两个

    男孩睡。屋顶从左墙斜到右墙，那儿最低。布帘在我们长大后才挂上，花色洗得像豆沙，还有一小块亚麻布连接两墙和布帘，放着一个有盖的

    小尿罐。

    布帘那头又响起动静。德华掀开布帘进角落，解小便。他出来后，紧跟着是四姐下床进去。

    我就这么闭着眼睛，听着床那边太响的小便声，成人的尿臊气涌过

    来，我还是未动。直到他俩回到床上躺得没声息了，我才翻了一个身，眼睛对着屋顶的玻璃亮瓦。

    我从小就住在这样一个男女混杂的环境里，羞耻心、脸面、文明都

    是心里在撑着，兄弟姐妹间，都已习以为常。现在我四姐的男朋友，一

    个非血缘的人挤进我们这间小屋，与我们住在一起，我感到非常不自

    在。月光蓝幽幽，从屋顶几小片玻璃亮瓦穿透下来，使阁楼里的漆黑笼

    罩着一种诡秘的色彩。房顶野猫踩着瓦片碎裂的屋檐，那么重，像是一

    个人在黑暗中贴着屋顶行走，窥视瓦片下各家各户的动静。这个破损败

    落的院子，半夜里会有一些极不舒服的声响。忽然我想起那个跟踪我的

    男人的身影，他为什么老跟着我，而不跟别的少女？我头一回因此打了

    个冷战。

    究竟，究竟为什么我会出生到这个一点没有快乐的世界上？有什么

    必要来经受人世这么多轻慢、凌辱和苦恼？

    我轻轻撩开衣服，这呼吸着的身体，已很羞人地长成了一个女人的

    样子，有的部位不雅观地凸了出来，在黑夜中像石膏那么惨白。马上就

    满十八岁了，十八岁，应该看到生活令人兴奋斑斓的色彩，可我看不

    到，哪怕一些边角微光的暗示。我绝望地想，我一定得有梦想。现在我

    什么都不拥有，前面的岁月，不会比现在更强。我的功课复习似乎走入

    绝路，越背越记不住那些公式和社会主义理论。野猫溪一带几乎没有人

    考上过大学，怎会轮到我这个从没被人瞧得上眼的女孩身上？我的成绩

    并不比别人好，我的将来，和这片山坡上的人一样，注定了挑沙子端尿

    罐养孩子。

    我对自己说，不管怎么样，我必须怀有梦想，就是抓住一个不可能

    的梦想也行。不然，我这辈子就完了，眼看着成为一个辛苦地混一生的

    南岸女人。

    4

    一早起来，父亲依然坐在堂屋楼梯边小板凳上抽叶子烟，烟杆是竹

    子做的，烟叶是便宜货，很呛人。我把头偏向一旁，避开漫散开来的

    烟。我没见过父亲早晨吃过东西，只是抽一杆烟，他说，他不饿。我小

    时真以为如此，长大一些才明白，父亲不吃早饭，是在饥饿时期养成的

    习惯，省着一口饭，让我们这些孩子吃。到粮食算够吃时，他不吃早饭

    的习惯，却无法改了，吃了胃不舒服。

    父亲放下烟杆，从衣袋里摸出一张崭新的票子，是五角钱。票子中

    间一道新折，四角方正。他看看堂屋四周，迅速地把五角钱的票子塞到

    我手里。

    我一下未反应过来，不知父亲为什么这么鬼鬼祟祟地给我钱。拿着钱，我一步步顺着楼梯上阁楼。白日的光照射下阁楼异常陌

    生，隔在两张床间的布帘半拉开，四姐和德华都不在了，被单和枕头歪

    斜，破竹片伸出来。我任书本从膝盖滑下地板，坐在自己的床边。云影

    一遮住山坡，阁楼里光线马上变得很阴暗。

    母亲的声音从楼下屋子传来，她是在和父亲说：又要去江边了，才

    没隔多久，不知啷个搞的，又一背篓脏衣服？

    我盯着手里崭新的五角钱，听着母亲的脚步声朝院门方向走去，我

    突然明白过来，今天不就是9月21日，我的十八岁生日吗？难怪父亲破

    天荒地悄悄给我五角钱。

    母亲，她应当记得我的生日，可她没有，昨天也没提起，她不像要

    给我过生日的样子，自个儿朝江边洗衣服去了，连叫上我的想法都没

    有。

    母亲从没给我过生日，那是以前，可这是十八岁生日，她比我更明

    白十八岁对一个姑娘意味着什么。母亲对我是有意绕开？不，她根本就

    忘得彻彻底底。她记得又能怎么样？只要是我的事，她总不屑于记在

    心。

    我下了楼，有意不和父亲打招呼，就出了院子。

    爬上中学街坡顶，经过小学宿舍院子，那儿经常坐着站着几个退了

    休的教师，抱孙子外孙，看过路人。一个满头花白的老太太叫住我，说

    遇到过我大姐。

    好像不止一个人。老太太说，我大姐肩上挎了个旅行包，和一个矮

    个胖胖的女的在一起。人多，她说她未能叫住大姐。

    我终于盼到大姐回来了。

    但往前走了没一段路，我就想，大姐从外地回重庆了，怎么不回家

    呢？她不喜欢做事瞒人。我不太信老太太的话，她准看错了。

    我朝石桥走去，各样各式的人拥挤着。这是个星期天，又未下雨，天气又不热，仿佛远近的人都赶集来了。农民挑着蔬菜，还有各式各样可以换钱的东西，早已轧断了区政府规定可摆摊的两条街。吆喝声、论

    价声和苍蝇嗡嗡声混杂一片。这里人买食品喜欢看到当街杀生，图新

    鲜，买了放心。一个小贩坐在长条木凳上，正在从竹篓里抓鲜活的青

    蛙，当脖颈一刀，熟练地一下剥掉皮，掏掉内脏，露出白嫩的尚在抽搐

    的四肢。他的手和塑料围裙一样血迹斑斑，脚下黑黑红红的肠肝肚肺、绿色的蛙皮扔得四处皆是，盆子里有宰剥完毕的青蛙，横竖堆压着相连

    的大腿小腿，血水依着乱石堆成的街墙流淌。

    我下了一排石阶，绕开拥挤不堪的路段。但人还是很多，一家一

    家，大人牵着小孩，有说有笑，亲亲热热。邮局、电影院、茶馆，没有

    一个地方人少。

    买个什么样东西，给自己过生日？我继续走在人群中，不知不觉经

    过照相馆。五角钱在我和父亲眼里值个数，但照个最低价的单人标准相

    都不够，橱窗里已经换掉举着毛主席语录戴着毛主席像章男女的形象，挂出了烫头发穿裙子摆出姿态的女人的笑容。对面是药店，旁边是百货

    商店，我几步走了进去。

    从一个柜台到另一个柜台，看不出哪样东西既是我要的，又是我能

    买的。化妆品有了种种新鲜玩意儿：口红、胭脂、眉笔。我买不起，它

    们和“美容”两个字联系在一起，我不明白这两个字有什么用。

    我直接上了顶楼，站在那儿可望得很远：长江对岸，江北青草坝，江北造船厂及古塔；往东能看到石桥广场。石桥广场在我的视线下，并

    不像走进去那么庞大，它一边靠菜市场，一边是小块相间的农田，另外

    两边是肮脏巨大无面目的建筑物：铁器加工厂、关押政治犯和长刑期重

    犯的省二监狱。

    石桥广场原先只是一个较宽敞的空地，本地人乱堆垃圾、废砖，就

    无法种菜了。

    我还在读初二初三时，每周得停课两天，义务劳动，从江边挑沙子

    来填平大大小小的烂坑，扩展成一个像模像样的广场。所有的小学中学

    生都得跟当地的成年人一样劳动，下有定额，我每次都是战战兢兢地完

    成规定的数额。

    石桥广场最光彩的时刻，是开本地区的公审大会，临时用木板搭起的台上架着震耳欲聋的高音喇叭，旗帜和横幅竖幅标语飘舞在四周。公

    审会后，荷枪实弹的公安人员，押着犯人上卡车。犯人一律剃光头，五

    花大绑，脑袋被按下，脖颈上挂着重重的大木牌，写着“杀人犯”、“强

    奸犯”、“反革命犯”、“贪污犯”、“抢劫犯”，还有我不明白的“鸡奸犯”，第二行是犯人的名字，划着大红×。卡车在南岸地区主要街道缓慢行

    驶，游街示众。没几年前，枪毙人就在广场土坎上执行，示众效果好，但场面喧闹激动，开枪的人和挨枪的人偶尔会出差错，打不中要害处，犯人乱嚷乱吼有辱伟大领袖伟大的党。有一次有个犯人脑袋被打碎，身

    体还朝观众奔了好一段，好些人吓昏过去。甚至还发生过犯人挣脱捆

    绑，在杀场上亡命奔跑的事。此后，最后一幕毙人就改在无法奔逃的山

    沟里进行。

    连我也险些在这个广场送了一条命。初中要毕业那一年，开公审大

    会，审判“文革”中得意过了头的造反派，都是年纪轻轻的人，罪名

    是“打砸抢分子”。在派系武斗时枪炮打死人，血债要用血来还。开公审

    大会时，学生由老师带来受教育。起码有万人挤在这个叫广场的地方，连墙上也坐满了人。那天阳光普照，陡然响起炸雷，闪电交错，几秒钟

    不到，下起大雨，正是宣判死刑即将执行枪决的时刻。公安人员不让人

    撤离，大雨淋得每个人像落汤鸡，没人敢动。突然，靠马路那头的墙倾

    塌，随着墙土倒下十多人。即刻全场炸了窝，神经绷得紧紧的人，从倒

    塌的墙、从倒下的人身上往外扑逃。我害怕得簌簌直抖，躲在一边不敢

    动。身后的人，尖叫着从这缺口往外拥，互相践踏。会场大喇叭叫大家

    镇静也没用，警车、救护车乱成一团。

    “不该砍脑壳的砍了脑壳，敲了沙罐，挨了枪子，老天爷不容，要

    人陪着死啊!”说这话的是个蹲馆子煤灰坑的乞丐，当天就被人告发，抓走了。

    那天我一身是泥水回家，路上老看到三三两两的人，依着墙角挤着

    眼睛，鬼祟地咬着耳朵。

    5

    这个石桥广场尚未完全修成时，传来毛主席逝世的噩耗。那也是个

    九月，凡为修建广场出过力的单位，才有资格参加在这儿举行的隆重追

    悼大会，否则，只能参加在本单位自己搞的小型追悼会。这荣誉使所有

    能参加广场追悼会的单位容光焕发。石桥广场白花黑纱一片，全地区的警备人员都带枪出动了，森严庄

    重。从北京传来毛主席定下的接班人华国锋古怪的山西乡下方言，通过

    广场四周的扩音喇叭，真是气势磅礴。唏嘘声逐渐变成哭号，我周围的

    人都湿脸一张，哭最能传染人。我当时十四岁，恐惧抓住我的心，泪水

    涌上我的眼睛，便止不住了，越哭越厉害。

    追悼会后，老师和同学回校的路上，就像查牲口似的查看人的眼

    睛，是否流过泪？红肿否？表情如何？以此来证明对伟大领袖的忠心耿

    耿。我的眼泪来得快也干得快，眼睛不够红，微微有点肿，但我的面容

    忧伤，一如平日。平日我的抑郁让人不舒服，这时算是帮了我一次。

    6

    有一年连日暴雨，石桥马路和街巷全是水。暴雨和大水把许多乱七

    八糟的东西都卷走了，雨水把石阶洗得那个白净，直让人想躺在上面睡

    个好觉。可是一看江里，全变了样：茅草棚，木盆，整棵树，有时淌过

    一个身体，不知是猪狗还是人。

    不少人划着自制的木筏，到江上拈自己想要的。最让人羡慕的是从

    死人手腕抹下手表，手表很值钱，这不是偷抢：死人用不着手表。野猫

    溪正巷有个漆匠，是个胖子，两天抹了五只手表戴在手臂上，走街串巷

    地炫耀，被公安局铐走了。他一路哭骂，说他没有像那些扒手，扒完后

    把人打晕往江里推。

    那场罕见的暴雨把一些摇晃的房子，连同家具和垃圾都冲走了，水

    馆子这个吊脚楼却奇迹般挺住了。三天后水退尽，墙上留有点点霉斑，又开始营业。自那场暴雨后，水馆子蒸出的肉包煎出的锅贴饺子，香味

    漫过几条街。有人说，是水馆子店主的老爹使的法，他在峨眉山学过道

    术，他发的功，落在包子馅上。

    我只看到肉好，分量多，萝卜缨，蒜，葱，青菜，嫩得晃人眼。

    走出百货商店，上一大坡就是电影院。看一场电影，是我向往的。

    只要是图像，即便没色彩和音乐，我都不在乎。看一场电影，即使是放

    映纪录片：祖国河山一片大好、中央首长接见外宾、飞机撒农药，我都

    想看。都是父亲开恩，私下给我五分钱看学校组织的电影，才能一饱图

    像的眼福。我自己选择看一部片子，是从未有过的事，这念头使我激

    动。电影院黑乎乎的墙壁，假如那是一面玻璃，我会看见一个梳着两条细细辫子、头发不多、脸无光彩、身体瘦弱的少女。这便是我，此刻，正在精神食粮与物质食粮之间作痛苦的思想斗争。

    结论还是买吃的。我看着自己走下坡，穿过马路，走向那家馆子门

    口的柜台。那儿已有十来人在排队，等着新出笼的肉包。

    有块小黑板写着包子、饺子、烧饼、小面、馒头、三角糕和豆浆的

    名称，标明每一样需多少钱和粮票，字迹歪歪倒倒，深浅不一。我身上

    只有五角钱，但我仍站在队列里。带菜肉馅的包子，松软，面皮显白还

    薄，牢牢抓住我的心。里面四张桌子，皆长木凳，挤挤地坐满人，有的

    人喝豆浆，有的人喝饺子汤，浓浓的乳白色，上面飘了星星点点的葱

    花。

    轮到我了。卖筹子的青年人剃了个小平头，不耐烦地等着我说话。

    我把手里的五角钱怯生生递过去，“两个肉包。”

    果然，他问：“粮票呢？”

    “我忘了，”我着急地解释，“反正两角钱一个，两个四角，剩一角

    抵二两粮票，行不行？”我想我一定从脸颊红到脖子胸口了。我从未自

    己买过点心，没想到要粮票，况且粮票可当钱用，家里不会给我。

    卖筹子的青年人朝储藏室叫了一声，随即从里走出一个脸上打满褶

    的女人，系着白袖套白围裙，粘了些面粉酱油。她问了情况，说行。到

    蒸笼前，亲自用大夹子将两个肉包放在盘子里。

    “我不在这儿吃，我要带走。”我说。

    她在橱窗边搁着的一沓发黄的纸片上，取了一张，放上两个包子，搁下夹子，又取了两张纸垫着，叮嘱道：“好生拿哟，烫得很!”

    我捧着热乎乎的肉包，闻着扑鼻的肉香，第一次感到幸福的滋味：

    这是我的生日，我在庆祝。

    我没从来的那条路回家，而是顺水馆子前的小街走，这条路坡坎

    多，但近一点。肚子开始咕咕叫，在下命令：趁热赶快将肉包子吃了。

    可我还是咽下了口水，想带回家去，与父母一同庆祝他们生下我。我一口气跑上粮店旁的石阶顶，一坡几十步的石阶看起来不陡，但一气上到

    顶，就喘不过气。

    坡顶正好是三岔路口，一个老鹰茶摊紧挨着棵苦楝树，树桩连着块

    生得奇形怪状的石头。我刚走近，就感到背脊一阵发麻，迅即转身：一

    个穿得还算规矩的男人，站在一户配钥匙低矮的屋檐下，他并没看我，在跟配钥匙老头说话。

    一个正在等配钥匙的人？我的心就放下不少。回过身，即刻又感到

    自己被盯住了，我的头控制不住地轰轰乱响，我惊慌，说不出的惊慌，一个包子从手里滑掉。

    我急忙蹲下，一个包子还在纸上，掉在地上的那个，滚在老鹰茶摊

    下的一片满是灰的树叶上。我拾了起来，包子沾了灰，我吹了吹，灰沾

    在包子上，一动不动，我只得心痛地用手轻轻揭下弄脏一处的皮。

    我站起来时，那男人已不在。这人很可能就是以前那个跟踪我的

    人？今天他跟着我说不定已不止这一刻。今天是星期日，不上学。以前

    总是在上学放学期间我被盯梢，这次此人却打破了以往的习惯。

    是不是我刚才上坡上得太急，气喘，眼花了？

    绝不是的，我清楚自己的感觉。肯定还是那个男人，为什么他隐秘

    地跟了我十多年，今天突然冒出来——几乎径直走了出来？

    这个地区强奸犯罪率较高。山坡，江边，角角落落拐拐弯弯的地方

    多，每次判刑大张旗鼓宣传，犯罪细节详细描写，大都拖到防空洞先奸

    后杀，尸体腐烂无人能辨认，或是奸污后推入江里，使每个女孩子对男

    人充满恐惧。我记起初中时一个女同学的父亲被抓走的情景，她和她的

    妹妹们哭啼啼跟过几条街。

    “没有堂客，又没妓院!叫我啷个办？”那个丧妻的男装卸工吼叫

    着，像头咆哮的狮子。说是他把邻居的黄花闺女给诱奸了。

    我不敢想下去，心里一阵着慌，拔腿奔跑起来，直跑到中学街操场

    坝。周日放假，学校没了喧哗，操场空旷，没人在打球，连捉蚱蜢扑蝴

    蝶的小孩也没一个。天空比操场延伸得更远。我放慢脚步，走在杂草中

    被路人踏出一道清晰的小径上，努力让自己心定下来。第五章

    1

    从碗柜里取出坦平的土碗，我将两个包子放在里面，小心地把粘在

    包子上透了油的纸揭去。碗柜上有碗稀饭，我又渴又饿，端起稀饭，稀

    里呼噜一阵，统统灌下肚子。

    父亲进屋来，我拉亮电灯，虽然光线昏黄，但房里的床、桌子、五

    屉柜比先前清晰多了。

    “爸爸，你和妈妈的。”我把装包子的碗递给父亲。

    “你呢？”父亲没拿。

    “我已经吃了一个，这两个是你们的。”

    “你连撒谎都不会，五角钱哪能买三个这么大的肉包子？”父亲

    说，“你喜欢吃，你就吃吧。”

    正说着，母亲端着碗筷进来，把筷子插入墙上的竹篓里。“六六，一早你就没影了。也不帮妈举杆杆晾衣服。人一大就不听妈的话。也

    是，竹子都靠不到，还能靠笋子？养这么多儿女，一个不如一个。”她

    越说声音越不耐烦。

    我说，妈妈你别念叨我了，我有你最喜欢吃的东西呢。

    母亲也看到碗里的肉包，果然十分高兴，竟然忘了问买包子的钱是

    哪来的。“买这么贵的东西做啥子，你去哪儿了？”

    我说，我去石桥了。

    她拿起装包子的碗，想起什么似的，问我在石桥哪家馆子买的？

    我说，当然是水馆子，每个人都说那儿的肉包子肉饺子好。真是人

    多得很，还排队。我的话未说完，母亲手一甩，把碗撂回柜上。她扶住绷子床的柱

    头，干呕起来。“水馆子的包子。”母亲恶心地摇头，她接过我递上去的

    湿毛巾，拿在手里坐在床沿上。

    “你这人太疑心了点。”父亲不快地说。

    “哪是疑心？”母亲说，“那是啥子年？”

    从母亲不太连贯的话语里，我听出了个大概：灾荒年水馆子的包子

    是用小孩的肉剁烂做的馅。吃了包子的人还想吃，这才生意红火，就像

    现在火锅店里的人，往汤料里放大麻根、罂粟秆一样。当年有人发现馅

    肉里有手指甲，告发了。公安局把开馆子的夫妻给逮了，馆子给抄了闭

    了，好多年，店才重新开张，归了街道合作企业。

    “街上老太婆瞎嚼嘴。”父亲说。

    “那阵子肉多稀罕，可水馆子的肉从哪儿搞来的？而且鲜得要命，比味精还鲜。说没证据，也有证据。”母亲说和她在一起抬了一两年石

    头的联手，联手三岁的娃娃也是那阵子失踪，连个影也找不到。联手最

    先一说起泪就吧嗒吧嗒地掉，后来不哭了，就跳进中学街操场坝那口古

    井。尸体烂在井里发臭才被发现。那口井也就封盖起来。母亲说这个联

    手最好，在一起抬杠子，从不把绳子往母亲那头移。

    “你小声点行不行？”父亲正色道，“六六买的包子，她都舍不得

    吃，你不吃就算了，让她也不敢吃，还尽扯些无根无据的事做啥

    子？”父亲跨出门槛，到堂屋去了。

    母亲的声音一下子提高了：“小声点，小声点，犯得着吗？反正我

    老了，不怕。”房间里没有父亲，母亲的声音降了下来。

    我盯着柜上装有包子的土碗，那饥饿年代的传说，在我出生之前，我用不着害怕，但我的生日就变得没意思极了。我从母亲旁边擦身走

    过，拉开五屉柜左边第一个抽屉。

    “你在找啥子？”母亲注意到我毛手毛脚。

    “信。”我手不停，翻检针线盒、剪刀、纽扣、梳子，恨不得把整个

    抽屉端出来，倒在地上翻个通快。“大姐的信呢？”我问。母亲说不在那里。她扳起枕头摸摸，一支小巧的口琴从枕头里滑

    出。我伸手去拿，母亲一把挡开，样子不是很凶，却有点出乎我意外。

    母亲怎会有这东西？看上去是什么心肝宝贝似的，而且她犯不着对我如

    此。我从小没有玩过任何乐器，不管哪件乐器都不会，玩具，也只玩过

    一个母亲手做的布娃娃。

    “哦，我忘了，肯定早晨洗衣服给洗掉了。”

    母亲说，她好像在掩盖什么事。我想她是故意的，并且不让我看大

    姐的信。大姐一定告诉母亲一些事，母亲生气，当即就把信撕了。

    “我不相信。”我说。

    “你今天吃了火药，老跟我顶嘴？”

    “大姐已经回来了，今天早上有人看见的。”

    “看见就看见的，她爱回哪回哪去，只要别迈进我这个门槛，我就

    谢天谢地了。”母亲的脸垮下来，一听说大姐回来，母亲全没了平日盼

    望的劲。

    母亲又开始骂大姐是个惹事祸害虫，不争气，从不听她的话。跳

    楼、退学、嫁人，哪一样事大姐问过她？要不也不会落到今天这

    步。“六六，”母亲看着我，“你小小年纪也不听妈的。”

    我说，“我哪点不听你的？我已经不是一个小孩，起码，我连选举

    权被选举权都有了。”这话丝毫没能达到提示母亲今天是我生日的目

    的，反而使她情绪更坏。

    “哟，还知道选举权？”母亲用嘲笑的腔调说，“谁要我就给他，哪

    年选举不是服从规定就一个格子画圈？教训我们：字都认不得，还要民

    主？”

    我几乎要叫起来，妈妈，今天是我生日，你怎么会记不得？

    潜意识中，我已经感觉到了这个生日不是一串数字中的一个，而是

    一溜儿不准逆转的念珠中最特殊的一个，数过去，就会触到许多不可知

    的禁忌。我本能地恐慌起来，想哀求母亲抓紧我。这根维系着我和命运

    之间的绳子，是个定时炸弹的导火线，在一点点闪出幽蓝的火花，我感觉我已经准备跨出这一步，今天，就在这刻，我必须向母亲点明。

    我走到门槛边，身体靠住木门。木门在半闭半合中承受我身体的重

    量，悠慢地吱咯响。我索性把门关严，我内心怕得要命，费了好大劲才

    稳住自己。然后，直撞进题目中去：

    “你女儿即使被人划了脸盘子、镪水泼毁了容、强奸杀死了，你也

    不会哭第二声。”

    “啥子意思？”母亲厉声问。

    “有个男的总跟着我。”

    母亲忽地一下站起，走过来，她用手摸我额头上沁出的汗珠，“有

    这种事？”她盯着我的眼睛。

    我故意扭过脸去说：“我在撒谎，你就这样想好了。”

    “我就晓得你这个人。你不搞得我不舒服，就要搞得自己不舒

    服。”她嘴里这么说着，眼睛还是没离开我身上，忽然她推开我，拉开

    门冲了出去。

    大约十来分钟，母亲回来了，喘着气，对坐在桌旁的我说：“我就

    晓得你在撒谎，啥子人也没有嘛。”她喘定了气，接着问：“这男的像啥

    样子？有多久了？你啷个不早给妈说？”

    看到母亲是真着急了，我也害怕起来：“好久了……不止一次。”

    我说那跟踪我的人既不是棒小青头，也不是涎脸涎皮的骚老头，是

    比这两种人都还危险的一个中年人。我没正正面面看清过，要看清了，也不值得给你说了。我最后一句话，是有意气母亲的。

    “啪”的一声，母亲把房间里的电灯关了，火气旺旺地吼道：“去，去，滚到阁楼上去。”

    我一步跨出房间，把房门摔上。

    我在堂屋站了一会儿，憋着气上了阁楼。2

    想着母亲一个人坐在黯淡的楼下屋子里，我拿着书本，一个字也看

    不进去，不知她心里在翻腾着什么。我伸过手去按单放机的键，它像一

    个小搓衣板，是四姐和德华几个月省吃俭用买的最便宜货。我们走路都

    异常小心，怕碰翻桌子摔坏了这个全家共享的宝物。

    “人生难得几回醉，不欢更何待？来，来，来，喝完了这杯再说

    吧，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

    这首半个世纪前在这座山城被唱得烂熟俗气的歌，有三十年之久是

    绝对黄色的禁歌，直到这一二年才从革命歌曲的重围中又冒了出来，带

    着古怪的诱惑味。以前听，多少能使心绪改变些，但这个下午一两点

    钟，却让我更加焦灼不安，在阁楼里坐也不是站也不是。长这么大，我

    是头一回如此牵挂着母亲，于是我关掉音乐，下了楼。

    母亲不在屋子里。奇怪，她上哪儿了呢？

    父亲正蹲在院外空坝上，满手黑乎乎，捏打着煤渣饼团。

    父亲若不是特别需要，谁去主动打帮手，他会不高兴。母亲相反，她经常故意不叫，考验我们做儿女的，谁最勤快，谁最与她贴心。

    院里院外都没母亲的影，找不到她，我回到堂屋，在门槛前愣着，有人在我身后叫：

    “六六。”

    我顺声回头，是大姐，她手扶我家的门。

    我早上遇到的老太太说的事是真的，大姐真是回重庆来了。我这么

    一走神，就听见大姐不耐烦地喊：“六六，你耳朵聋了？”

    3

    大姐用水洗过脸，“啷个家里一个人也没有？”她边问，边拉开五屉

    柜抽屉，取出一把断了齿的木梳，又找到四姐用的一个小圆镜。她吹了

    吹上面的灰，对着小镜子梳一头乱糟糟刚烫过的头发。我半年多未看到她，她没大变化，脸圆了一点，身子丰腴了一些，眼珠比以前更灵动跳跃。

    “爸爸不在家吗，我不在家，怎么说没人？”

    “哟，说不得了，”大姐脸上有了笑容，“幺妹，你书比我读得多。”

    我忘了母亲不愿拿给我看她的信。我的心思不在上面。“我没一样

    事顺心。”大姐说着，接下来必定又是她那套离婚经，该怎么办？

    我赶紧接过她的话，说：我知道你早就回来了，何必搞得怪里怪气

    的？

    她笑着说，她就是不先回这个家。她到以前一起下乡的朋友家去串

    门，就是要让母亲晓得了不舒服。她突然想起什么似的，“哦，妈呢？

    啷个不见她？”

    她的问题正是我的问题。我说中午母亲还在，后来我下楼母亲就不

    知到哪儿去了。

    大姐酸溜溜地说：“不管妈，妈准是过江去城中心看二姐，妈心疼

    二姐，心里没有我们这几个儿女。”

    二姐运气比我们哪个都好，读的师范，1969年上山下乡，师范学校

    的学生可以不去，免了受当知青的罪。分配时两个有门路的人互斗，僵

    持不下，让她这种本应分到乡村小学的人拾了个便宜，分到城中心的小

    学，摇身一变成了城中心人。生了个儿子，又生个儿子，丈夫对她也

    好。

    “饿死了!饿死了!”大姐像带股气似的叫，翻锅碗，打开碗柜，发

    现两个肉包，一手一个，吃将起来。“好吃，真好吃。”她不到一分钟就

    吃完，用手帕擦手。

    “幺妹，”大姐突然问，“你啷个脸色死人一张，难看得很。”昏黄的

    灯光下每张脸都一个颜色。毕竟是我大姐，许久不见，照样能感觉出

    来。“是不是我一个人把包子吃了，我以为是剩的呢。”

    “你真会说话，肉包子会剩？”我说完这话就一声不吭了。父亲和我

    舍不得吃，母亲和我还为这包子吵了一架。大姐在家里虽排行老大，却像最小。母亲说她比家里哪个孩子都会来事，发“人来疯”，一点不懂

    事。

    大姐可能是对的，母亲到二姐那儿去了。二姐性格温柔，做家里事

    做教师都细心认真，对母亲算得上孝顺，即使和母亲扯皮，也是气在心

    头，不会像我们这三个姐妹那么顶嘴对吵。二姐已经不住在家里，她不

    时过来看父母，母亲有时也过江去看她。今天，母亲不留在家里，就是

    有意冷淡我。

    “今天，是我的生日。”我朝大姐声音很高地喊道。本来这句话是准

    备对母亲嚷出来的。“妈妈都忘了，她从来都是故意的!”

    “哎呀，怎个不早说？”大姐最会装巧卖乖，“幺妹，你该早点说

    嘛。这包子肯定是你过生日的。”她不笨，甚至给母亲说起好话来，“妈

    不是忘了，不准那么想。妈可能记错日子了，嗯，她记旧历。”

    “不管旧历新历，她就是故意忘的。”我嘴上这么说，心里想你们记

    得也会一样待我。生日不生日，反正我无所谓，像母亲说的，让我活着

    就不错了。

    “大姐给你赔小心。来，我给你梳个头发，换一种扎法。你看我的

    头烫得还行吧，不像街上那些小卷卷刨花头，也不像那种小县份土里土

    气的。跟你说吧，是大姐我自己烫的。”

    她不管我同意不，就关掉灯，把我拉到堂屋，让我坐在一个小板凳

    上。堂屋光线好多了。对门邻居程光头的老母亲坐在她家门前，背靠

    墙，眼睛眯着。

    “大姑娘了，要爱漂亮。来，头仰起，梳个独辫子，两边乱发往后

    拢，让头颈和耳朵露出，让你左脸边的痣现出来。脸上有颗痣，吉星高

    照，厄运全消，不会像你大姐这么命苦。”

    她从我身后走到我面前，看看，让我坐着不要动。

    一分钟左右，她从屋里回到堂屋，把我长短不一的刘海梳了梳，剪

    齐，又把小圆镜递过来。我朝自己举起镜子，站了起来。镜子里我的辫

    子已变成一根，这么一来，真有不少变化。我注意到，因为发式改变，脸颊和脖子显了出来，我第一次喜欢起自己的模样，高兴起来。但我不想让大姐得意，脸上表情平淡。

    “啷个样嘛？喜欢不喜欢，吭一声。”大姐这天也一反常态，我越不

    理她，她越要讨我个好。

    “黄皮瘦脸一张，再打扮也是个丑样，一看就是受你欺负的。”我把

    镜子还给她。

    “好，好，幺妹，今天你生日，几岁了？”

    “62年生的，几岁嘛？”

    “十八岁，我的老天爷!我还以为你只有十五六岁呢。幺妹，今天

    是你生日，大姐也不知道，知道就会给你带个礼物。”

    我鼻子里哼了声，心里还是有些热，礼物她是不会送的，能这么

    说，就跟别人不一样了。

    “十八岁嘛，算一个大生日。这样，你今天要我为你做啥子事，大

    姐都愿意。”她说得真切，很诚恳。

    “此话当真？”

    “当真。我要骗人，可以骗的多着呢，还会骗自家幺妹？”

    我想了想，说：“大姐，我要你陪我到江边走走。”

    她笑了：“你那么一本正经，我还以为是啥子了不得的事呢。没问

    题，我陪你去。”

    4

    我俩出了院子，下着石阶，往江边走。

    我必须弄清，或至少明白一点点从小就盘绕在心头众多的谜团和阴

    影。所有的人都或多或少地知道一些什么，但都不肯告诉我，他们在有

    意组成一个巨大的阴谋，我就这么被框定在沉默之中。也许人人都落在

    别人“不言”的囚笼里，别人不说的正是我急切想知道的真相。不行，我

    决定把一切抛开，高考复习这种所谓的第一大事也搁在一旁，得问个明白，不然，我就活得太不清楚了——这么十几年!

    我庆幸自己还未完全丧失看人的本能：我生日这天大姐回家，我就

    逮住了她，认准了她。她比我大十六岁，生在我前头十六年，对我负有

    推卸不掉的责任，肯定有些事与她有关。是命运让她偏偏在这个时候回

    来，解答我的疑问。

    大姐是唯一不与家里其他妹妹弟弟抱团结伙的人。她和母亲不停息

    地吵闹，吵得最厉害时，眼里充满了怨恨，或许这是因为她在众多兄妹

    中独享宠爱，才会如此撒娇。1969年毛泽东将闹遍天下革命的红卫兵，解散到农村边疆广阔自由的天地去，而大姐早在1964年就响应号召下

    乡，她是全国第一拨下农村的知识青年，比别人多受了好些年的苦。在

    农村待了九年才到四川边界一个山区的煤矿当工人。

    她在十八岁卫校快毕业的一刻，与一个男生在校外散步。团支部书

    记批评了她，学校纪律不允许谈恋爱。她说耍男朋友又怎么样？大吵之

    中，两个人同时动了手。她一人受到处罚，不让她参加元旦表演节目。

    她气得说跳就从两层楼高的地方跳下，腿骨折，进了医院，被记过，因

    此“历史有污点”。她不愿写检查，却直接去找校长。校长不主持个理，她将学生证朝校长当头丢去，退了学回家。

    街道办事处的干部动员她说：“长江三峡美如神话，巫山河里的鱼

    像桶那么粗，煤用手帕包都不会黑。那是个好地方啊!”她相信了，偷

    了家里的户口本，注销了城市户口，她想与惩罚她的同学老师比比哪个

    最革命？

    父亲说他走船去过巫山，那里的情况完全不是干部们说的那么一回

    事，苦得很，父亲不准她去。要她去派出所把户口重新上回去，她骂父

    亲在造谣，是反革命。父亲哭了。母亲哭着去街道办事处求情，被狠批

    了一顿，说你反对女儿去农村，就是破坏上山下乡运动，你应该晓得担

    当啥子罪名，走遍全国，也没有人敢给她把已经下掉的城市户口上回

    去。母亲被吓坏了，眼睁睁看着她笑嘻嘻地走了。

    同学笑她是傻瓜，母亲骂她无法无天。

    而我总怀疑大姐有什么理由，急于离开这个家，她不想属于这里。她见到我话特别多，话里有话，真真假假，像逗我似的，从小如

    此。有时，她脸上表情丰富到夸张的地步。如果不这样，当她在江边洗

    衣服，浓密的黑发盘上高高的额头，看上去她还真漂亮，不止一人说过

    她的眉和嘴像年轻时的母亲。她的面相，还有高挑丰腴的身材，不同于

    家里其他姐妹兄弟。重庆女人小巧玲珑，秀丽，沾了重庆山水雨雾地

    气，性格阴柔。我大姐性格却像男子，刚烈而火暴，敢动嘴，也敢动

    手，甚至用刀卡住第一个前夫的脖子，逼他签字同意离婚。

    她做什么事都不想，先做了再说，做糟了，不屑于收拾，让别人去

    着急。她在乡下时，巫山县城一个算命八字先生说她命带血腥气，走盘

    陀运，吉凶难卜，四十岁左右若能躲过一次大劫，才可血顺气返归正

    路。

    “说不信命还是得信，我四十岁左右肯定要出事，还是老实点过

    吧!”这是大姐几年来老挂在嘴边的话。

    不过今天她的话不一样，她比我落后几级石阶，朗声骂道：“我今

    年满三十四，按那老该死的算命先生说的，我只有几年可活，干吗小小

    心心做人？我就要看到底会发生什么!”

    我转过身，盯着大姐，劈头盖脸就说：

    “你们有事瞒着我!大姐，你得告诉我!”

    她没听到似的，急急往下走。我跟着她，不肯落下一步。没有房屋

    和树遮挡的江面，有两个人在游泳。嘉陵江水较清，与浓黄的长江水在

    朝天门汇合，中间像有条弯扭的线分开两江水，在我们这山坡前，就全

    是长江的浓黄湍急了。我又重复了一句。

    “告诉你啥子？”大姐不当一回事地说。

    “你刚才可许过愿的，说今天是我生日，你啥子事都愿为我做!”

    大姐朝我的背就是一下，问：“你今天是怎么啦？”她的手真重，我

    忍住了痛，没说话，等她说话。她嘻里哈哈一阵笑，“我许了愿，就当

    然照办。但你太正儿八经了，好说好商量。我好不容易回来一趟，你和

    我就这样走走，看看船，望望风景不好吗？如果你愿意，我就陪你过江

    去城里玩，看场电影。”“我是认真的，你得告诉我!”我不理她的茬儿，同时，我感到绝

    望。江上一声高于一声的汽笛相互交错，聚集在我眼前的空中。不只是

    这个下午，但就这个下午，我的感觉是如此强烈。在我听来，每艘船的

    汽笛都是不一样的，仿佛上面附有一个受伤的灵魂，在诉说自己的命

    运，令我不寒而栗。于是，我冲着大姐喊叫起来：

    “你是知道的，对不对？你们一直都不想让我知道一丁点，你们一

    直都在骗我。不管怎么样，大姐，你得告诉我!”

    大姐无动于衷笑眯眯看着我。我的喊叫变成了哀求，声音低得只有

    我和她两人听得见。

    大姐收起笑容，说：“好吧，你想知道什么？”

    “到底为什么父亲会视力如此衰退，在我生下后，就不得不提前病

    休回家？我决不相信那种说法。”

    大姐问我，哪种说法？

    我说，父亲单位劳资科说是“梅毒后遗症”，还有院子里的人也含沙

    射影地骂过。

    “哪个杂皮、梭叶子、烂娼妇敢乱说!”大姐吼了起来。

    我赶紧掩住她的嘴，我们离住房区并不太远，她这样大声嚷，会有

    人听见。大姐狠骂着，转头奔下又湿又滑的石阶小道，道旁的垃圾臭得

    熏人，鼻子难受。她忽然闪进一个暗黑的山岩洼口，扑地跪下，朝石壁

    磕头。

    “你也来给菩萨磕三个头!”她吼我。

    “这是什么菩萨？”我犹犹豫豫走进黑暗中。

    “江边白衣观音，”她说，“‘文化大革命’中砸烂，你没见过。最近刚

    由行佛事的善人修起来。快让观音保佑全家。”

    难得大姐提到全家福佑，我只好朝幽暗的石壁拜了几拜。大姐又摸

    到潮湿的石壁下，捧了一掌水，低头喝了下去。她让我去喝。我想起我

    们院子墙后从坡上无数家流下来腥臭的阳沟水，连声说“不”。大姐弯下身，又捧了一掌，送到我嘴边，水从她手指缝里一滴一滴地漏着。“菩

    萨水，香的，治百病。”她认真而强硬地说。

    我只得张开嘴，顺从地喝下去，果真是清凉的泉水。“好了，”我

    说，“大姐，你也弯酸磨蹭够了，现在该可以开始说了吧？”

    “说什么？”大姐却反问我。

    倒给她问准了。我想知道什么？我想知道一切，但我怎么知道大姐

    知道什么？

    等了一会儿，大姐说：“好吧，我讲给你听，关于我的身世，我只

    知道我的身世，其他事我可不知道。你还得答应我，保守我的秘密。”

    我们在礁石边坐下，面朝着翻卷出一片旋涡的急湍江水。第六章

    1

    母亲是乘船到重庆来的，大姐说，她是逃婚，她是个乡下逃婚出来

    的女子，溜进这个巨大的城市，想叫家人再也找不到。

    那天雾浓浓稠稠，一片片的，像破烂的棉絮。“到重庆了!”有好些

    人站在船舷吼叫。

    从臭熏熏让人作呕挤嚷的底舱钻出来，母亲走上甲板，吸了一口江

    上的新鲜空气。岸上依山而建奇形怪状的房子，古城墙下石梯一坡接一

    坡。越离趸船近，越看得真切。码头上挤压着接客送客的人：男的西

    服、礼帽，女的旗袍、高跟皮鞋、烫发，手拿扁担绳子的脚夫，抬滑竿

    的，兜售叫卖的小贩，带枪的警察。这一切都太新奇了，她一时忘了为

    什么到这地方来。

    那是1943年，严冬尚未结束之时，雾很浓，雾却是安全的信号，狂

    轰滥炸的日本飞机，要到雾期结束的五月才会再次让这城市震动。这城

    市当时是国民党政府临时首府，抗战大后方，许多医院、大学、工厂、公司，包括牲畜也都迁移到此，依靠长江天然的河运交通，依靠四周层

    层叠叠山之屏障，这个又脏又潮的城市忽然一时成为中国的政治文化中

    心。

    几天前母亲从家里跳窗逃出，忍着腰痛，趁着拂晓雾霭笼罩，走山

    路，一刻不敢停，亲戚家没人会收留她。鸡叫了，天色变亮。跟上一伙

    上县城卖竹席的人，她手里只有从家中抱走的唯一陪嫁物：一床麻纱蚊

    帐——大片白色中飞有几只墨蓝的鸟。

    当晚，母亲随着十来个少女上了沿长江开上来的客轮。她们的家乡

    忠县不过是一个小码头。

    她们在铁板的底舱，大通铺。少女们和两个招工女贩子，挤着挨着

    睡在吵闹的底舱里。两个女贩子睡在最外边，怕这些少女进纱厂前出意

    外。听着江水拍打着船哗啦响的声音，少女们愁眉苦脸。轮船凄厉的一

    声长鸣离岸时，几乎所有的少女都哭了。但母亲没听见，她早就傻愣愣

    地睡着了，她睡得很幸福，像一辈子没睡过觉似的困，身体缩成一团，甚至都没有换个姿势，没翻个身。

    2

    母亲从纱厂下班后，看到的是一个并不可爱的城市。春天来临，离

    雾期结束还有一段平安日子。雾气慢悠悠地在这座城市飘移，在山脊线

    上结成浓云，山脊以北的上半城朦朦胧胧，山脊以南的下半城若有若

    无。街道凌乱狭小，弯曲起伏，贫民区的码头与沿江坡地区，吊脚楼一

    边靠道路一边靠崖，像一群攀附在山坡上的灰色蜥蜴。

    大姐说的事发生在三十七年前，但我并不陌生，这个城市的工人住

    宅区，半个世纪以来，恐怕没什么不同，今日的房子只比那时更挤。

    这座城市令人战栗，有股让人弄不清的困惑，时时隐含着危险和埋

    藏着什么秘密。重庆男人走到街上，无论他装束什么样，你都无法猜出

    他的身份。他可能是地痞，也可能是正人君子；可能是特务，也可能是

    顺民；可能是暴乱分子，也可能是秘密警察、袍哥、学者、赌徒、官

    员，或是戏子、二流子，或是扒手。重庆女人也一样，无法以她的打扮

    举止而定她是良家妇女，还是荡妇，野鸡。不管什么人，都有点潮湿湿

    的鬼祟气，也有点萎靡的颓丧感。

    时间很快到了1945年，虽然这时，几乎没有了人们熟悉的警报声和

    奔逃凄厉的尖叫声，人们也忘了抬头仰望天空，不再关心有否日本飞机

    的小黑点，防空洞开始门庭冷落，这个城市渐渐充满战争胜利的喜庆。

    巨大的历史转机，与这个年仅十八岁的做工妹本没有多大的相干。但命

    运却让她看到尚在田里耕作的父母兄弟、她同龄的乡村少女永远看不到

    的东西。

    大姐坐着的礁石面上有许多蜂窝似的蚀坑，她与我肩挨肩，说的事

    却离我越来越远。远程的大客轮驶近朝天门码头，拉响汽笛，听来像个

    廉价雇来的吹打队在奏丧曲。太阳退到对岸江北，一层淡淡的红晕浮于

    山头。江里零散的几个游泳者，顶着衣裤往自家岸边游。这个城市的历

    史太喧闹，传入我耳旁的声音极杂乱，单凭耳朵，很难一字不漏地听清大姐的话，我必须凭我的心去捕捉。

    那天上午走进位于沙坪坝地区601纱厂戴礼帽的男人，本来毫无兴

    趣看一眼养成工的宿舍。他只是走过门口，听见了一点奇怪的声音，探

    了一下头，他身后跟着跑的两个小打杂也忙不迭地站住。大棚式房子里

    两排草垫通铺，有股积久的汗臭。

    一个少女被捆绑在木桩上，发辫早已散开，有几绺飘拂在她的面

    颊。漏进棚的光线像故意落在她的身上，显得她皮肤健康细嫩，睫毛黑

    而长，嘴唇傲气地紧抿，在愤怒中潮湿红润。工头的皮鞭在挥舞，她挣

    扎着，有一股抗争到底的狂野劲儿。

    大姐坚持说，男人的这一伸头，是我们家的第一个命运决定关头，因为他马上被母亲的美貌勾掉了魂。母亲那天早晨的倔强，使那个袍哥

    头儿觉得有趣，竟然还有这么个乡下妹崽，不仅不顺从凌辱，被捆绑鞭

    打了还不愿服个软，也不愿说个求情话，让工头下不了台。工头正气得

    没办法，转身看见那男人，立即赔了笑脸来。袍哥里认辈分，这个戴礼

    帽的男人辈分高得多，问了两句，就走了进来。

    那时母亲抬起头，因为背光，走向她的男人又戴着帽子，来人的五

    官轮廓不分明，只觉得他个儿高，身子直直的。母亲顿时害怕起来，想

    这下自己真完了，她绝望地把眼睛掉到一边去。因为恐惧，她的脸通

    红，呼吸不均匀，成熟挺拔的胸部一起一伏。

    男人叫松绑。

    母亲这才正眼看清进来的是一个英俊的青年。他关切的眼神，一下

    子就触动了她的心。

    大姐生性浪漫，老是没命地爱上什么男人，我没法阻止她的讲述，也没本领重新转述她说的故事。我只能顺着大姐的描述，想象这场一见

    钟情中的逻辑：一个乡下姑娘，敢为贞操拼命，长相又俏，或许正是这

    个袍哥头心目中看家老婆的标准。他自己也是个从社会底层爬上来的帮

    会小头目，本能地不信任这个大城市里像苍蝇一样围着他转、赖在他床

    上的风骚女人。

    他看了看母亲，与工头咕哝了两句话，就匆匆走了。母亲那天被松了绑，躲过一难，又开始下班上班，很快忘了这件

    事，就像忘了她年轻的生命中已多次历经的危急。她节衣缩食，想积攒

    钱寄回家乡。两个月后，一天放工时，着工装的女工们正在过例行的搜

    身——厂里怕女工带走棉纱团、布片之类的东西——工头却满脸笑容走

    过来，请母亲到厂门外去。

    她出了大门，一下愣住了：一辆新崭崭的黄包车停在那里，每个金

    属部件都亮得晃眼，穿着整齐的车夫恭敬地等在一边。

    3

    那种时代，到那种餐馆的男客个个西装革履，头发胡子修剪得体；

    女客则一律高跟皮鞋，烫着和好莱坞电影里女演员一样波浪的发式，耳

    环、项链、别针、手镯，把自己披挂得锒铛作响。旗袍也都是锦缎，开

    衩到时风该露的顶端位置。

    大姐从小是个摆龙门阵的能手。和上辈人不同，她这一辈摆的已经

    是电影和小说。我那时才几岁，总是缩手缩脚在一个角落，张着嘴，不

    作声地听这些回城探亲时间过长的下乡知青聚着讲故事。他们坐在两张

    床和地板上，挤挤团团地嗑着瓜子。恐怖的山间鬼魂，国民党特务梅花

    党。有时是亲历的实事：知青间谈恋爱，与农民打群架，反抗乡村干部

    欺压动了刀子，最后被公安局枪毙。故事一个接一个，有时全室哄笑，有时唏嘘一片。

    母亲嫌我不做家务，老在阁楼下喊：“六六下来!”弄得大姐认为我

    讨嫌，也赶我走。我每每做完了事，就在阁楼门口蹲着听，以便再要做

    事时下楼快些。

    我不知道这段家史，有多少是大姐在过龙门阵瘾。说实话，大姐比

    我更适合当一个小说家。大姐没有受完足够的教育，她的黄金岁月都

    被“文革”耽误了。怎么追也追不回。有一次她对她过去的几个知哥知妹

    说，命运不帮忙，要是能让她做个作家，她的经历足够写成好多部精彩

    的小说。我一旁听着，替她抱屈，觉得她太可惜了。

    但是在这时，我很难把她勾勒的母亲那时的形象，与如今臂腿粗

    壮、身材上下一般大小、没好脾气、非常不女性化的母亲合成一体。

    我努力想象：母亲穿了她最喜欢的靛青色布旗袍，衬出苗条玲珑的身段，布鞋，没有一件装饰品，一头黑发光顺地往后梳成两条辫子，露

    出额头，就是剪成短发也行。但她的眼睛黑而清亮，和她的脸色一样羞

    涩，在她微微一笑时，既温柔又妩媚，的确很美。大姐是对的，母亲不

    可能没拥有过青春。

    坐在母亲对面的那个男子，更为神采飞扬。

    他，一身考究的白西服，头发看来是在理发店整治过的，体面，黑

    黝黝的头发，上了油，眼睛与眉毛有棱有角，长得比当今电影院门前广

    告上的明星还帅，不像三四十年代电影里的奶油小生，或戏台上的白面

    书生。八角灯笼光线柔和，桌上蓝花边盘碗勺碟，瓷面细腻，一式光洁

    透亮。星月上升到天空，山城万家灯火闪烁。母亲微微低垂脸，没吃

    菜，双手安静地放在膝上。

    他们在说什么呢？母亲竟然忘记了生平第一次穿罗戴绸进大饭馆的

    拘谨不安，聚精会神地听起那个男子讲他自己的身世。这个身世，是那

    个男子说给母亲听，母亲在不知什么时候说给大姐听，大姐在这一个晚

    上摆给我听。

    他说他老家在四川安岳，家贫，母亲给人洗衣做衣，父亲有力气，给人抬滑竿。母亲前后生了十一胎，只有第八胎和十一胎活下来。母亲

    给他取了个小名“长生娃”，想他顺当长大，盼长生平安；给弟弟取小

    名“火林娃”，算命先生说弟弟水气邪气重，求个吉利。

    1938年安岳害瘟疫，又天旱，他的父母先后不到一周得病去世。当

    时他十四岁，弟弟五岁，他们成了街上的叫花子。有一天，他跟前经过

    一队拉壮丁的人马，其中一人很像早些年远走他乡的舅爷。他跟上部

    队，做了当伙夫的舅爷的助手，这支川军杂牌部队兵员不够，也就不赶

    他走，反正他不拿饷。部队1942年入驻重庆时，他已成了宪兵队的小头

    目。抗战时期，重庆袍哥已近六七万人。川军里几乎全是哥老会袍哥，他在“礼”字位第五排，难怪工头见了他那副龟孙子相：“礼”字在底层社

    会影响大，职业袍哥结交有钱有势兄弟，摆设红宝，聚赌抽头，买卖烟

    土，开鸦片梭梭馆。

    母亲难以相信坐在面前的这个仪表堂堂的男子，曾经是个又脏又臭

    的叫花子。她的心慌乱起来，她水一样流逝的生命中，除了一位从未见

    过面但可给父母两担米的小丈夫，没有与任何男人联系在一起。逃婚对母亲来讲是难免的，是她骨子里刻着的叛逆性格。母亲的眼

    里盈满了泪，或许在这个青年男子叙述他的经历时，她就明白自己的一

    生，她未来的子女的一生，都不得安宁。

    锣鼓声、爆竹、游行的队伍，使整个山城彻夜不眠，好几个星期，都笼罩在八年抗战胜利巨大节日般的欢庆里。日本人投降，国民政府准

    备还都南京。重庆突然出现了权力真空。袍哥势力正在积聚，并更靠拢

    政府，政府也注重依靠地方势力巩固这个经营多年的后方。

    母亲和那个男子举行了婚礼，婚宴办了七十桌。母亲被牵来拜去，晕头转向。喜房红烛不是两支，而是两排，一直燃到天明。

    不久，母亲就怀孕了，于抗战胜利第二年生下一个女儿。

    大姐说，那就是她，她是流氓恶霸头子和逃婚不孝妇的女儿，“反

    革命”子女。

    4

    原来大姐另有一个父亲，她跟我们兄弟姐妹不一样。说出来了，她

    似乎挺得意扬扬：流氓头子也是好汉，我们的父亲却是个老实巴交的工

    人。我大吃一惊，对大姐不光彩的虚荣，很不以为然。

    跟所有人一样，我一上小学就得填无穷的表格，在籍贯一栏，填上

    父亲的家乡：浙江天台县。那是我眼前的长江，流过了千里万里，将汇

    入大海的地方。我从未去过，也听不懂那里的话。

    父亲的生日在中国正是“六一”儿童节，我从小就记得。父亲说话有

    很重的浙江口音，一说快，没人能听得懂。他讲得稍慢一点，我能半懂

    半猜，就给人当翻译。如果我讨厌这个人，就故意翻错。父亲白我一

    眼，忙不迭地给人解释说，他小女儿不懂，说错了，请原谅。

    冬天既潮湿又寒冷，家里没有燃料烤火取暖，有支气管炎哮喘病的

    父亲就容易发病，只能靠药物支撑。严重时，也不肯去医院住院。本来

    就瘦，一生病就瘦成一束枯枝。他个子本来不高，这时，就更缩了一

    截。他总是一个劲儿地挨，否认自己生病。发高烧时唯一的症状是一股

    劲念叨：“回家。”“让他回浙江!”家里姐姐哥哥异口同声说。

    “不行的，”母亲反对，“他哪是要回去？他要去死在那儿。”

    父亲和四川大部分下江人一样，由于抗战才来到重庆。十五岁时到

    县城跟人当学徒，先是倒屎倒尿，端茶递水，后来背弓弹棉花。他心灵

    手巧，帮师傅拉线铺棉絮，很快就学会了弹棉被整套手艺。1938年，他

    二十一岁那年国民党在天台县抽壮丁。乡里的保甲长收了贿，将别人的

    名字改成父亲的，他只得辞别家人，跟着部队到了重庆。部队就驻扎在

    南岸山上，他在通讯排，挂防空袭讯号。

    1943年春天，正是母亲从家乡忠县逃婚前往重庆的日子，父亲所在

    的部队开拔另一城市守防。路上，父亲肚子痛绞得厉害，躲进树丛解决

    问题。等他钻出树丛，部队已成小芝麻点在另一座山的道上，举着火把

    赶夜路。他当机立断，朝相反方向走。准确地说，父亲是一名国民党的

    逃兵。逃兵是要被国民党枪毙的，但解放后共产党也不喜欢他这段历

    史。当时，幸好无人注意，或许以为他生急病死在行军路上。战乱之

    年，谁去调查一个士兵的真死假活？他回到重庆，在招商局的船舶队当

    了一名水手。

    按照大姐的说法，父亲一生之中真正有胆有识的唯一一件事，是

    1947年那个春天与母亲的结合。为了与我的父亲相遇，母亲需再次出

    走，得再次逃离自己的家，才能完成她遇见父亲的弯曲的路径。这四年

    中，父亲已在这个仍然是陌生、却强要他留一辈子的城市做水手，他得

    等候一个自甘落难的四川女子，这是命定的。

    大姐站了起来，我也站了起来。夜使两江三岸变得美丽了一些，一

    轮淡淡的月亮升起在天空。行驶的船打着一束束白光，洒在江水波浪的

    一片黑色上，那山上江里的小灯，像一只只温柔的眼睛，忽近忽远地闪

    烁。山坡上有人在吹口琴，被风一阵阵带来，我第一次觉得口琴声是这

    么好听。

    大姐嘲讽地笑了：“我妈也真傻里巴叽的，争啥硬气，非要走，那

    个倔强劲，倒真是像我。我生父，那个混账男人，”大姐说了下去，“那

    混账男人不仅常常通夜不归，后来还带了摩登女人回家。母亲独自垂

    泪，他看见母亲哭，就动手打，一边打一边还骂：养不出个儿子的女

    人，还有脸!我早晚得娶个小。”母亲受不了，一气之下一手抱女儿，一手拎包袱，就逃回了家乡忠

    县。家乡待不住，按照家乡祠堂规矩，已婚私自离家的女人要遭沉潭。

    母亲在家里躲了三天就返回了重庆。那男人登报找，还布置手下弟兄

    找，没有下落。

    5

    父亲在嘉陵江边，一片吊脚楼前的石阶上，看见一个年轻的女人，背上背着一个刚生下只有几个月的婴儿，在洗一大堆男人衣服。那些都

    是男船员们浸满汗臭的衣服袜子。她洗衣服动作麻利，专心致志。洗衣

    妇个个都是疯言疯语，笑骂不断，否则就接不到足够的活儿养活自己。

    她站起身，虽然背上有个婴儿，但遮不住诱人的身材。

    她的脸转过来，头抬了起来。他入神地看着，不转眼。他以为她在

    朝他看，但他错了，她不过是为了舒舒腰，马上就背过身，蹲在地上洗

    衣。早春二月，江水异常清澈，但冰冷、刺骨，她的手指冻得通红，袖

    口挽得极高，头发梳了个髻，不知是怎么梳的，竟没有一绺头发垂挂下

    来，耳朵、脖颈和手腕没一件饰物，整个人干干净净，清清爽爽。如果

    不是背上那个不哭不闹的婴儿，带来了一点真实感，他真以为这个女人

    是从另一个他所不知的世界而来。

    沿江一带山坡上的吊脚楼，大都住着与江水有关的人：水手、挑

    夫、小贩、妓女、逃犯，人来人去如流水，租金也比城里便宜得多。那

    个女人住在一间吊脚楼里，除了洗衣，也接补补缝缝的针线活儿做。不

    提她的模样，就凭她自个儿养活自己和孩子的勤俭能干，理应是船员追

    逐的对象，可是没有任何人去惹她，她似乎也安于清闲，谨谨慎慎地度

    着日子。

    干水上活这行当的人，哪个码头没个相好。男人们怎会有意躲着这

    个女人呢？

    有明事的人点拨他：我看你八成给那个女人迷住了，跟每个见到她

    的男人一样。这是城里一个袍哥头子的老婆，从家里跑出来的。离远

    点，别提着脑袋瓜儿耍女人。

    1947年初春，对父亲一生来讲，是个特殊的分界线。他本对机械和

    器材有着天生的兴趣，几年来背熟了水道情势，加上好学多问，没多久

    就学会了驾驶。主流支流，下水上水，就这个蹲在江边背着婴儿在一心一意洗衣服的女子，总晃荡在眼前，忘也忘不了。当她又像第一次朝他

    这个方向站起来，为了舒动酸痛的腰、腿和手臂时，他看见了她的全

    部：善良、孤零，浑身上下的倔强劲，她就那么站在他面前了。

    他把衣服送给女人洗，每次给的钱比别人多。不等女人目光示意他

    走，他便告辞，头也不回一个。

    “你看你衣服还是干净的，用不着洗嘛。”女人开口了，声音很轻。

    他不好意思了，脸红红地愣在门边。他实在是送衣服送得太勤了。

    女人没背婴儿，婴儿正睡熟在床上，女人的身子灵巧地一转，递出

    一个木凳，让他在门口坐。

    6

    袍哥头四处找我母亲，登报，派手下人专门到母亲家乡忠县寻找，都没有下落，一气之下返回自己家乡安岳，挑了个正在读中学的姑娘。

    匆匆办完喜事，安了一个家，自己一人回了重庆。他是地头蛇，竟然找

    不到母亲，就断定母亲已远走他乡。岂不知是身边一个舞女在捣鬼，她

    买通他手下人，不让他知道我母亲的下落。母亲在江边洗衣服时，曾瞥

    见过一个浓妆艳丽的女人，母亲没有在意。1947年春天，抗战胜利的喧

    嚣早已被内战的炮声取代。地方军阀与各帮会宗教组织忙于扩大势力抢

    地盘，市面上各种谣言纷传，人心浮动。袍哥头没心思管弃家出走的妻

    子女儿。当然，如果是个儿子，情形就不一样了。

    父亲言少语拙，他只能靠行动，让母亲相信他的真心诚意，下定决

    心请求母亲与他生活在一起。他不像其他垂涎母亲的男人，他不怕杀人

    如家常便饭的袍哥头。不过也可能父亲是个外乡人，不太相信四川黑社

    会的厉害。不管怎么说，这就是目前这个家庭的正式由来。

    大姐说到这一段时，三言两语打发过去，我几次回到这个题目上

    来，她几次虚虚地迈过去。我知道她不是对父母结合不满——正是靠了

    这个婚姻，她才活了下来——而是觉得这种贫贱夫妻的事太实际，不浪

    漫。我找到过父亲陪母亲到城中心照相馆拍的一张照片，母亲梳着流行

    发式，穿了她最好的衣服，折价买的一件白底白花绸旗袍。日本投降

    时，急着赶回南京上海的富贵人家，带不走的家当，就便宜卖了，那时

    有好几条街有人专收专售。父亲不在照片上，母亲抱了大姐，端坐于一个花台边。照片上的小白花的粉红，是后来大姐加上的颜色，给平淡的

    黑白照片添了点儿韵致，照片上的人在框起来的尺寸里，眉眼很沉静，甚至有点儿忧郁，看不出她内心痛苦还是快乐。这是我能追溯到的母亲

    最美的形象。

    7

    家里有门亲戚，我们叫他力光幺爸，但不和父亲一个姓，我从来没

    问，也没想过，以为是家里认的干亲。他一来，就是母亲不在家，也与

    父亲关起房门，说话声低得听不见。看来他就是袍哥头的弟弟，大姐说

    的小名火林娃的人，大约“文革”开始，他就很少来我们家，以后也就没

    见到过了。这也许和大姐说的与“反革命”几个字有关，彼此没联系，也

    就减轻了祸事临头的担忧。

    力光幺爸的样子，我已忘掉。

    我只能在大姐身上，找寻那个她叫作生父的男人的形象。他不像一

    般重庆男人那么矮小，瘦弱，他喜欢穿长衫，戴帽子，是个风流情种，偶尔吃点小醋。朋友义气重，可以有难同当，有福共享。这么一个和母

    亲有紧密联系的人，一个我从未看见过的人，无论多么真实，对我而

    言，也只是影子一个。

    他曾被派去江北的兵工厂，捕捉在那儿半公开制造炸药的共产党，却一身是血败逃回家，母亲被吓坏了。为此，在袍哥中他没有得到提

    升，在家中发酒疯，砸坏结婚时客人送的所有的匾，用脚踩，狠抓自己

    的头发，母亲才明白这男人日子并不一味轻松。时局一天比一天紧张，街上巡警和便衣增多，半夜也会听到敲门声，清查共产党。他常常不在

    家，突然回家，也会突然就走掉。这样的日子，恐怕母亲离开时也没有

    多少留恋。

    大姐说，这个男人走到哪里身上都不必带钱，到哪里只要发一声

    话，就有小喽啰、小流氓跑前跑后，将钱递上。

    “流氓头子罢了，这有啥子值得说的？”我不以为然地说，“幸亏妈

    妈抱你出走，否则，解放了，你还会有好日子过？”我想杀杀大姐的傲

    气。现在我明白了，她为什么老抱怨这个家穷。

    “你说得有点道理，”大姐清清嗓子说，“哪条道，我都不会有好日子过。”

    共产党占领重庆前不久，一场大火在重庆上空腾起。火蔓延着，顺

    着夏季的江风沿山坡往上卷。临时板棚，吹到热风就着火。泊在河滩渡

    口的木船趸船也燃烧起来，平民百姓在火焰中奔逃。

    母亲抱着未满周岁的二姐，牵着三岁的大姐，尽量躲避着尚在冒余

    烟的房屋，沿江岸寻找父亲的船。到处都是烧伤呻吟的人，狂奔乱逃的

    人，不相识的人蓬头垢面、衣衫不整地聚在一起哭着。还有人在拾没烧

    坏的碗勺，也有人用木桶往已经烧得焦黑的柱梁上泼水。大人寻找孩

    子，孩子寻找大人，还有人飞跑过街狂呼亲人的名字。

    有个孕妇在翻找尸体，认自己的亲人。小孩烧死最多，身体缩成一

    小块炭。一个老头坐在石梯上，脸上黑乎乎的，傻掉了，他让三岁的孙

    子坐在木箱上，等他回去从火里抢东西，回来时箱子和孙子都不在了。

    火熄之后，一船又一船运载江里江边的死人，往下游江滩的大坑堆

    埋。朝天门码头中心一个大空坝，却在烧街上的尸体，架着柴泼着油

    烧，穿黑制服的警察站在一旁。死人的气味跟着滚滚浓烟，罩住了整座

    城市。

    母亲听到重庆饭店那头传来枪声，说是抓到了放火的人，毙掉了。

    是否真如街上传言，是国民党的消防队在水里掺了汽油，使火越燃越

    旺？还是共产党地下组织放的火，以增添老百姓对旧统治者彻底绝望？

    谁去弄清楚？这是个兵荒马乱、每天要死上千上万人的日子，重庆

    大火不过只是小灾小难。

    这场罕见的大火发生于1949年9月2日，它熄灭之后两个月，即1949

    年11月下旬，这座山城终于落入共产党军队合围之中，长江上船员大都

    弃船溜跑了，都知道在重庆这水道枢纽打仗时，船最惹祸。

    父亲舍不得船，哪怕是老板的船。十几个国民党士兵把一个个封得

    严密的军火木箱运上船。父亲在刺刀下被迫驾驶船，他只得用棉被裹住

    全身，仅露出眼睛和手。船上溯长江，从第一声枪炮响起，父亲就用他

    对航道水势熟悉的全部知识，大拐“之”字行进，躲避船外两岸飞来的炮

    弹。押船的一个军官大腿被子弹击中，倒在驾驶室昏了过去。受伤的士兵惨叫着，血溅到玻璃上，跳入江，有的士兵跌趴在船舷后。父亲的棉

    被上，血在一摊一摊漫开，船上的军火随时都可能爆炸，但是父亲却奇

    迹般地冲到了目的地。

    当官的掏出两块大洋赏给父亲，算是租船的钱。然后，用手枪指着

    父亲说：“我们要沉船!”他跳到岸上，给士兵下任务。

    父亲的胆子已掉光了，但是他把船开来本是为了救船。他当没听见

    一样，便将船掉头往回开。在船离朝天门两里路远时，炮火过于猛烈。

    他怕船被打沉，便将船开向黄沙溪的河滩搁浅，想保住船。

    那天，这个古怪多劫的城市已经很寒冷了，人们皆在抢购粮食或逃

    离战区。母亲又有了身孕，在通向江北桂花街的石阶上，她拎着一麻袋

    干胡豆，抱着二姐，让三岁的大姐自己走。江面炮火不断，风把树刮得

    弯到地面，把硝烟刮进深蓝色的雾中。母亲跨进房门，血从她的身体里

    流出，顺着大腿冰凉地滴。

    她小产了。房东太太从门口路过，说掉出的肉团若是一个瓣儿，就

    是一个儿子没了，若是有两个瓣儿，就是个女儿。她边说边用涮马桶的

    竹棍去戳看，连连叫道：“是儿娃子，是个儿娃子呀!”

    听着房东太太离去的脚步声，躺在床上的母亲绝望了，她认定父亲

    肯定死在运军火的途中，尸体随着船的残骸在长江里漂走。

    可是父亲从炮弹乱飞的江上回来了，脸被烟火熏抹得只剩两个眼珠

    子在动，吓得两个女儿哭了起来。母亲一把紧紧抱住从死神那儿挣脱掉

    的父亲。

    三天后，要父亲去运军火的部队，被包围重庆的解放军部队歼灭，被捕的军官说出了那艘船，他对那个不怕死的年轻船长印象太深，但忘

    了说那两块大洋。

    清算的镇反、肃反运动，父亲交代不清，运军火的事，他写的检查

    详详细细，也忘了交代那两块大洋。父亲得救于他的一技之长，凭着他

    对长江航运的了解和熟悉，被共产党新政权留用了。长江上游金沙江一

    段，水流急，暗礁多，航标灯少，稍不留心，就会船翻人亡。父亲被派

    去，算是对他优待处置。夜航加班次数太多，加班费不值几文，他的眼睛开始坏了。

    我很小时知道家里箱底有两块大洋。父母低低的声音争执得很厉

    害，不像院子里其他 ......